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里挑灯飞花令·珍贵《守护心灵的绿洲》

邵玉田

                                                                     守护心灵的绿洲
                                                                       作者：邵玉田

     祖母故于1973年，一个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
     我小时最惧怕的人就是祖母。确切地说，那种“怕”里有一种敬畏。
     “怕”祖母的远不止我一个人。祖母是要强的人，一双小脚，大嗓门，说话干脆，做事爽气。家里的事总是她说了算，几乎无人敢违背，包括祖父及她的儿、媳们。
      存储于我记忆深处的几件事，难以抹去。
      我才记事，家里靠撑小帮船载人带货为生。逼仄的小船，住十几口人，日子艰难不说，还伴生出许多的烦恼。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家里人磕磕碰碰，伯父跟祖母闹着要分家。我搞不清楚伯父伯母用了什么办法分了家。最终祖父、母坚持和我们一起生活，从那时起祖母就再也没有理睬过伯父伯母。弥留之际，母亲多少次同祖母说，让伯父回来看看，都被挡住了。结果伯父是在祖母咽气之后打了电报才赶回来的。祖母是很爱她的子女的，之所以固执地维护她的那个“真理”（家的完整），是因为“分家”有一种撕裂的伤痛，留在了祖母的心里一直难以抚平。
      穷家难当，但似乎祖母当这个穷家很有信心，而真正的信心是她付出的爱心。家里一分一厘的钱，都从她手里过，捏得铁紧。但日子再难，祖母从不准向别人借一分钱。每次母亲提出添置些什么，她要么二十四个不开口，要么就小声搭讪着“等等再说。”我的鞋子穿破了连大拇指都跑出来叹气了，母亲说买块布料给我做双新鞋，祖母愣是不让买。我气祖母太小气，母亲却说我不懂事！春天来了，祖母把她的厚夹衣拆了里子当单衣穿。这样的上衣过于肥大，加上她一双小脚，下身穿了个扎脚裤子，那样子就像鲁迅《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杨二嫂，活脱一只圆规的姿势，滑稽可笑，可我却不敢笑出声来。才五十多岁的祖母就已经一头白发了，为了这个家她耗尽了心血，付出了全部的爱。艰难的岁月催生了她的白发，却始终改变不了她所固守的清白正直做人的原则和要强的性格。
      因为摔了一跤，从此祖母卧床就没能再站起来。在病重已经虚弱得不太能说话之时，要我贴近她坐下，断断续续地对我说：“我想要一口新木棺材。”
      那时的农村还未提倡火化，没有火葬场。木材都是上计划供应，很难批到。许多老百姓家里老了人，都是用地底下刨出来的旧棺材板做棺材。这种旧棺材板在市场上只能掩掩藏藏地卖。母亲说可能是因为祖母听了民间的什么传言：用旧棺材板做棺材，到了阴间，会有所谓的“房屋”产权之争，日后阴阳两界死人活人都不得安生。
      祖母信了那些传言。她像个笃诚之士，明知战斗已到了最后不剩一兵一卒了，仍要固守她的“阵地”，她到了另一世界，也要让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家”一片安宁。

      相隔一年多，祖父病故。
      与祖母不同，祖父喜欢孙子孙女是不遮不掩地放在了脸上，人前背后，只要谁提起孙子孙女，立马一脸的灿烂。祖父有事没事地主动与我们逗乐，孙子孙女同他没大没小，学他的样，揭他的“短”。祖父让这个家充满了欢乐，使我们在笑声中度过了那个肌饿的岁月。
      祖母常常对我们说，看你祖父，整天地嘻嘻哈哈，从来就是没心没肺的人。等到我们长大了，慢慢地悟出了些道理。也许祖父是这样认为的，家里有祖母主持这个家就已经够了，他乐得轻松自在，日子再苦也一样，他总是把烦恼拒之门外。乐者长寿，已故的四位老人数祖父的寿最长。
      祖母去世的一年多时间，家里的生活状况依然没得到改善，又逢上老宅地拆迁，新砌了砖墙草盖的房子，父母亲背上了很多的债，更困难了。而祖父照样还是大大咧咧的，活得很轻松，平时也没听他喊过身体哪里不舒服，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父母亲对祖父的后事没有一点准备。我是接到父亲的电话，说祖父不行了，才急急忙忙赶回来的。回来时，祖父已经去了。只见父亲跪在那里，泪流满面，一边哭着，一边在喃喃诉说：“我枉为您的儿子，生前没让您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死后都无法给您下葬。”
      听母亲讲，父亲伤心是因为祖父的棺材还没着落。他觉得这本该是他做儿子的责任。然而，祖父他等不及了，急着要去找祖母，就这样匆匆地走了。
      母亲说，其实家里的情况祖父也是心知肚明。临终前，就只对父亲说“想洗一把澡，剃一次头。”
      遗言，应该是最后的庄重，祖父却把它变成了最简单、最轻松的一句话。令我们全家欲哭无泪，哽咽无语。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正当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使全家人陷于一片阴霾之中。
      父亲得过肺结核病，有过反复，但经过治疗，钙化很稳定。
      这次父亲电话告诉我，他又发病了，陪他到市医院一查，结果父亲患了肺癌，而且胸腔里已大量积水。
我出医生那里得到结论，不敢透露给母亲，更不敢告诉他。立即安排他住进了医院，且拿着摄片去南京、上海到处求医问药，但一个个的消息让我心灰意冷，父亲的病是晚期，无手术的可能。
      回想父亲的一生，含辛茹苦，艰难曲折。父亲因解放前随祖父母在苏南撑帮船一节在“肃反”时受过审查，结论为政历清楚无问题。但后来文化大革命，又复遭无辜迫害，精神上受尽了摧残。
      那种艰难困苦的年代，有些人找不到排遣的出口，竟然靠斗人为乐，结果总是“错把亲人当仇人”，至今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所谓的“政历不清”、“经济富农”——诸如此类的“政治包袱”，仿佛《水浒》宋江烙在脸上的两颗金印，被羁绊着在社会上寸步难行。已二十六七岁的我，连谈个对象都非常困难。父亲在家里那种无奈的样子，像是欠了我们八辈子的债，同我们说话，都是颤栗着，小心翼翼的。尽管这样，父亲在一次次的学习班上，不管受什么折磨，始终不瞎招瞎认。
      新时期，子女们长大了，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的好了，他是看在眼里笑在心里，像久旱的禾苗逢上了甘露。然而是苍天不公，使得他在病魔面前一片无奈。
     父亲对自己的病情好象有了预感。每当我走到他的病床前，总盯着看我的脸色，让我无法去面对他那种满怀希望的眼神。最后的几天只能靠输液给氧维持生命。那根氧气导管给我的感觉，如汪洋大海吞没父亲也在吞没我们唯一的一根稻草。救命的稻草啊！
      那天夜里一点多钟，父亲突然问母亲我哪儿。当时，我在隔壁房间和兄弟姊妹几个说话，听说父亲喊我，立即跑了过来。母亲告诉我父亲要回家。父亲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把你母亲交给你了！”听了父亲这句话，在场的人泪如雨下。我们知道，父亲如果离开了医院将意味着什么。我仍想说服父亲，可父亲摇了摇手，毅然地舍弃了那根“救命稻草”的管子……
      凌晨两点，送父亲回家的路上，我始终握住他的手，我是多么想尽我的全力能够拽住我的父亲，留住父亲手心的温暖。
      听说到家了，他用尽了最后的气力，仰起头来四处看了看，父亲实在是难舍这个家，他是不甘、不忍就这样撒手而去啊！
      我隐隐绰绰地感觉到他与母亲之间有一种神圣的契约，他是想让母亲延续他的幸福，让这个家延续他的幸福。母亲是我们家这棵大树的根。根在，树必然会枝繁叶茂。

      十年后的一天，母亲病危送医院抢救。
      母亲原是一个身体健壮的人。而人到中年的她，上有公婆，下有众多的子女，仅靠父亲的三十元工资，是无法养家活口的。为了这个家，她省吃俭用，细心地操持家务；抽空出去做临工，四五十岁的年纪，在物资仓库里抬过大筐煤、扛过毛竹和木头；在草库拉过大车、爬过十多米高的大草堆；还替人家缝洗衣服、被褥、带小孩。只要有工做，只要能挣到一点钱，吃多大的苦，花多大的力气她总是抢着干，从不轻易放弃。就这样长年累月的苦熬着，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等到子女们一个个长大了，成家了，而自己却积劳成疾，患上严重的糖尿病。加之父亲的离去，她是病痛加心痛，身体每况愈下，一日不如一日。
      之前，我曾几次送她住院治疗，但每次住进去稍有好转，她就急着要出院。平时吃什么药，总要先查问价钱。她说自己没“劳保”，都是子女们养着的，吃药不能再多花钱。去年春，她又跌倒了一次，右腿粉碎性骨折，生活不能自理。考虑到大家都要上班，照料不一定能周全，我就为她找了个保姆，可她老是觉得自己的开销太大。一次对我说，听某医生讲，他的病可以不打胰岛素，吃药比打针少痛苦、还省钱。就做起了我的思想工作，坚持吃药不打针。我们子女中没有一个懂医的，也就认可了。
      过了一段时间，给我敲起了边鼓，说：“七十七岁的人，也算是高寿了，比起你父亲，多过了十年的好日子，我很知足”。万万没有想到，这种病的终合症在她身上反映已渐渐明显，可怜的母亲却始终不肯对我吭一声。一个培养了七个子女的母亲，有作家，有国家公务员，有教育和技术工作者，也有在商海搞经营的，子女们各自在经济上都能够过得去。而到了这个时候，母亲考虑的不是自己，仍然是不想给孩子们带来过多的经济负担。回想起来，真是后悔莫及，愧疚万分，我没能尽到一个做长子的责任。由于我的疏忽而铸成大错，自己为什么就不细心一下，偏偏就轻易听信了她平时对病况总是说好，不说坏的那些“假话”，这辈子再难弥补。
      那天是立秋，早上我去她那里，顺便带了个西瓜，说是按民俗立秋应该吃西瓜。未料想母亲瓜没吃着却被送医院抢救。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坏消息，肾功能、心脏功能已经衰竭，伴有严重酸中毒。胃、食道、口腔有炎症，进食时吞咽困难，消化道溃烂出血，大便已变黑。她坚持要出院回去，说：“这个病已治不了，一天要花好多钱。”我说：“有这么多子女你不必担心用钱，钱用了还可以再挣，人的命没了是挣不回来的。”她又说：“人总是要死的，有你们七个子女是我一生的安慰。你不听我话，再这样住（住院）下去，迟早会落个人财两空的。”听了这番话，我的心仿佛在流血啊，我还能讲出什么话来？这就是母亲对儿女们的呵护之心，“舔犊之情”，母亲的天性。
      住医院才十一天时间，她有预感自己可能已到了最后的时刻，就轮流着和我们几个子女说话。起初，我再三让她少讲话，静下心来，配合医生治疗，渡过难关。而她却置病痛于不顾，仍在断断续续地讲着……
眼见这样的情况，我不敢打断了，更不忍心劝阻了。这时候，我才感觉到母亲的话会越说越少了，弥足珍贵啊，我是多么盼望能让她说个够。
      母亲她恍惚了，语言不清，但有一句十分清楚：“我把兄弟姊妹几个交给你了。”她把这句话放在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让我感知其中的分量。
      其实，母亲的一言一行，就已经把这句话的意思表达得十分清楚了——在物质丰盈的时代，她知道，我们兄弟姊妹七个应该是不缺什么了。她惦念她的子女，要懂得珍惜，严守“做人之道”。并让我这个当老大的以身作则，对弟妹们帮着点、看着点。
      家，是她心灵的绿洲，她希望整个绿洲，永远枝繁叶茂！

林慧妮

邵老师的文章越来越令人回味，祖辈父辈的逝去娓娓道来，泪水已经不觉盈眶

微人微事

     认真阅读了邵老师的文章，觉得邵老师写得不错，很是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