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里飞花令 绿色.生存〕黑色封皮

毛秋水

     黑色封皮

        每个秋天来临的时候，总听人说，有人在烧锅腔子，白烟升得高高的。烧锅腔子的曾出现在盐城串场河东闸口的拾荒船上，后来出现在水乡兴化去往轮窑厂的挑泥船上，是一对农民夫妇。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戴南镇董北村，白烟又开始高高升起，是一个前来打工的老鳏夫在一个租住的农家小院里烧锅腔子，而他死在其中的脸映照着火苗。我急忙赶过去：
    “秋天，有人烧锅腔子
    鱼好燃萁，煮饭饮酒
    酒好烬灭，锅巴香好，
    今年去寻，青草呛人
    白烟尚未，修炼作云。”
     （《楚辞》之六）
     果真赶过去能有什么呢？正如诗中所描绘： 新豆秸燃烧后的灰烬刚寂灭，天空湛蓝，白烟空悠悠，还在上升，尚未修炼成云；而烧锅腔子的鳏夫估计前脚才走。这鳏夫便是我那逝世距今满了五年的父亲。他如今又在哪打工，在哪烧锅腔子，我不晓得。我还在年复一年的听人说，而“每一个秋天都让我们更接近我们最后的一个秋天”。
    母亲是在父亲56岁那年（生病没钱持续医治）病逝的，她是家里的主心骨。这一来，为哥砌房、结婚而欠下一屁股债的家顿时陷入泥泞中，我又正值上学。母亲走后，我们弟兄曾登门向债主们保证的：缓个几年，我们弟兄一定把钱一分不少的还上。可雪上加霜的是，做修理临时工的哥也因病逼迫离开兴化公路站，失业了。仅仅靠父亲一人几亩地广种薄收，旧债又添“机耕费”“两上缴”的什么新债，哪年才能还得上？家里有时甚至买牙刷牙膏的钱都拿不出。眼看这户人家都过成这样了，杂货店自然不大肯赊账，父亲戒掉了抽几十年的香烟。那两年夏天的家乡，正巧来了盐都北蒋乡的淮剧班子。淮剧班子在晚上演出，轮着从这村唱到那个村，父亲便从这村赶到那个村。 深更半夜，回来，面对着空屋子（黑白电视都没）一唱三叹，《牙痕记》《赵五娘》《秦香莲》的，都唱。门前开始长蓟草的一个穷鳏夫，深更半夜唱戏，自然招人背后指指点点，说：“毛天祥得了‘花交疯’。”
    2001年春节初五，大雪初霁，毕业已半年的我口袋空空随本村同学瞿正卿前往苏州找出路了。年后，父亲锁好破木门，把钥匙交给几十年的垛上老邻居，也上了一条路，到人家蟹塘上打工。蟹塘上人多，管吃管住，比什么都强。钥匙交给老邻居，不是为看家徒四壁，而是请她照应亡灵。按老风俗，摆在家神柜上的亡灵牌位要供“三年”，每天三顿“上饭”。有后人的当由后人来上饭，比如女儿子孙。母亲走了还差半年三年，还得给她上饭。而老邻居她属于与我父母同辈的外人，之所以愿意这么做，是秉承古风，怜悯我家；同时希望我父亲能早日外出，不让人笑话。老邻居是个瘸子，村里老少前后都叫作“粉莲子”。老俩口现在七八十岁了，他们一直呆在经济孤岛的村里。自己的小家庭同样陷入泥泞中的哥，年后拖着病体也上了一条路。三月底，漂荡了一圈，潦倒至极点的病容的哥拎着蛇皮袋来到在苏州脚还未站稳的我这里，想找机遇。就在这紧急关口，在南京做屋面防水的姐夫碰到一位老乡茶炉要转让，急忙把打电话给我，转告哥过去接手这“没花头”的稳当交易。
    “参照这边（松陵镇）的形势，一茶瓶水一毛钱，一个月能有千把多就不错了。”“哥，你做什么都没本，而且不是一点半点的本，又亏不起。眼下是有一分钱总比没有一分钱强，先去作过渡。”我劝哥。
    哥不情愿地动身往南京接手茶炉了。茶炉开在南京鼓楼凤凰西街稠密的老市井，某新村出口的街边。砖墙结构的小棚房迎面蹲着茶炉，茶炉后隔一间仅够放张床、煤气灶和碗柜。哥把漏水的茶炉修整修整，起早贪黑、正常地烧起来。不曾想前来打水的络绎不绝，拿一只茶瓶，拿三只茶瓶的，拿茶料子，拿水桶的——哥手忙脚乱的，赶紧挂出块白粉笔字的木板：
    一茶瓶两毛
    两茶瓶三毛
    ……
   几个月后，接到求援的嫂子将信将疑地也来到了南京，随后换上水量大的新茶炉子。你相信吗？一个月毛收入能有六七千——这是2001年。姐夫电话打来告诉我情况时，我高兴极了：“我们家真是‘瞎子磨刀，望见亮了’。”
    茶炉房租不高，主要成本是煤，次之水费。烧煤相对于烧木材是不划算的，但廉价的木材哪里有且很多呢？凤凰西街的几个新村随处可见丢弃的旧家具、木板，你只要有力气拖着板车走街窜巷收拾。当然还得你有力气劈开它们。而劈好后的木材正好堆在茶炉对面一小块废弃的空地上，用雨布遮盖着。掌握了茶炉窍门的哥正养病，重活干不了，他还需一个帮手。蟹塘打工的父亲于是被哥召到南京。两年时间，父亲已还掉了家里几笔千元以上的债。这样，南京便出现了一位拖板车的老头；南京便有了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和父亲团聚的大家庭。这是一段难得的短暂好时光。
    清晨四五点，嫂子起床生起茶炉。水一烧开，下面条煮点心的来了，下夜班的来了，不赶早班的来了，杀鸡宰鸭鹅的来了，生活日杂铺的来了，提着鸟笼的来了，捧着茶杯的来了，头洗到一半的来了，租住校外的审计学院学生也来了。于是曾数次庇佑华夏之正朔的南京全氤氲在六朝烟水气间，而烟水气正来自我们家茶炉。 春光明媚或者法国梧桐苍黄的秋日，你，一位来此打水的审计学院女学生，看这穿得破烂、忙忙碌碌的一家，聚在雨棚阴凉下的一张小木桌上热热闹闹吃饭。哦这家来亲戚了，女儿女婿。女儿带来些菜，还帮忙烧出一桌子。喝老酒的是老头，收起溜溜球坐在小凳上的是老头的孙子。还有那么一两回更大的团圆，是老头的小儿子休息天从苏州赶来了。等读大学四年级，熟悉了，你会与茶炉的男主家聊几句。想不到他还是高中生，会跟你谈谈社会问题。他可能还会提他苏州在工厂打工的弟弟一直锲而不舍精研证券投资，并拿出他弟写的文章给你看。你开始对这破破烂烂的一家人刮目相看了。  
    但大家庭在一起，自然会有在一起的矛盾。父亲是个“板板六十四”的人，脾气暴躁兼古怪；落了单，更加嗜好酒菜，酒后又佯狂唱曲。在南京生存，吃喝拉撒难免要算算的子女自然在某些方面会看不惯他。他感觉到跟子女一起生活受气、不自在，如同寄人篱下：酒跟不上，用钱得伸手要，给他租的巴掌大睡觉的地方阴暗又潮湿。因为有钱定期吃药，哥的病也养好，重活能干了。这么些因素一交织，在南京呆有大概两年的父亲便决定重新返乡打工，自己养自己，不添加子女负担。他怒气冲冲地说：“我有这个雄心，找个老太婆也不一定。”   
    返乡后，父亲继续上蟹塘，后来辗转来到“不锈钢之乡”戴南。戴南现在什么样，我不清楚。父亲打工时所在被黄色酸雾笼罩的戴南，“每个村庄的河道几乎都是‘黄河’。”除不锈钢、中频炉，最高峰时的戴南还有一两百家配套的高污染的钝化酸洗厂；而这些气味刺激的排放物中含多项致癌重金属，具有强烈的腐蚀性和毒性。所以六十多岁的老头，还是能找工作的：一是工资低的，二是年轻工人都不愿意干的累活和“脏活”。
    父亲他孤独，他也自由了。在戴南一呆六七年，雄心依旧不改。“人家问，没得命呀老头子，哪个乡的？多大了？有没有六七十？还打工，有儿女吗？”他自豪地告诉我，“我说，嗨别小看我老头，比你们青年人力搏大。我有儿有女，大小伙在南京，老巴子在苏州，都有房。”还跟我说，中午在私人厂吃一顿，早晚自己烧，早上就是要起早，夜饭好弄凶呢。从家里带过去的锅腔，上面坐带支儿小尺锅（铁锅），劈点木材，烧火剥葱，先烧咸。烧肉的话，百叶大蒜一锅下。咸好了，盛起来，添柴，淘米煮饭锅。酒喝好，闻到锅巴香，饭好了，柴火自己熄了。是呀，父亲他孤独，他也自由了。自己买鱼买肉，买酒，买衣服，买电瓶车，买手机，买唱淮剧的“跟屁虫”，老人情往来……添孙女一千，前后也给过老巴子我好几千。父亲终于到了70虚岁，“乌黑”的头梳得油光光的。春节期间，他自己掏钱做寿，不要亲戚的人情钱，我们弟兄落得面子。
    就在这新的一年，我们弟兄模模糊糊意识到父亲年纪不小了，希望他这一年干完不要再干。这一年秋后，父亲第一次说，精力突然下得不尽，今年结束了家来。其实夏天的时候，父亲曾到小姑家歇过几天。小姑父看到父亲弄得像个野人，吓一跳。父亲说是在厂里配药水（酸洗用盐酸、硫酸）配的。入冬以来，父亲开始经常打电话给我。以前打得不多，我也很少打过去。打电话过来时，我经常现身在过星港街人行高架的下班路上，正着急往家赶，到本小区王奶奶家接回女儿，然后做晚饭。幼儿园放学早，请王奶奶把女儿先接到她家，一月给几百块钱。父亲打过来也无话可说，遇到过冬了，那就谈闲：“过冬了，你们在外又不烧纸——以后烧纸的人都没得。”其余几乎都是问：“吃过呢？”
    “才下班的。”“我都吃过了，坐到床上了。”
    “这么早就上床了？”“今年怕冷……”
    “才下班的。”“我都吃过，坐床上了。”
    “这么早就上床了？”“今年怕冷……”
    饥肠辘辘的我，接起来对付几句，要么说：“伯伯吧，我在骑车，晚上再打给你。”有时隐隐听到手机响，任其响着。到晚上，我忘了打，父亲会打来。电话中，父亲长久以来的雄心似乎没了。他说，一个大腿好好的就疼，还有点肿，又不曾跌过扭过。我安慰说，人老了总有些毛病，赶紧把东西收拾收拾回来吧。他坚持要把最后个把月干完，把工资要回来。 腊月底，父亲叹气说，大腿更肿了，小便开始出现不自主……
    “父亲这两年为自行车曲柄脚踏厂干酸洗电镀，会不会出什么大事？”我有了不祥的预感，在一个黑沉沉的寒冷深夜，疲惫而挣扎地猛然醒来，“死神找来了，它正坐在门槛上等候父亲回来。”而这个时期，哥嫂从事着繁重的蔬菜生意。至于茶炉哪年就拆了，十多年有了，如今的凤凰西街全是高价楼房。所以你看不到现在的南京还有什么六朝烟水气，满大街被凌乱的生活搞得慌慌张张像赶投胎的人——如果你安贫乐道，你将坠落到更深的底层，坠落黑暗中，坠落贫困轮回中——我愁容满面的姐姐正走在其中，赶做下一家钟点工。为中国的房地产、金融和教育打工的归根结底是为着一个隐形国家打工的子女，大病来临不堪一击的走在一条礼崩乐坏道路上的子女，他们的孝道正变得像清晨突然受惊的薄雾。“不行，父亲不能回来！所有这一阶层的父亲都不能回来，不应该叫他让他回来呀，应该继续留在哪打工，下一个找更污染的地方打工——”
    于是我起身，开灯，从书架上翻出父亲在另一家工厂打工时期所带回的牛皮纸封皮的粗糙工作手册簿，A4纸四分之一大小。纸残页缺的簿开头几页是工友为父亲所记上班工时，蓝色圆珠笔写的。空白数页后，接着再出现一页，上面用粗大铅笔写着一段证明语气式的话：“12月27日晚，齿轮加油，把指头打掉。”簿的最后三页的第一页，粗大铅笔歪歪扭扭写着唯一一串数字，是我的电话号码。第二页同一串数字歪歪扭扭共写了三行。第三页还有寥寥几行数字，但我没能找到或辨别出父亲的号码。这五年，我换过手机，早没了父亲最后的号码。父亲共换过起码两个杂牌手机，几次号码，全是充话费的营业厅推销的，说省话费。想起来了，父亲最后一次换的号码被写在他2011年8月办理的电动自行车行驶证上了，而行驶证一直躺在客厅五斗柜最下面的抽屉。
     如果拉开抽屉，取出，打开黑色封皮，我就能看见那一串蓝色数字。

毛秋水

巨大变革中有一代人置身于所处环境，精神的污染和传统伦理破灭的边缘

林慧妮

很多时候，我们都被迫走上自己也不愿意走的路

毛秋水

林慧妮 发表于 2018-9-13 15:01
很多时候，我们都被迫走上自己也不愿意走的路

是呀！

毛秋水

感谢醉里的飞花令，促使我抽出时间写成这篇文章。
当我，写作过程中，再次翻开父亲的遗物，打开“黑色封皮”的瞬间
我终于命令，指认我，是一名诗人，跟诗歌是否发表过，是否参加作协，是否写成伟大的作品无关，跟任何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