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十）

梅雨心

　　　作者：林贤治

关于知识分子批判，筱敏集中在自由和责任方面，而这同样是由个体所贯穿的。所以，她所叙述的知识者，几乎全数笼罩在极权主义的阴影下，通过极度体验，以便于观察和表现他们的作为社会角色的一般的生存形态。她写了德国的，沙俄和苏联的，以及中国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都是曾经受到历史严酷考验的知识分子。知识者从本质上说，是自由思想者和言说者。自由在这里有自由权利和自由精神这样内外两个层面。在极权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自由权利也即言论出版的权利，往往被权力者所剥夺；而自由精神，则是个人惟一可能保持的。所以，对知识分子来说，所谓责任，就是坚定地保持内面的自由并努力地加以表达。对此，筱敏认为，沉默是不可饶恕的；尤其不可饶恕的，就是对自由精神的叛卖。近年为中国学界所鼓吹的德国著名学者海德格尔，筱敏在文中所以严词苛责，不予宽容，就因为他甘当忠顺的奴才，出卖知识分子精神。文章说：“海德格尔始终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党员，他忠实地把党费一直交到柏林被攻克的那一天。忠实的党徒而‘诗意地安居’——姑且不论是‘党’的诗意还是个体生命的诗意——如果是可能的，那么，忠实的党徒而同时是一名自由思想者，却是不可以想象的。”纳粹政权一面处死和流放知识者，一面肆意践踏文化和文明，一面是怀柔政策，施以“恩典”。筱敏在《书的灰烬》中揭露说，除了海德格尔等教授者流，还有一批艺术家，“心甘情愿让人在他们脖子上套上轭，并且受宠若惊地亲吻那金黄的轭”。

她指出，群众对纳粹党的极权主义的拥护是不可以以“被迫”或“被蒙骗”作为理由加以开脱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关于文革的回顾中，她沉痛地反省说：“任何一位知识者，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沙漠期的形成，都负有责任。”说得低调一点，这责任，惟在“应该开口说话”而已。但是，对于如何行使“说话权”，这里便多出了一个立场问题。

筱敏强调说，“言说的是个人的思想，而非钦定的思想”；她简直以一种不容讨论的语气指出：“任何一位知识分子，在狂躁的时代里，都有义务摆脱集团思维的模式，回到纯粹的个人立场。”筱敏写了知识分子当中的优秀代表，他们都是为了争取独立思想和自由言说的权利，而成为危险和死亡的自觉的承担者的。在《两位女性》一文的结尾处，筱敏援笔写道：“我们的幸存，是由于有人在我们的前头承当了不幸。”明显地，这里带有一种自审意识，一种深沉的痛感.

其实，筱敏的所有文字，恐怕都是这种痛感的释放。她写社会历史，写革命，写自由，写民主，写知识分子，写家庭和女性，都来源于对自身困境的深切感知和深刻内省，而并非来自逻各斯世界。也就是说，这一切对她来说到底不是公共话题，而是私人话题。所以，她在写作的时候，才有了被粉碎的感觉，疼痛穿心的感觉。对于类似体积大小，分裂，粉碎这样的现象和意象，筱敏是极度敏感的。可以看出，在她那里存在着一种压力恐惧症。所有的拒绝和对抗都源于恐惧。

也正因为如此，她的优美的诗意文字，就多出了一种意外的物质。在使用同一种文字的时候，别人是明亮的，她是灰黯的；别人是飞扬的，她是沉降的；别人是箭一般直达的，而她则是扭曲的，一如植物的带有粘液的卷须，自我保护般地老是向内侧缠绕再缠绕，回旋再回旋。

刘亮程是九十年代的最后一位散文作家。他才过“而立”之年，却经历了中国农村几千年的世事沧桑。多少庄稼人，牲畜，田野，小麦和树木，在他的眼中化出化入，生死衰荣。他活得太久了。

是丰沃而贫困的土地培养了他的感情，他的哲学；当他以同样为土地所赋予的思维和语言，去讲叙所有一切时，散文界就立刻发现了：这是一个异类。他的作品，如同顿然隆起的一片裸呈的泥土，使众多文人学者精心编撰的文字相形失色。他的作品，阳光充沛，令人想起高更笔下的塔希提岛，但是又没有那种原始的浪漫情调，在那里，夹杂地生长着的，是一种困苦，一种危机，一种天命中的孤独无助，快乐和幸福。而整个散文界，却早已被移植到一个阴凉幽雅的所在了。

对于故土，那村庄里的生活，刘亮程满怀感恩的深情。在回顾生命的来路时，他是自豪的：“看看，我的生命上抵高天，下达深地。这都是我在一个地方地久天长生活的结果。”他在《住久了才算是家》一文中，有一段自白说：“我一直庆幸自己没有离开这个村庄，没有把时间和精力白白耗费在另一片土地上；在我年青的时候、年壮的时候，曾有许多诱惑让我险些远走他乡。但我留住了自己，我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是没让自己从这片天空下消失。”对他来说，家园并非如哲学家所譬喻的虚幻的所在，而是一个同个体生命切实相关的地方。

它有着比“出生地”一词更为丰富的内容，不仅代表空间，而且代表时间，是世代相传的故事以及现实生活的全部。那里的阳光和空气早已化为自己的体温，混和了自己的气息，即使远走天涯，仍然留在体内，激起永久的渴望和怀想。

刘亮程走不出家园。他自称是一个扛着铁锹“闲逛”的人，因此，在他那里，根本不存在类似“城市人的闲情逸致”；他不断转悠，却依然留在原处；像他描写的那条老狗那样，成了村庄的一部分。他一直在内心里琢磨：从房子到家，从道路到归宿，从播种到收获，从这种活计到那种活计，从这具生命到那具生命。他听灰鸟动听的鸟语，他找草绳拉直歪斜的胡杨，他走向虫子，走向老狗，老马和老人，体会那垂暮之年的悲怆。

《寒风吹彻》一文，写到一个老人在冬天里冻死，他感叹道：“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然杯水车薪。他的寒冷太巨大。”应当承认，乡村的悲剧不同于城市的悲剧，农人的悲剧不同于市民的悲剧，前者不但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因此更为惨苦。

在人畜共居的村庄里，人与畜的命运总是连在一起：“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刘亮程随时随处感受着如此一般的生命，彼此相通的灵魂；于是，他得以借助村庄里任何人或任何畜物，以不同的身份，方式和口吻，表达同一种哲学。“我喜欢在同一个地方长久地生活下去——具体点说，是在一个村庄的一间房子里。如果这间房子结实，我就不挪窝地住一辈子。”这是一种哲学。“我们干完的事，将是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大的事情。”“所谓永恒，就是消磨一件事物的时间完了，但这件事物还在。”这是一种哲学。“我没骑马奔跑过。我保持着自己的速度。一些年人们一窝蜂朝某个地方飞奔，我远远地落在后面，像是遗弃。另一些年月人们回过头，朝相反的方向奔跑，我仍旧慢慢悠悠，远远地走在他们前头。”这又是一种哲学。这类哲学不同于那类由僧侣和学者操作的经院哲学，那类根本无法消化的系统哲学，那类学术呓语。这是“乡土哲学”；是一种生活态度，就像盐溶解在水里一样，散布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地方。关于乡土的散文，萧红、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用笔多在描述故事，人物，风俗，点染氛围，或添加一些抒情性的文字。无意于这一切，而集中于写一种哲学，一种心理文化，刘亮程是独步的。在他那里，始终有一种“命”的纠缠，这种纠缠便构成了哲学，决定着他的散文内容，甚至写法。

我们发现，刘亮程的哲学是有一条粗大的根牵系着的，那就是：世界从来如此。对庄稼人来说，这是历史实存，也是未来宿命。刘亮程在写他的生命体验时，常常触及“偶然”，人和活动的命运因偶然而岔路丛生，前途迥异。结局如此，原因盖在于偶然无法克服必然，偶然之后定是必然。黑格尔式的结论：“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表面上看起来，作者对这种保守的哲学思想是认同的，所以通篇不见批判的烟焰。在他的笔下，村庄是太平世界。做一条小虫，一条狗，或是一棵树，长在村前村后都没关系，只要不开花，长得不直，便不会挨斧头。“一年一年地活着。叶落归根，一层又一层，最后埋在自己一生的落叶里，死和活都是一番境界。”其实，做一个人也如此。村庄里一切的位置都已固定，无从挪动；也就是说那种镇定的力量——无论传统，无论体制——是过于庞大了，是荏弱的生命所不堪承受的。

《寒风吹彻》一文，写到一个老人在冬天里冻死，他感叹道：“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然杯水车薪。他的寒冷太巨大。”应当承认，乡村的悲剧不同于城市的悲剧，农人的悲剧不同于市民的悲剧，前者不但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因此更为惨苦。

在人畜共居的村庄里，人与畜的命运总是连在一起：“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刘亮程随时随处感受着如此一般的生命，彼此相通的灵魂；于是，他得以借助村庄里任何人或任何畜物，以不同的身份，方式和口吻，表达同一种哲学。“我喜欢在同一个地方长久地生活下去——具体点说，是在一个村庄的一间房子里。如果这间房子结实，我就不挪窝地住一辈子。”这是一种哲学。“我们干完的事，将是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大的事情。”“所谓永恒，就是消磨一件事物的时间完了，但这件事物还在。”这是一种哲学。“我没骑马奔跑过。我保持着自己的速度。一些年人们一窝蜂朝某个地方飞奔，我远远地落在后面，像是遗弃。另一些年月人们回过头，朝相反的方向奔跑，我仍旧慢慢悠悠，远远地走在他们前头。”这又是一种哲学。这类哲学不同于那类由僧侣和学者操作的经院哲学，那类根本无法消化的系统哲学，那类学术呓语。这是“乡土哲学”；是一种生活态度，就像盐溶解在水里一样，散布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地方。关于乡土的散文，萧红、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用笔多在描述故事，人物，风俗，点染氛围，或添加一些抒情性的文字。无意于这一切，而集中于写一种哲学，一种心理文化，刘亮程是独步的。在他那里，始终有一种“命”的纠缠，这种纠缠便构成了哲学，决定着他的散文内容，甚至写法。

我们发现，刘亮程的哲学是有一条粗大的根牵系着的，那就是：世界从来如此。对庄稼人来说，这是历史实存，也是未来宿命。刘亮程在写他的生命体验时，常常触及“偶然”，人和活动的命运因偶然而岔路丛生，前途迥异。结局如此，原因盖在于偶然无法克服必然，偶然之后定是必然。黑格尔式的结论：“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表面上看起来，作者对这种保守的哲学思想是认同的，所以通篇不见批判的烟焰。在他的笔下，村庄是太平世界。做一条小虫，一条狗，或是一棵树，长在村前村后都没关系，只要不开花，长得不直，便不会挨斧头。“一年一年地活着。叶落归根，一层又一层，最后埋在自己一生的落叶里，死和活都是一番境界。”其实，做一个人也如此。村庄里一切的位置都已固定，无从挪动；也就是说那种镇定的力量——无论传统，无论体制——是过于庞大了，是荏弱的生命所不堪承受的。

实际上，刘亮程在此已经写下他的潜台词，一种有如鲁迅笔下的狂人般的反诘：“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样，在刘亮程的文本中，凡是合理的地方都成了不合理。哲学产生了反哲学。无论显隐，两种哲学的对立是明确的：一是肯定，维持，忍耐；一是否定，变革，反抗。然而，最令人震撼的悲剧事实是，人类生不堪命的反抗，在刘亮程的笔下就是“逃跑”。逃跑是不容易的。在《逃跑的马》中，他写到惟一跑掉的一匹马，这样说：“我们没有追上它，说明它把骨头扔在了我们尚未到达的某个远地。马既然要逃跑，肯定有什么东西在追它。那是我们看不到的、马命中的死敌。马逃不过它。”这叫绝望。作为绝望的反抗，逃跑，毕竟敞开了一种未来的可能性；更为残酷的是，像文中的另一匹马那样，“放弃跟命运较劲”，老了以后被人拴在草棚里，气息奄奄地等待死亡。在《城市牛哞》里，作者偶遇的牛群则不但不能逃跑，连求平静的老死的机会也不可得。它们并排站在卡车上，像一群没买到坐票的乘客，带着天真而好奇的目光穿过市街，直至屠宰场。文章写道，“城市的所有工作被一种叫市民的承揽了，他们不需要牲畜。牛只是作为肉和皮子被运到城市。”而牛知不知道它们的下场呢？牛会不会在屠刀搭在脖子上时还做着各种美梦呢？接着，作者将文路突然引到自己的身上：我是从装满牛的车厢跳出来的那一个。是冲断缰绳跑掉的那一个。是挣脱屠刀昂着鲜红的脖子远走他乡的那一个……这是狂哞，是撕心裂肺的声音。惊恐，愤怒，决绝，整个中国文坛听不到这种声音。没有一个来自乡土的作家，能够如此看待自己的出身、处境和命运。对于草原，知青张承志只是一个“移民”，没有根。贾平凹的根在名士的烂泥塘里给沤掉了。张炜的根，实际上扎在表层。刘亮程是惟一的。他的文字，也许失之单调，琐细，散漫，甚至雷同，但是，根可以补偿一切。

在同一篇文章中，刘亮程这样写下自己对牛，其实也是对同类遭际的特殊感受：“多少次我看着比人高大有力的牛，被人轻轻松松地宰掉，它们不挣扎，不逃跑，甚至不叫一声，似乎那一刀捅进去很舒服。我在心里一次次替他们逃跑，用我的两只脚，用我远不如牛的那点力气，替千千万万头牛在逃啊逃，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最终逃到城市，躲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让他们再认不出来。我尽量装得跟人似的，跟一个城里人似的说话、做事和走路。但我知道我和他们是两种动物。我沉默无语，偶尔在城市的喧嚣中发出一两声沉沉牛哞，惊动周围的人。他们惊异地注视着我，说我发出了天才的声音。我默默地接受着这种赞誉，只有我知道这种声音遍布大地，太普通，太平凡了。只是发出这种声音的喉管被人们一个个割断了。多少伟大生命被人们当食物吞噬。人们用太多太珍贵的东西喂了肚子。深厚无比的牛哞在他们的肠胃里翻个滚，变作一个咯或一个屁被排掉——工业城市对所有珍贵事物的处理方式无不类似于此。”工业城市以及城里人用最无足轻重的处理方式排掉来自乡村的珍贵事物；而作者，则报复般地以最低俗、最鄙夷的语言方式把城市和城里人从精神上给排掉了。

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技术主义和集约化的每一次凯旋，都是对农业文明和生产个体的进一步的侵略和征服。它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富足，但是，仅此并不等于人性的完善和人类的进步。

一种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霸权就建立在这上面，使一切人为的剥夺合理化，于是，作为弱势者，无论群体或个体，独立和自由的丧失便变得无可抵御。从张承志到刘亮程，他们都曾为此鸣着不平。由于现代化是一个十分庞大复杂的过程结构，每个作家所关注的环节并不相同，所以结果也就千差万别。但是，倘一概以“民粹主义”立论，则未免太省力气了。

中国散文界有两个风格独异的作家，一个是朱大可，一个是钟鸣。

朱大可以文化—文学批评引人注目，优秀的篇章有《流氓的精神分析》，《逃亡与皈依》等，他以评论文字勇敢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亵渎圣者，扫荡流氓习气和各种民族惰性，揭露“伪币制造者”，嘲笑游戏族，那类出入于象牙塔和咖啡馆里的自我迷幻，夸夸其谈的人。

作为一个批评家，他思想极其敏锐，具有良好的艺术直觉。由于他有能力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善于使用诸如象征，比喻，描写等文学手段，使文字具有一种为学院派文士所无法企及的锋锐性和生动性。在题作《门与道：最初的历涉空间》的一篇文章，说到中国文化的迁流，说：“一个以墙为生的悠远传统，从秦皇汉武开始，直至十九世纪才遭到最严厉的毁坏。但它自我闭锁的特征，还会向几个世纪之后延续。……中国革命的全部努力就在于从墙与非墙之间找到一个折衷的状态。而领袖最终选择了门，并且亲自担任守门人。所有这些政治哲学观念将用什么方式加以表达呢？他设计了下列象征性仪式：在天安门上宣布一个国家的诞生，并把这座古老的门楼当作国家的标记。”二千年历史屈伸于须臾之间，可谓游刃有余。朱大可富于理性，思维明晰，但是表达是诗性的。他反对东方的政治文化传统，却耽迷某种神秘主义哲学；背离学院的规矩，又喜欢使用一些生拗的名词术语。然而，在他那里，思想终不致在文采中迷失，这是极不易为的，虽然有时难免晦涩。

钟鸣的随笔也有着自己的叙述语言，典雅，跳宕，不乏想象力和幽默感；其中最突出的，也最为人所看重的是“引书以助文”。早期作品如《喇叭》《检举箱》《叩头虫》《瓦》《笏，熨斗》等篇什，多有讽刺时世之意，愈是往后，思想的成份愈见淡薄，而名士气，逸民气则愈来愈甚，有的文字简直近于无聊。后来出版的三大册《旁观者》，百十万言，一以贯之地保持了原先的特色，挤满各种文化信息。

实际上，这是一部意在炫耀的作品。作者以名人自居，不但炫耀知识，而且炫耀身份，把关于自己的琐屑无意义的行迹混杂在名人轶事中间。

《和吴宓相遇》一文的结句是：“文学终该有痛痒才行。”说得甚好，惜乎并不相关。当说到自己的作品是什么“玩艺”的时候，钟鸣有告白说是保证“尽量说得有趣，多讲一些轶事”；他说，“扯得越远，风景越好。”其实也未必尽然，远了便有迷途而不知返，以致亡失“家园”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