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忏悔（安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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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我着手创作自传体中篇小说《雾迷复旦园》，提笔前很伤了点精神，这几年，在报刊杂志上了近50万字作品，没有扛鼎力作，但也没有借稿纸换钱用，今年上半年已发和将有17万字，自思没有下三烂的。但白纸黑字历来讲究“文贵曲”，撞到枪口上去也要看值与不值。可是，电视正播放红卫兵凶神恶煞害人的镜头，又听同室龚老师讲一位中学生红兵无罪释放后实在想不通“信徒”挨整的原因，上庐山准备跳崖，大概少点跳的胆量，结果饿毙在锦绣谷，发现时已被禽鸟啄啃得剩一具枯骨；又想起轰动江西的赣州三中女红卫兵头头李××，她骂过林彪等人，结果被她的亲爱者告发。抓了放，放了抓，最后判处死刑。……为了活着的红卫兵，为了让历史告诫未来，为了让后人了解真实的昨天， 我遏止不住创作冲动。千秋功罪无需后人评说。活着的过来人应写上一笔！

我先写封信给《十月》编辑部侯琪同志。我不认识她，但我朋友徐锋介绍过她不乏胆识和慧眼，陈世旭的成名作《小镇的将军》是她三次力荐得以问世的，她又是《中篇小说选刊》两届优秀编辑奖获得者。

我便去信厚颜宣称，我将创作一部为文坛补白的力作云云，叙述了我的经历和创作意图。信尾很不礼貌地要求“15天内予以答复。”结果，来回十天就收到她热情的复信：“你说得很对，记载着几代人命运的那一段历史是不应该淡记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反思得还不够深刻。我和同事们非常支持你把它写出来而且寄我们《十月》。我们期待着你的成功！”在她的鼓励指点下，我阴阳颠倒地苦干了一个多月，学校领导照顾我除每周六节课外可呆在家里爬格子。写得很顺也很苦。老牛反刍般咀嚼梦魇似的红卫兵岁月，我一刀一刀切割着自己的灵魂。忐忑不安地寄出去，一稿拍板。候老师转告了编辑部的评价：“全篇透出真实、真切、真情。”我松了一口气！1987年第5期终于刊出我计划中的三部曲之一《雾迷复旦园》。

刊发后，收到不少来信，包括20年前的班主任秦家琪先生。他们给予我热情的肯定和支持。沈阳热电厂的李彤同志信中说：“假如你为写真话而坐牢，大姐我赶到九江给你送牢饭！”泰州韩矗雁同学来信说：“谢谢你让我们中学生了解了一段历史，理解了红卫兵。”这是播下真诚而收获的理解。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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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复旦园却有人恼火了。校方某领导即令有关部门复印20册《雾》组织了专题讨论，当然不是文学性的讨论。大概想从字里行间嗅出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气息和阶级斗争新动向来，结果，据说是不了了之。80年代了，召之即来犹可，来之能战难办。至于是否整理过“座谈会纪要”之类的东西我无从知晓也不好妄自臆断，我也不予计较了，坦然笑道：“可惜只印20万册，要印上2万册为我多作些义务宣传多好！

解剖自我，为历史的荒唐作注脚，老实说，一需真诚，二需勇气。同是“文革”过来人，某些大人先生们，你们敢把十年中的所言行所思所忧堂堂正正地写出来让人们点评吗？当你们抹着眼泪翘起臀部挽起裤管展示伤疤证明你们是受害者，你们没有想到屁股上露出封字号的斑章吗？巴金先生说：“我受骗，我也骗人；别人高举，我也紧跟……”多么伟大的赤诚，你们呢？女的全是张志新！男的皆系遇罗克！难道你们就没说过一句假话？没做过一件错事吗？

这使我想起青年作家赵丽宏最近提出写“文革”题材的呼吁，他对“文革”题材不被重视，巴金先生“建立博物馆”的主张不得关注表示不理解。我斗胆说，我理解。正因为包括持“左轮手枪”的某些大人先生在内，现今30以上的中国人全都是“文革”的亲历者，过来人，他们除了伤痕还有疮疤。而处于权力中心，政坛漩流中的绝大多数或多少，或轻或重都有过做违心事，说违心话以至更丑陋的劣迹。八届中央委员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同志党籍时，除陈少敏大姐弃权抗议，其他人全都举了手的。这本是历史可以宽容，人民可以理解的事。但是，有些人偏要装作‘一贯正确’，通体皆白。于是，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成了一碰就痛的暗疾。没有自我批评的坦诚，又害怕别人触及，小平、耀邦倒是在公开会议上作过自我批评的。但下面一批“为尊者讳”的人物偏偏如迅挖苦过的，明明是烂疮也要说“艳若桃花”。于是，某些人便当然地“一贯正确”了。至于有人探究十年浩动的罪恶渊薮，也不难办，“左轮枪”早已瞄准了红卫兵们，当然，还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还有晚年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上推下卸，唯我独清。这便是不提倡写“文革”的隐秘所在！巴金先生当此时疾呼建立“文革博物馆”似有此迂，赵丽宏呼吁写“文革”以告诫后人也有些天真。十三大后，没听说重申禁令，这是明智之举，历史毕竟是瞒骗不得的。

（全文完）

文章作者为安文江，原复旦大学红卫兵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