第1节：前言：崇祯自缢的历史追问(1)

分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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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节：前言：崇祯自缢的历史追问

　　公元1644年一个春日的拂晓，平时肃穆庄严的紫禁城一片混乱，一个中年人带领一名随从，走到城北的万岁山--即今天的景山，找了一棵树上吊自杀。留下一封遗书，上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这个人便是当时全球臣民最多的明帝国最高统治者--崇祯帝朱由检。一个庞大的帝国轰然坍塌了，太阳还会照常升起，照在筒子河上泛起粼粼金波。但这轮太阳再不属于大明，大明的时钟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停摆，皇帝的生命和属于他的皇历一起走入历史，供后人凭吊感叹。

　　崇祯帝自缢后三百六十年，中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景山公园整日熙熙攘攘，游人如织。网上有一篇文章《寻找崇祯上吊的那棵树》流传甚广。那棵树谁也找不到，包括得渔翁之利的满清皇帝，下诏将一棵槐树命名为"罪槐"，也只是一种统战艺术，崇祯究竟在哪棵树上吊这种纯学术问题，对于执政者来说，并不重要。当时北京城混乱如麻，从西北黄土高原打进城的农民军将士，是不会有史官意识的，他们七手八脚把一个看上去尊贵的尸体从树上解下，当时谁能明白自己看到了最重要的一幕历史现场？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曾经让他们在窑洞里只能想象的皇帝。等死尸的身份被证明后，谁还能说清楚哪棵树是崇祯了结生命之处？

　　寻找崇祯上吊的那棵树，实则是想追问促使天子上吊的原因，追问一个帝国崩溃的原因。

　　这种寻找持续了三百六十余年，直到今天还在继续。

　　崇祯为什么要去死，明朝为什么会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见解不一。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崇祯死时，心里充溢着对帝国诸臣的怨怒，他至死也不原谅自己的属下。他认为是那帮只拿钱不干事甚至坏事的文官们导致亡国。他的死，可视为殉国刚烈之举，又何尝不可以视为对众臣的极度失望而走上绝路，以死来反衬诸臣的猥琐卑劣。历代王朝，都有兴亡的过程，但国之将亡，君臣关系恶劣到崇祯朝这个地步，真是少见。

　　没一个文臣闻钟勤王，陪崇祯帝殉国的是一个太监，这是一种巧合，和明朝近三百年的政治基本格局有如暗契：皇帝和文臣彼此依靠而猜忌，皇帝最信任的还是自己的私人奴仆太监。

　　崇祯临死前还那样痛恨诸臣，有其个人性格原因，如刚愎自负、刻薄猜忌，但也至少能说明诸臣确有可恨之处。尽管崇祯自道的"朕非亡国之君"是推脱责任，但"臣乃亡国之臣"则不假。《明史》说崇祯帝"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也非过誉之词，这样一位自我要求严格的皇帝做了亡国之君，不但他自己想不通，后世许多人也想不通。

　　满清皇帝曾于顺治十四年谕示工部："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上加谥数字，以扬盛美。"据说顺治帝曾经亲自去祭崇祯的陵墓，并失声泣曰："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见李清《三垣笔记》）顺治此番作为，当然有安抚明朝遗民的人心之政治考量，但至少连昔日的敌手，也不承认崇祯是个混蛋皇帝应该亡国，而是对他予以理解之同情。

　　就是这样一个勤政的皇帝，和手下的臣子一起把帝国送上了末路，那么一定有很值得探讨的价值。

　　当我回顾明朝万历帝登基（1573年）到崇祯帝殉国（1644年）七十一年的历史，觉得有许多想不通的现象：一方面人才辈出，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科技等方面涌现了张居正、戚继光、海瑞、顾宪成、高攀龙、汤显祖、王世贞、李贽、袁宏道三兄弟、徐光启、宋应星、袁崇焕、刘宗周、黄宗羲等一大批士林精英，另一方面在危机当前，无人可用，朝廷被一帮城狐社鼠盘踞着。一方面江南等地莺歌燕舞，一派繁华景象，民间经济异常活跃；而另一方面西北农民因饥寒交迫揭竿而起，朝廷财政近于崩溃，无财力应付内忧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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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前言：崇祯自缢的历史追问(2)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表面上，明亡于诸病齐发的绝症。和满清的外战一败再败，辽东几乎全部沦为敌手；国内因为苛政而驱民为贼，越剿越多，流寇纵横全国；朝廷内诸臣各立门户，损公济私。这些急性病和慢性病、外伤和内疾一起发作，纵使华佗再世，也难妙手回春。诚如《明史》所说："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溃烂而莫可救"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笔者以为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支撑中华帝国的士人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政治困局，当时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都没法破解，即使是唐宗宋祖在世，也难力挽狂澜。

　　明之亡，有崇祯个人的原因，如性格猜忌苛刻，求治心太切，也有君臣否隔，满朝贪官、昏官太多的因素，但这些只是表面的原因，造成皇帝和文官集团彼此怨恨的根本原因，则是从唐以后，支撑中华帝国这间老房子的士人政治，其整体制度一步步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根本制度不改革，几乎无路可走，无论怎样的皇帝，都没办法起死回生。理解这点，我们或许能解开明末的许多疑点：为什么监察制度那样严密而明末的官吏贪腐让人瞠目结舌；为什么崇祯帝诛杀魏忠贤坐稳龙椅后，对太监乱政有足够的警惕，但最后又不得不依靠太监而疏离文臣。

　　抱着对明亡的种种思考，我尽量用简约的文字，将1573年至1644年这段晚明历史中一个个事关国家兴亡的故事和人物写出来，希望读者能比较轻松地读完这些文字后，对一个帝国从中兴到覆亡之路有个基本的了解，也能在读故事之余，对中国的王朝兴亡以及传统政治的困境有所思索。

　　但愿我的这些文字，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诚恳地希望方家指正，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之交这块土地上所发生天崩地解的变化。读史并思考历史，不仅仅是无聊而为之的事情。作为唯一文明史没有中断、几千年使用同一种文字记载历史的民族，历史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个富矿，值得珍惜和挖掘。

　　第一章 张居正的中兴

　　明帝国从万历元年（1573）到崇祯帝上吊的崇祯十七年（1644），短短的七十一年里，明朝从霞光满天的中兴，很快就走向了天崩地裂的覆亡。

　　由张居正主政而带来大明朝十年的黄金时期，开启于一场残酷的宫廷权力斗争。

　　张居正变法，这场后世看上去很美的历史事件，而在实际演进过程中，充满着密室阴谋、排斥异己、陷害政敌等等种种丑恶的东西，这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真实面目。因为在皇权政治的权力场中，道德是很苍白的，玩弄权术、掌握权力是一个政治家必修的功课，不如此所有济世救民的远大抱负只能是空中楼阁。

　　要以不光明的、甚至厚黑的手段，去建立光明的、伟大的事业，这是那个时代政治家的宿命，他们无可选择。

　　一个政治家要走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是多么的不容易。一般他要经过过关斩将、淘汰率极高的三级跳：府试加院试取得生员资格；乡试取得举人资格；再赴公车通过会试和殿试取得进士资格，这才算是"释褐"，脱掉平民的衣服换上官袍，开始在波涛汹涌、暗礁密布的宦海中沉浮，时时都可能触礁翻船，时时都可能被鲨鱼吃掉。熬到最后能够进入高层的，那都是些在官场这个八卦炉里修炼到极高段位的牛人。他们要学会等待、忍耐，学会伪装、掩饰，学会合纵连横，拉一派打一派；学会伺机出击，一剑封喉。

　　高拱是这样的高手。

　　张居正更是这样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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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两位铁腕宰相的PK(1)


　　两位铁腕宰相的PK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明史》说他"才略自许，负气凌人。"属于那种牛皮烘烘的人，做他的同僚或下属，基本上会觉得不太舒服。他是张居正的前辈，曾经他做国子监祭酒时（最高学府的校长，正四品），张居正在他手下做司业，隆庆帝还是裕王时，两人都是裕王府邸的讲官。应当是彼此熟悉，知根知底。

　　张居正，字叔大，湖北江陵人。《明史》说他"勇敢任事，豪杰自许"，和高拱一样属于那种敢为天下先、性格刚硬而才能出众的政治强人，然而他"然深沉有城府，莫能测也。"这点高拱所不能及，高手过招，一点差别就会决定胜负，高拱和张居正相比，落败就在他不够"深沉"的性格上。他自小便以神童著称，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此后在翰林院等地方坐了近二十年的冷板凳。直到嘉靖宾天，隆庆即位，为隆庆即位前充当过讲官的高拱、张居正等藩邸旧人，全部成为淮南鸡犬，跟着主人扶摇直上，进入权力核心层。顺理成章入阁，但高拱因资历排名在前面，是内阁首辅。

　　隆庆六年即1572年五月，正当盛年的隆庆帝一病不起，遽然崩架。继位的万历帝只是个虚岁十岁的小孩，先帝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旧臣做顾命大臣，一起辅佐小皇帝。受先帝顾命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也担负极大的责任。据有些史料记载，当时忝列三位大臣之后身受顾命的，还有从小照顾万历帝的"大伴"、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冯保。但这一说法，很多史家怀疑，认为是张居正和冯保合计弄出来的伪诏，尤其是当时的首辅高拱，认为国朝无内官顾命的先例，他和冯保早有过节。文渊阁大学士高仪，性格仁厚而本分，他是被高拱举荐入阁的，但秉承的是明哲保身之术。

　　如此局势很明朗，内阁中两大顾命大臣高拱、张居正好似火星碰地球，都是要自己说了算，不甘为人下的主，一山不容二虎，他们的冲突是必然的。在万历帝登基前，两人已有矛盾，高拱报复了张居正的恩师、致仕在家的前首辅徐阶，而且对张居正和大太监冯保关系亲密很是痛恨。

　　结交宫中太监，是明朝对大臣的一条禁令，皇帝担心内外大臣勾结，左右朝局。但官场上的事情，说归说，做归做，尤其在太监专权的明朝，没有内应，外廷大臣将举步维艰，因为大太监掌握有关皇帝的一切信息，他们和皇帝朝夕相处。万历帝的父亲隆庆刚当皇帝时，张居正早就看好照顾太子起居的冯保，百般结交，这个道理很简单，太子登基，陪伴他度过童年时代的太监一定会受到重用。而高拱正相反，他要千方百计遏制冯保的权势。--应当说，高拱这样做，更符合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教导，不许太监干政，是真正的为大明朝考虑。但当时，大明已建国两百余年，太监干政成为惯例，明智的选择应当是尊重现实。

　　隆庆帝在位时，冯保已经是宫内太监的二把手，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也就是说他掌握了令百官十分恐惧的特务机构--东厂，东厂是皇帝私人武装，可以不通过朝廷的司法机构--刑部，不受都察院和大理寺的监督，自行侦缉、逮捕、关押人犯，到后来都能左右审判了。恰逢宫内太监最高职位司礼监掌印太监空缺，冯保作为二把手，本可以顺理成章的升任，但高拱担心他难以控制，向皇帝推荐了另一位太监陈洪担任此职，而陈洪能力实在太差，不久罢职。高拱干脆将冯保得罪到底，又绕过冯保推荐了另一人孟冲，可想而知，冯保能不对高拱恨之入骨？

　　隆庆帝崩驾前，冯保走通了两宫太后的路子，让隆庆帝下诏驱逐掌印太监孟冲，以冯保代之。因此万历一登基，内阁两大臣高拱、张居正，加上内廷第一大太监冯保成为左右大明政局的三驾马车。三足鼎立犹如曹、孙、刘三股政治势力，高拱好比曹操，因为他是首辅，说话最有分量，而张居正和冯保好比刘备、孙权，和高拱没法单打独斗，但两人联合起来，力量的天平就向张、冯这边倾斜了。张居正早就和冯保暗通款曲，两人的联合几乎是水到渠成、一拍即合。

　　明朝在洪武帝朱元璋手里，已经废掉了宰相的设置，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学士只是备皇帝咨询的顾问人员。到了中后期，内阁权力越来越大，大学士成为了无名而有其实得宰相。

　　内阁学士最重要的权力就是票拟，即替皇帝起草有关军国大事的文书，无意外情况，大学士所拟票皇帝一般照准，因此等于最初的决策由内阁出；大学士所拟的票到了内宫，由皇帝身边的掌印太监批红，即替皇帝批准草案。这就相当于唐代的中书省草诏，门下省审核，没有手握批红太监的配合，内阁大学士很难有什么作为。因此与"外相"内阁大学士相对应，内廷司礼监掌印大太监被称为"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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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两位铁腕宰相的PK(2)


　　如果冯保这个大太监偏向于张居正，高拱必定势单。对这样的局势，高拱也早默察在心，隆庆帝病重时，双方已经暗中来个回合，相互侦查火力。首先是张居正的亲信唆使户科给事中曹仲平上疏弹劾高拱。给事中是监察六部九卿的，和监察十三行省、两都的御使合称"言官"，专门给官员找毛病的，这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制度设计，可到了明朝后期，一些言官基本上沦落成皇帝或者权臣的枪手，说让咬谁就咬谁，说咬几口就几口。曹给谏的上疏中列举高拱十大不忠。--"不忠"是帝制时代能给政敌扣上的最大帽子。可快死的隆庆帝不想自己见列祖列宗前朝局动荡，他还得让首辅高拱在非常时期稳定局势，所以他很生气，要求处罚这个乱咬的监察官员，张居正和冯保当然要保护为自己打头阵的先锋，便做了手脚把曹给谏调到京外，异地做官。

　　高拱也不示弱，你能找到言官当枪手，难道我就找不到？因为他知道关键时刻皇上离不开自己，一方面上疏要求退休，反守为攻；另一方面授意御史张集上疏攻击张居正和冯保，举太监赵高杀李斯，引来秦朝亡国之祸，嘉靖朝大奸臣严嵩勾结太监害死夏言等典故。拿历史说事，中国士人的传统，其所指者谁，昭然若揭。

　　扣帽子、抓辫子是那个时代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技艺之一，张居正何等聪明的人，一眼就看出这个典故的破绽，说这厮如何把圣上比喻成秦二世？--这一击简直无可抵抗，而冯保作内应，放出风来，说万岁爷爷因为被比喻成秦二世，非常生气。这一下，把上书的张集吓了个半死。

　　张居正的聪明就在于他并不想简单地报复，去处罚被高拱指使的抢手，而是吓唬攻击自己和冯保的言官，制造一种气氛，让人不给步张集的后尘。

　　这场风波过后，新皇帝登基，朝局基本稳定，高拱和张居正也到了摊牌的时候。高拱首先发起攻击，要求扩大内阁权力，削弱司礼监的作用，同时，和自己推荐的高仪商量，决定用"两高"同盟来和"张冯"同盟对阵，可高仪看出这场斗争的极大风险，不敢趟这池超级浑水，对高拱说，先生说的不错，所说的都是大丈夫该做的事情。但祸福难以预料，我固然不赞成先生这样做，但也不敢阻止先生。

　　高拱决定先下手为强，孤身出击，草拟一道奏折，建议采取五项措施，限制司礼监的权力，扩大内阁的权力，并且通报给张居正。--同是辅臣，这是必须的程序，抑制宦官是个政治正确的命题，张居正没理由反对，还当面夸赞高拱此举将建不世之功勋。可一转身，马上派人向冯保通风报信，商量对策。高拱的奏折递上去后，得到的回答是：照先朝的既定方针办，也就是委婉地否决高拱的建议。高拱不甘心，干脆图穷而匕首现，授意一帮言官，明确攻击冯保有"四逆六罪"、"三大奸"，要求将冯逮捕公审治罪。

　　到了这个份上，已是你死我活了，冯保必须反击，他向张居正讨主意，张居正说，咱们正好将计就计。

　　如何将计就计呢？高拱要求限制太监权力的上疏批回来了，上面写有"照旧制行"，高拱说，这样重要的批示为什么不让内阁拟稿？怎么让宦官草拟意见呢？送公文的太监说这是皇帝亲自批的。高拱说了句，哪有十岁的天子能裁决政事呢？

　　这句话出了大毛病了，冯保马上告诉皇帝。万历帝早慧，一听首辅大臣看不起自己，跑到两宫太后（嫡母和生母）那里哭诉，太后也觉得高拱太放肆了，是犯上欺君。高拱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不久，宫中传出命令，说皇帝召内阁、六部、五府（即掌管军队的五都督府）进去听旨。将文武大臣都集中起来宣布旨意，肯定是非同寻常的军国大事。高拱听说后，高兴坏了，以为是要驱逐冯保，自己发起的攻势见效了，而张居正早就知道缘由，两人见面时他还装着什么也不知道。等大臣们跪下后，太监宣布："张老先生接旨。"高拱立刻知道大事不妙，因为他是首辅大臣，按理应由他带领群臣接旨。果然，圣旨说大学士高拱擅权，把持朝政，不许皇帝管事，不知他想干什么？太后、皇帝母子三人很惊惧。令他回原籍闲住，不许停留。

　　听完圣旨的高拱从开始的九霄之上，跌到冰海之底，汗如雨下，伏地不起，旁边的张居正扶着他的胳膊，才让他站立起来。

　　两个宰相的PK，至此，以张居正大获全胜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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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胜利者的高风亮节pose


　　胜利者的高风亮节pose

　　当着众臣，万历帝和两宫太后驱逐了首辅高拱。高拱当然知道自己被逐，是冯保和张居正在背后搞的鬼，对二人衔恨入骨。但得胜的张居正这一方，为显示自己的高风亮节，第二天，他联名对两人PK时作壁上观的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上疏恳请皇上收回成命，让高拱继续留在内阁。奏折读起来十分感人，他说高拱身历三朝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他还说高拱那份要求限制宦官等五条建议，是自己和高拱联名上书的，事先又和自己商量过。如此由此皇上怪罪高拱，那么臣的罪过也无可逃脱。如果皇帝以为建议明确内阁、宦官之间的责权是大罪过，那么臣请求和高拱一起罢斥。

　　因为按明朝的祖宗规矩，上疏和皇帝的批示，就如红头文件一样，必须发给各级官僚学习。不知内情的人看完这份奏折，当然以为张居正是何等光明磊落的男人。对于张这样的政治家来说，摆pose简直就是必修的武功。这种pose摆出来后，对失败的一方高拱来说，觉得更是一种侮辱。张居正这道挽留高拱的奏折，自然皇帝不会照准，而且批示，众卿不可党护高拱。《明史。高拱传》对此只作寥寥数字的交代："居正乃与（高）仪请留拱，弗许。"真是春秋笔法。

　　张居正还对来向朝廷辞别的高拱说，我为先生申请了驰驿。所谓驰驿，又叫乘传，就是沿途由兵部管理的驿站，免费提供食宿。这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是一项特权，控制得非常严。到了后期就冒滥了，很多本来没资格享受这项特权的人，也想办法从兵部那里搞来驰驿的文书，大揩官家之油。，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形容："山人术士皆得乘传"，"驿使交驰"，"过客百倍于昔"，"夫马仆从动以百数"。驿卒、挑夫不堪其苦，明朝陆粲有一首《担夫谣》说到偏僻的贵州，乘传者都多不胜数，"归来息足未下坡，邮亭又报官员过。朝亦官员过，暮亦官员过。贵州都来手掌地，焉用官员如许多！"

　　如海瑞在当淳安县县令时，浙江巡抚胡宗宪的儿子，也享受老子的特权驰驿，而且因为一个驿站的工作人员招待不好，把人家绑起来殴打。海瑞知道后，将胡公子逮起来，交给上司胡宗宪，说有人冒充大人的公子招摇，被我抓了。大人严以律己，不可能有这样的混账儿子。

　　我估计面对张居正的惺惺作态，高拱恨不得朝他吐一脸唾沫。但毕竟是读书人，老先生忍住了，但用挖苦的话回敬，俺回家就回家，要驿驰干啥？先生如此关照老夫，不怕皇帝再责怪你"党护"我么？搞得张居正脸红一阵，白一阵。高拱装孙子的功夫还是不到家，事以至此，不如也假惺惺地表示感谢。

　　这世上少雪中送炭之人，多落井下石之徒。皇帝命令高拱马上回家，就不能一刻耽搁，那些锦衣卫前几天还对首辅毕恭毕敬，此刻三番五次催促、威逼、将他积攒的钱勒索得干净，而原来的仆人也大多携款逃逸，真正是树到猢狲散。高拱坐着骡车，带几名老仆，出宣武门，沿着大约今天的京珠高速公路的走向，往河南老家赶路。今天开汽车或坐火车，很快就到郑州了，可那时得风餐露宿好些天。脱毛的凤凰不如鸡，混杂在普通商旅中的高拱，很是狼狈。出京不远，刚到今天房山良乡时，一个差人手持公文赶上，说奉张居正的命令，来给高拱送驿驰的勘合。高拱还想硬到底，大骂张居正两面三刀装好人，不受这道文书。旁边的亲朋劝他别硬扛了，这把年纪了。而且这享受特权的待遇，是皇帝批准的。君有赐而不受，那就是大罪。

　　气愤归气愤，权衡利弊的高拱，最终还是接受了政敌的这番好意，一路接受公款招待，回到了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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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且将剩勇打死虎


　　且将剩勇打死虎

　　在张居正、冯保的联手策划下，皇帝和太后驱逐了高拱，此时高拱已是62岁高龄，如果不出大的意外，高拱没有在政坛上复出的可能，基本上是一个死老虎。


　　但对这个死老虎，冯保和张居正也不放过，尽管张居正表面上表现出大度和温情，向皇帝求情挽留高拱，为他申请到乘传的待遇。愤愤不平的高拱，远在河南老家，没想到自己被勾连到都城一件蹊跷的治安案件中，差点遭遇灭族的大祸。

　　万历元年的一个早晨，年幼的皇帝照例从后宫出乾清门，到外廷去上朝。一位穿着太监服装的陌生男子直奔过来，被警卫擒住，皇帝命令掌管东厂的大太监冯保去侦查此案。

　　事关圣上人身安全，当然是超级大案，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尽快侦破。

　　首辅大臣张居正闻讯后，上疏皇帝，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平白无故混进宫内，肯定有极大的阴谋，背后一定有指使之人，务必追查出来。

　　由于东厂是皇帝的私人武装，直接听命于冯保，其侦缉、预审都在不透明的情况下进行，因此特别便于屈打成招或诬陷他人。冯保和张居正商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以此案牵连高拱，从肉体上消灭政敌。

　　冯保亲自审问这位自称叫"王大臣"的嫌疑犯，私下里密语王大臣，告诉他，只要说是高阁老（拱）指使的来刺杀皇帝，将给你官做，并命令自己的仆人辛儒，陪着往大臣吃饭喝酒，帮他捏造一套说陷害高拱的口供。然后在这个人两腋下面，分别绑刀、剑一把。如此，才开始审讯。王大臣按照冯保的吩咐，说自己受高拱的指使，并供出高拱在京的家人李宝、高本等人是同谋，而且一搜查，嫌疑犯身上还藏有利刃。这样看来，能将此案办成弄死高拱全家的"铁案"了。

　　"审讯结果"一传出，朝野议论纷纷，稍有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件案子背后有政治报复的影子。吏部尚书杨博（字维约，山西蒲州人）和左都御史葛守礼（字与立，山东德平人），相约找到张居正，为高拱辩解，杨博说，这件案子关系重大，如果就这样草率的定案，恐怕大臣将人人自危。张居正对二人说，难道二位先生怀疑我要深文周纳，勾连高拱么？杨博回答得很巧妙，说，不敢这样怀疑，但只有先生您才有回天之力，洗刷高拱的冤情。而且更搞笑的是，急着撇清自己的张居正竟然很不谨慎，自摆乌龙。他拿出一份东厂的审讯笔录给杨、葛二人看，意思是此乃嫌疑犯的招供，与自己无关。可里面有四个字"历历有据"，葛守礼不愧是最高监察官员，一眼看出 这是张居正亲自删改的笔迹，张居正连忙解释，审讯的人不通法理，我替他们改了几字。

　　主管刑部监察的邢科给事中，大多是些依法办事、不畏权势的正人君子，他们商量道，这样的案件审理和刑科相关，如果我们一句话也不说，案子就这样定了，我等以后还哪有脸见人！于是联合上了奏折，要求这件案子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三法司联合审理。

　　案子一旦公开审理，在众目睽睽之下制造冤案，难度就大多了。

　　张居正和冯保主意早定，硬要搞死高拱，不把此案交给刑部，但迫于舆论压力，命令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再去会同冯保审理。朱希孝虽然是张居正的门客，但和高拱关系不错，他对王大臣用刑，要他从实招来，王大臣大叫，你们许诺我的富贵，让我说高阁老指使，凭什么又要拷打我？而且朱接受杨博的建议，将王大臣原来的招供的高府同谋的家人，叫过来混杂在人群中，王大臣竟然辨认不出。显然这是栽赃陷害，事情到这一地步，冯保怕反过来牵连自己，匆匆将王大臣用毒药弄哑，让他说不出话来，然后再草草宣布处决。

　　也有史家认为置高拱于死地，是冯保一人的主意，张居正并没有参加预谋。但作为首辅，如果他不默许，冯保一人也不敢有这样大的胆子。

　　冯保、张居正如此追打死老虎，固然阴毒，但在那样的帝制时代，万一高拱重新掌权，他们害怕自己死无葬身之地，政治就是这样残酷。好在当时司法还不算很腐败，一大帮正人在朝，如果像后来魏忠贤那样，可以任意陷害东林党人，估计高拱难逃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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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新政之初先自我扩权


新政之初先自我扩权

　　在内阁中驱逐了高拱，无人再能对自己掣肘，宫禁内有冯保的密切配合，两宫太后充分信任。皇帝的老师、首辅大臣张居正一人大权独揽，完全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充分展示平生抱负。

　　当时的大明，已建国二百余年，矛盾百端，尤其是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而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如果要使社会稳定，必须从经济、财政方面进行较大的改革，达到富民强国之目的。我们知道，张居正的改革最有成效的两项措施是"清丈法"和"一条鞭法"。清丈是重新清量全国的田地，再确定应交的赋税，并查处许多隐匿的土地，如此不仅增加了国家的收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兼并，减轻了普通农民的负担。一条鞭法则是将原来缴纳实物的赋税和出劳动力的徭役，统一折合成银两，简化了收税方式，稳定了国库收入，也做到了尽量不扰民，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但如果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作保障，再好的方案只能是画饼，很可能在实施中无疾而终。而当时明朝的官僚系统已暮气沉沉，推诿、扯皮、低效。

　　张居正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革僵化日久的政治制度，退而求其次，他选择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进行必要的行政改革，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以考成法来督促各级各地官吏的勤政。

　　所谓考成法，类似现在许多公司都在实施的绩效考核。传统的行政系统运转，主要靠公文的传递、落实来维系，但公文维系的行政系统，极容易滋生形式主义和文牍作风，上面的文件发下去了，下面也就简单地再往下转发，类似现在许多《关于转发〈XXX[关于转发xxx某某问题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之类的具文。至于公文所提的要求，办理得怎样，是否完成任务，上面就很难控制了，有些朝廷来的公文，一耽搁就是好几年，形同一纸空文。

　　万历元年，张居正针对这种弊端，上书皇帝提出公文办理的改革，皇帝当然照准。这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朝廷的六部、都察院，其奏疏凡得到皇帝批准的事项，转行到各衙门，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地方的路途远近，限定办理的期限，每月底清点。另外造两册帐簿，上面记录事情的概要和规定的期限。一册送主管监察的六科，随时掌握办理的进程，一册送到内阁备查。六科的监察官员将执行情况随时记入帐簿，半年再复查一次，对拖延的追究责任，向上参奏。如果地方巡抚、巡按拖延，由六部中分管的衙门举报；而六部有拖延欺骗蒙蔽的，由负责监督的六科给事中举报揭发；如果六科的监察官员自己拖延欺蔽，就由内阁来监督、检举。官员工作的评定，就以此为基础。

　　考成之结果，直接和乌纱帽挂钩，可想其威力。官场上，悠悠万事，官帽最重。如此一环扣一环，责任和权力明确，明朝那生锈的管理系统，似乎一下子就上了注入了润滑油，机器加速运转起来。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条办法，会发现一个奥妙，作为内阁首辅，张居正在自我扩权。各部督促地方，六科的监察官督促六部，而内阁督促六科监察官。也就是说，内阁把自己摆在官僚体系中最后裁决者的位置上，成为整个文官系统中最后负责人，而内阁只向皇帝一个人负责。而明朝自主元璋因胡惟庸案废除宰相后，百官理论上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内阁仅仅是皇帝私人的顾问班子，法理上没有统领六部等行政系统的权力。如此一改革，天下百官要向内阁负责，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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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钳制言路乃揽权关键


　　钳制言路乃揽权关键

　　张居正用考成法扩大了内阁的权力，自然要引起一些人的反弹，特别是主管监察的给事中、御史的监督、考核，也由内阁负责，这一下就惹怒了一些监察官员。他们不愿意受制于人。

　　明朝的监察制度完备而严密，监督中央六部九卿的给事中和监督地方的御史合称科道官，又叫言官，他们多是些七品的小官，但是能监督正二品的尚书，关键是科道官相对独立，比如兵部尚书够牛的吧？负责监督兵部的兵科给事中根本不用拍尚书的马匹，也不用奉承内阁辅臣，因为他不由兵部尚书管理。再加上有"风闻言事"的免责权，就如今天西方一些国家的议会，议员如何说行政官员的过失，不一定要证据确凿，哪怕有失实之处也不能说议员是诽谤诬蔑。所以，小小的七品官，动不动就敢弹劾尚书、侍郎、内阁辅臣，甚至可以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的过失。

　　考成法一实施，言官们的监督、评价由内阁来行使，这一下我们想一想，给事中和御史这类监察官还能独立、自由地弹劾内阁以及六部尚书么？那么大多数监察官员当然要想方设法取悦于内阁辅臣。此法一实行，相对独立的监察权受到了内阁的侵蚀。一位大臣在《群臣阿附成风稽祖制以安社稷疏》中，批评考成法实施后造成的监察官员独立性的丧失："科道欲论一人，荐一士，则先送辅臣揭帖，名曰请教。"

　　言官们认为张居正此举是钳制言路，是对二百年来成熟的监察体制一种破坏，于是针对张居正的第一波批评浪潮袭来，发动者主要是科道官。

　　借题发挥、上纲上线是言官们弹劾大臣一贯的路数，此次对张居正也不例外。明朝迁都北京后，太祖朱元璋当年定鼎的南京作为留都，保留了一整套政府班子。万历二年，南京的一个太监张进喝醉酒了，殴打给事中王颐。这本来是一件小小的治安案件，但在正满肚子不平的科道官看来，一个阉人敢殴打堂堂的监察官，说明言官的地位下降，太监气焰的嚣张，而大力钳制言路的张居正，正好和大太监冯保亲如兄弟。物伤其类，户科给事中（监察朝廷财政部门）赵参鲁（字宗傅，浙江鄞县人）等人，便把这件事上升到政治高度，要求严惩惹事的太监。北京、南京两都的言官纷纷跟进，好不热闹。张居正十分恼火，在给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南京的最高监察官员）写信抱屈说，张进就是一个管膳食的太监，酒后放肆，送给内监执法者鞭笞，革掉他的馆管事权，也就行了。就算交付大家讨论如何处罚，也不能没完没了争个不停。到底为什么要议论纷纷？为什么要借一个太监酒醉而引起南北两都的台谏官员交相议论？

　　当然张居正知道言官此举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必须用铁腕制止这股针对他的风潮，醉酒的太监被处理后，上疏弹劾的赵参鲁因没事找事连降数级，贬至广东高安县当一个典史。--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这样一个不入流的小官。

　　言官前赴后继保卫话语权

　　朝廷对赵参鲁的处罚并没有吓住言官们，明朝的士大夫中，很有一些骨鲠之人。赵参鲁在上疏中对张居正仅仅是影射，而紧接着三个言官，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字行之，徽州婺源人）、河南道御史傅应祯（字公善，江西安福人）、巡按辽东的御史刘台（字子畏，江西安福人），上疏批评新政，炮火一个比一个猛。尤其让张居正伤心的是，傅、刘二人是隆庆五年张居正当考官取中的进士，是不折不扣的门生。明代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近乎父子，为此张居正很愤怒地说，二百年来无门生弹劾老师，这样的事情竟然让我碰倒了。

　　余懋学在奏折里提出五条建议：一是"存敦大"，要对下面宽厚一些，考成法使官场之风变得十分冷酷，国家元气大伤；二是"亲謇谔"，即要广开言路，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三是"慎名器"，要赏罚分明；四是"戒份更"，不要轻易变更祖宗之法；五是"防谀佞"，内阁不要胡乱称赞司礼监太监。每一条都是针对张居正而来。

　　而刘台更干脆，指名道姓批评张居正，奏折的题目便是《恳乞圣明节收辅臣权势疏》，言辞十分激烈，说，"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盟。二百年来，既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三四年矣。""阁臣例无印信，衔列翰林，翰林之职，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异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并进一步发挥，说巡按御史巡按各地，进行监察，不是特大的官员违法案件，一般不派出。因为挑选的人很精明强干，授予的权力较大，各地官员大多知道顾惜名义，不至于太狼狈不堪。即使是都察院对御史也是有统无属（用现在的话来说，最高监察部门对督察各地的御史是业务指导，并不是他们的直接上司），如此是为了不对御史控制太多。现在张居正用考成法控制了监察官员，权力集中于内阁，没有了独立性，负责监察的给事中、御史谁愿意冒着丢官甚至生命的危险，直言为政的过失呢？这番话和现代比较，依然有其价值。如果美国没有独立检察官制度，总统克林顿和莱温斯基那点事，独立检察官能穷追不舍么？刘台的立论法宝是祖制，就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创立的不设宰相的制度，为了显示自己是大公无私，他还特意强调："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私恩有不得而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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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言官前赴后继保卫话语权


　　这当然也是政治上相当正确的手法。

　　刘台在上疏中所说巡按御史的权责，如果看过传统戏曲的人想必不陌生。许多戏曲中总有类似的情节，富小姐后花园和穷书生一见钟情，赠书生钱财上京赶考，书生高中黄榜，点了八府巡按，拿着尚方宝剑，替天子出巡，有先斩后奏之权，回来后和小姐完婚。《玉堂春》中的苏三，被洪洞县的商人买回老家做小妾，遭遇冤案，被判死刑，如果不是她在南京青楼时有过数夜情的王公子，中进士后作为御史巡按山西，她不可能苟全性命。

　　这样重要的监察权，现在要受到内阁的控制，搁谁也不愿意，御史们道理说得都挺好的，但不能不说有利益之争的成份在里面，屁股决定脑袋，身为言官，当然要想方设法保卫自己的话语权。

　　对言官们的密集炮火，张居正当然要反击，尤其是对背叛师门的学生，一定恨得咬牙切齿。

　　张居正和弹劾他的言官之间，处于实力极不平衡的状态。一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深得圣眷的宰相，而另一方是几个职位低、资历浅的言官，徒有一身胆气。双方交锋的胜负，估计这些上疏捋虎须的官员们事先知道自己的下场，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概还是很值得钦佩。

　　张居正最管用也是那时候大臣最常用的反击办法，就是撂挑子，以辞职来自证清白，同时给皇帝施加压力。皇帝那时候哪能离开他的张老师呀，自然是安慰。安慰也没用，张居正还是要辞职，并且以一种诚心诚意的语气对皇帝说，照理说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我不应该请辞，但受到了如此的非议，没法再在内阁待下去了。而且在皇帝面前伏地不起，哭得很伤心，皇帝亲自离开御座，扶起张居正，而且话说得很干脆，朕给你把刘台逮起来投进监狱。回到官邸的张居正虽然不说辞职了，但就是不出来办公，皇帝没办法，派太监带着礼物，上张居正的家中慰问。皇帝给足了张居正的面子，他见好就收，继续做他的首辅大臣。

　　皇帝下旨对刘台廷杖一百，充军远方。但张居正虽然恨透了刘台，就如他上疏挽留高拱一样，必须摆出一副心胸开阔的姿态。刘台不顾座师的情谊和首辅的权势，冒死直谏，博得了道义上的支持。如果因为上疏弹劾张居正而被廷杖，张居正在舆论上将会更加失分，所以他上疏皇帝替刘台求情，免了刘台的廷杖和流配，仅仅削籍回家。

　　但张居正心中是不会放过刘台的，他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整治刘台，而贪赃枉法等腐败问题，往往是打击报复政敌最佳的方式，因为贪官谁都恨，因腐败被处罚没谁会同情。刘台巡按辽东时，和辽东的巡抚张学颜合不来，--明代的巡抚和巡按不合，清代的总督和巡抚不合是常态，因为谁都想说了算。而张巡抚此时已调到户部做官了，他知道张首辅痛恨刘台，便诬告刘台曾经私下里收取罪犯的罚金替人免除刑罚，张居正如获至宝呀，派御史去辽东查核，同时派自己的亲信王宗载去刘台老家江西做巡抚，搜集他在老家不法之事。这些人都是张居正授意的，他们要拼命讨好张居正，周纳罗织，何愁没有"证据"？于是刘台以贪污腐败之罪流配广西，他的父亲和弟弟都受到了牵连。刘台后来死在流放的地方，巧合的是，他恰好与张居正死在同一天，这一对冤家师生好像约好似的。张居正一死，便有人上疏替他抱不平，刘台的案件再复查，纯系冤案，当年诬陷他的官员被处分，他得以平反昭雪，赠官荫子，反正是中国传统平反游戏的老一套，没啥新鲜的。

　　除了控制朝廷言官外，张居正还想办法控制民间的舆论。最主要的做法是重申明太祖朱元璋的《卧碑文》，即天下百工技艺之人，都可以议论朝政，唯独不许生员（取得秀才资格的学生）谈论国事。因为他担心在朝廷对言路的钳制，会引起民间那些还没有出仕的知识分子反弹。并在万历七年，下令毁掉天下书院，首当其冲的是常州府龙城书院。后来举办东林书院的民间士人领袖顾宪成，还没有中举时曾在龙城书院学习过，龙城书院是江南一代士子们相互切磋、关心国家大事的一种象征。张居正此举，实际上是和天下士人为敌，自然也引起顾宪成这类要求广开言路的知识分子反感和抵触，也使他死后被万历帝清算、改革人亡政息具有某种群众基础。

　　但张居正当权时，可不顾了这么多，他用独断专行的法家手段，短时间内成功地钳制了朝野的言路，使人不能对他的改革说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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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一则鸡蛋里挑骨头的故事


　　一则鸡蛋里挑骨头的故事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处在不同位置，从不同角度观察思考问题的人，得出的结论千差万别，这是社会的常态。而以监督、批评各级官员为职业的言官，他们对其他官员的为政提出不同意见，更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不能因为彼此有意见的差别，就能分出谁对谁错，谁进步谁守旧。

　　比如刘台等人对张居正改革的直言批评，其中也不乏迂腐的意见，今天看来，张的改革是很有成效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刘台等监察官员批评意见的价值，尽管批评者也可能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想法。但在那样的帝制时代，不同意见之间很难得到平和的交流，而往往演变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激烈斗争，其代价是一方惨败而被淘汰出局，甚至其生命和健康都得不到保障，这是制度的悲哀。

　　刘台反对张居正，可以视为因政见不同，都是为了大明江山。而有一些言官的批评，却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沽直求名的嫌疑，放到传媒发达的今天，就是故意骂名人吸引眼球来炒作自己。

　　万历朝吏科给事中雒遵弹劾兵部尚书谭伦，就是典型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例子。万历登基之初，这人揣摩当时首辅大臣高拱的心思，上疏弹劾大太监冯保，说冯保在皇帝登基那天接受百官朝拜，而冯宝立于皇帝身边，等于搭了万岁爷的便车，他在疏中说"文武百官果敬皇上耶，抑拜冯保耶？"这种说臣子僭越的指责，在那个时代是很要命的。但当时冯保深得皇帝信任，这一弹劾没起到什么作用。

　　一年后，兵部尚书谭伦一个小小的失误，被雒遵抓住了，上升到相当的高度弹劾谭伦。

　　先交待一下谭伦这个人的基本情况，他是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名臣。《明史》说他"沉毅知兵"，属于范仲淹、王阳明、曾国藩一类的人物，文人带兵而建立功勋。从宋代以来，我国就有文官治军帅兵的传统。嘉靖中期，倭寇在东南横行，他正担任浙江台州知府，和戚继光一起练兵。"立束伍法，自裨将以下节节相制。分数既明，进止齐一，未久既成精锐。"倭寇进攻台州及周边的县，谭伦亲自带兵迎击，三战三捷，将几乎所有入侵者擒斩，保住了浙江沿海的平安。后来升任福建巡抚，倭寇攻占了政和、寿宁两县，全闽震动。谭伦带领戚继光、刘显、俞大猷等将领先断倭寇退路，然后大破之，光复了一府二县，并请求朝廷蠲免受战火祸害地区的赋税。后又在北部边疆练兵，防备塞外胡骑。万历初升任兵部尚书，已是年迈体衰的老人了。

　　万历二年春分（公元1574年），皇帝派成国公朱希忠和谭伦，代表朝廷去日坛祭祀，对为人臣者，这当然是莫大的荣誉。不巧的是那几天老谭感冒了，祭祀时咳嗽不停，这个小辫子被雒尊等几位言官抓住了，上疏弹劾谭伦不胜任兵部尚书的职位，说"岂不能将祀事于一时者，能寄万乘于有事"，意思是他连一时的祭祀都搞不好，怎么能在国家有事时领兵呢？因为这点小毛病被攻击，谭伦上书辞职。明朝的官员特别爱以辞职来表白自己，今天受儒教文化影响很深的韩国，高官受到在野党议员或媒体的攻击，也动不动辞职。一些人认为这是议会政治所固有的现象，其实在东方国家里，文官一直就有此传统。

　　这谭伦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据说是内宠过多，这人在战场上比较卖力，在房中和妻妾在一起同样比较卖力。当然，对于这样一位颇有战功的官员来说，在那个时代也许连小节都算不上。据说他有壮阳的秘方，进献给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张居正。但这种药方为一时快乐而损害整个身体，谭纶死去时年岁并不高，他在病榻上嘱咐过张居正：那样的药方最好不要用。可惜这种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教训，张居正同样未能吸取。

　　皇帝烦这些言官的上纲上线，故意将他们一军，批复道，咳嗽这种小病容易治，而兵部尚书很难选到合适的，既然认为谭伦不胜任，你们这几个言官和吏部商量下，看谁更合适。作为干部主管部门的吏部，当然不会像这些言官那样信口开河，他们认认真真回皇上说，兵部尚书是很难选的，若因为谭伦咳嗽的小过失令他退休，不但不近人情，也有失国家礼制。万历帝于是借吏部这份意见，处分了几个言官，让他们各降三级，而对谭伦，仅仅是批评他失仪，罚了一个月的薪水，继续留任，直到万历五年死于任上。尚书全年的俸禄才152两银子，官当到这个级别，哪怕再清廉，也是"工资基本不动，老婆（非小妾）基本不用"，区区一个月工资，可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