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忏悔（安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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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忏悔--一个红卫兵司令的自白

安文江

1

一位编辑同志在给我的信中写到：“你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极其生动的文学作品。”读到这句话，我笑了，笑得很涩、很苦、很沉……

海岛上光屁股的顽童，上海滩好梦幻的少年，复旦园锋芒毕露的才子，“文革”中显赫一时的红卫兵司令，矿井下负重爬行的臭老九，还有威信颇高的教导主任，荣登红榜的省模范电大老师，浔阳城知名度甚高的所谓作家……这些斑驳的色彩合成我的肖像，这一条跌宕起伏的曲线描绘出我前半生的轨迹。

历历往事，可堪回首！我不怨艾，不嗟叹。命运把我扔进了五味罐，备尝人生的甜酸苦辣涩，我感谢生活的馈赠。一个人，只要自信的脊梁不断，那么，迭宕曲折的经历便是得难得的财富。

我不想把这笔“财富”匿于密室，所以，在大家鼓励下，我创作了一部中篇报告小说展示自我。今天我感谢《东方纪事》又给了我贡纳“财富”的机会。

自尊与自卑，乐观与颓唐；追求与失常；理想与幻灭……我的心灵历程是特定历史时期光波在我身上聚焦与折射，是60年代知识分子很典型的代表。所以，我这个人具有“标本”价值。没这点价值就不必占用自由的篇幅。

在我眼中，“当代人自由”专栏不是扬名获利的地盘，它是冷峻的标本解剖台。我决定躺上去就准备脱得一丝不挂，用自己的手攥紧手术刀开膛切腹，亮出无遮无掩的灵与肉，接受旁观者五花八门的评点。所以，自由需要真诚，真诚需要勇气。

三月底，我接到《东方纪事》的索稿电报，“速将自白寄我们”。一位同事探头看了电文，突然神情惶悚地打量我，眼光曲里拐弯地搞得我莫名其秒。他问：“你，怎么搞的？这，怎么回事？”我恍然大悟，他把“自尊坦白”，以为电报是哪个专政机关拍来的。一笑之余，我觉得沉重。在中国，说真话真难。连“自白”都成了可怖的字眼。细一想倒也不奇怪。孔夫子早就有“述而不作”的律条，也就是说说尚可，切不要记诸文字的意思。他的大作便是弟子们记录整理的。延至当代，伟人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也没写过自传，有几本传记还出自洋人的手笔。瞿秋自傻乎乎地写了篇自白，结果为证明他是“叛徒”提供了白纸黑字。还有个刘晓庆斗胆包天写《我的路》。由此招来的风风雨雨成了茶后饭余“看客们”的谈资。

我写自白会不会撞到“左轮手枪”的枪口上去？只能说“但愿不会”。

说话难，说真话更难，说别人不敢说的真话难乎其难。明知其难还迎难而上，我冒傻气了，换个说法叫“不成熟”。

一颗豆，浸透五味加上文火烹煮，早该熟透了。我们依然咯崩脆的，而且还挺得意，自诩“青春常在”我觉得，人活着已经够累的了，用“俗套”自律就累上加累。世事洞明，人生练达是好事，我很想学一点，但本性难改也就不敢了。敢想敢恨敢爱，这才是鲜淋淋的人生。不成熟拉倒，我就当一颗煮不熟的五味豆。

确实，就个人私利而言，我全然不必心旌飞扬地在方格子里作大激昂。和同龄人相比，我走出昨天的泥泞，提前达到了“小康”。夫人当科长干得有滋有味；独女上大学读得有声有色，收入不低。稿费不少；彩电冰霜电话书房一应俱全，很可以学一点陶渊明的“悠然”。我的家推窗便见庐山，即陶渊明悠然而见的南山。但是，我做不到“守已”。也实难“安分”。巴金先生说：“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人，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恶梦……”为了不做恶梦，为了后来人不重复我们的恶梦，我写下这篇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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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80年，上海来了位20出头的外调人员，他挂出一张鲜红的公章脸蛋诘问我：“你最好说说你当红卫兵头头的动机和目的！”我朝他苦笑，朝他摇头。他恼了，一拍笔记本吼道：“你态度放老实点！”我也火了，说：“假如你以为坐在你面前的我是贱民而不是与你同等的公民。我有权利请你滚出去！”同来的老同志赶紧打圆场。我说：“回顾历史需要赤诚，评价历史需要公正。这位小同志不懂历史又要评判历史，我只好缄口。如果割断历史，仅仅从个人品行着眼去追究千百万红卫兵的罪过，只能得出荒唐结论！”

这不是遁词而是大实话。

中国的史学，文学往往堕落为“瞒”与“骗”的工具，魏徵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是，某些史学家、文学家为迎合某种政治需要总把历史搞成哈哈镜。近几年，这种倾向受到评击和纠正，对中国的蒋介石，外国的布哈林以及文化界的林语堂、钱钟书等人给了相当的公允，但是对红卫兵的评价却是“犹抱瑟琶半遮面”，害怕犯禁。我的两位校友在《历史沉思录》一文里写道：“一边是历史的高压水龙头洗刷着成山的冤屈；一边是红卫兵‘冲锋队’一样出现在小说里，‘还乡团’一般出现在银幕上。”面对被扭曲的历史和被扭曲的一代人，老知青梁晓声写了《雪城》，老三届肖复兴写了《啊，老三届》，而“文革”中处于焦点、热点的大学红卫兵反成了空白。于是，在今天的青少年眼中，像我这样的父辈成了灰蒙蒙的谜。1985年，我执教语文的高三学生中有几位在作文里骂“丧尽天良的红卫兵暴徒。”我笑着说：“你们把红卫兵看作希特勒空投的党卫军或威虎山潜伏下来的土匪，这是大误会。我安老师当年就是红卫兵，而且是‘司令’，你们觉得我像不像座山雕？”看，她用了一个“吓”字，可见，他们心目中的红卫兵是何等狰狞。

大学红卫兵超过百万，连同中小学的红卫兵、红小兵超过一亿人。假如历史不能给矛他们以真实的描绘、客观的评价，未来必将遭受历史无情的惩罚！

空话说多了，下面请读者沿着我走过的路、顺着我的心态历程，通过我这只“麻雀”探究一下“红卫兵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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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的个性是矛盾的集合体，自卑与自尊、温顺与桀骜、内向与奔放、软弱与刚强……时而冒出这一面，时而冒出那一面，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两个灵魂构成两个自我。这大概是生活的“杰作”。

我生在舟山群岛，童年时，父母带哥哥定居上海，我伴着奶奶守着幢宽敞却又寒伧的老屋。撒娇的年龄却得不到慈母的抚爱，孤独时得不到胞兄的温情，受欺侮时得不到父亲的保护，奶奶对我很疼爱，但为了不负我父母的嘱托，加上她自己是个半虔诚的佛教信徒（她只在阴历的初一、十五两天吃斋，说是这两天菩萨开眼巡视凡界。很有点胡弄神灵的味道）。于是，我听到的更多是“不要”、“不许”之类的训诫。这样，一个天性机敏活泼的我变得孤寂、腼腆、驯顺、纤敏，像一株无遮护的小草抖索在岩缝里，面当碰到过度的冷漠、欺凌时，我又时不时地暴发出自尊、孤傲和刚烈。五岁那年的夏天，几个小伙伴吹牛比胆量。“谁敢钻后山的坟墩子谁就胆大！”我一听就亮开嗓子叫“我就敢！”我老家有钱人生前就造有坟道的椅子墓，很宽敞的。我硬着头皮哆嗦着钻进了墓道，“哇哇哇”大叫几声就奔出来。事后越想越怕，第二天发了高烧，害得奶奶着灯笼叫了半夜魂。还有一次，在小伙伴挑唆下，我在改成学校的中峰庙，翻墙上顶爬到尖檐边上，掰下了护法神手中的木头剑，挖出了他的眼睛——两颗玻璃球。在迷信十分的故乡， 我少不了给大人们骂“造孽胚”。这种反常的胆量其实是要求被同伴认同、被大人器重的心灵变态，我的童年实在是太孤单，太凄苦，太没有温暖了。

1953年冬到上海，1955年又回到故乡。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大都市使我惊惧、迷乱，又使我眷恋、向往。妈妈送我上海轮，我没有掉一滴泪，我有一种被遗弃的忿懑。海浪滔滔，孤鸥点点，已过10岁的我萌生了执拗的“学本事回上海”的愿望，想做一个强人。那一年，我除了读书就是学画，沙地、粉墙、厕壁、香烟壳……到处是我无师自通的“大作”。语文老师周惠敏特别喜欢我，给了我不少纸笔。那年“六一节”，我创作的画《老师，敬礼》得了第一名，奖品是两本练习薄。周老师拉着我的手一个劲问：“画上的老师是谁呀？”我朝她甜甜一笑拔脚就溜。画上的“我”正恭敬地向齐耳短发的“周老师”行队礼，背后柳树一侧一个调皮鬼正眯着眼睛吐舌头……32年过去，我还记得十分清晰，这是我第一次成功，周老师又是填补我母爱的第一人……

1958年夏，我终于到上海定居。当年考初中，我报考浙江美院附中，终因没有良师指点，缺少系统训练而各落孙山。

我爸爸是海员，当时月收入80元，不算低。但三代人，我和哥哥读书。父亲又是烟又是酒，一个人就去掉30元。三代人蜗居在18平方米的前楼，进大学前我和哥哥没尝过上床的滋味。冬天地板上铺床棉絮，夏天则铺张草席。在浙江老家，家常饭是红薯粥，家常菜是盐棕子。（用棕叶包粗盐放在炭灰里煨黄，醮着下粥存一股清香。）“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困难时期，家常饭是“三色粥”（上清中混下白，妈妈喝上层，奶奶喝中层，我和哥哥吃下层）。但我从不为儿时的清贫而自轻自贱。红薯粥、三色粥给矛我的卡路里超过了牛奶面包，少一层肥膘，多一点筋骨，使我能迈出漫长的坎坷。更使我欣慰的是，我们有一个堪称伟大的妈妈。她瘦弱但从不弯腰；她凄苦但从不嗟叹；她贫寒但从不乞怜。“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是她的口头语。瘦削的肩头扛起养育三代人的重担，她咬紧牙关发誓要把我们兄弟俩培养成故乡第一代大学生。她自己也进夜校，风雨不断苦了一年多，从目不识丁到能读书看报写流畅的家信。她的誓愿实现了，她却过早地走了……假如我身上还有什么优点，那一定是她的恩赐。特别是自尊自强的烈性和恶不怕、善不欺的脾气，我得益于她潜化的影响。

童年、少年时代的我具有良好的天赋，美好的梦想，外柔内刚的个性和追逐理想的志气。这么个挺可爱挺有个性的孩子怎么会变成1966年“野性十足”、“犯上作乱”的红卫兵司令？是什么改变了我又怎么地改变了我？

这得从1967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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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学六年理应是充满阳光、充满诗韵的黄金时代。个性成型，世界观奠基，人生走向的确立都将在这一时期大体完成。当然，这又是可塑性最强的敏感期。

那一时期的学校宁静、神圣、老师忠诚、辛勤；学生驯良，用功。这都是事实。可我要说：自1957年始，学校像教堂，老师像牧师，学生像羔羊。苍天有眼，切不要让我们的后代回复到羔羊时代去！

这六年，我们是在“颂歌”与“战歌”交响回荡的噪音里长大的。唱着“毛主席万岁！”学的是“三面红旗迎风飘”。读的是“台湾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的报纸有台湾消息专栏，题目图是铁丝网后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瞪着淒绝的大眼睛……所以，即使在困难时期饿得膝盖发虚，我们也充满幸福感，穿着打补钉的裤子照样扭秧歌。同时，反右斗争，大跃进，蒋介石反攻大陆，反修斗争，反右倾……我们稚嫩的神经束不断被被绷紧被叩击，一忽儿红旗招展，一忽儿刀光剑影。盲目的偶像崇拜，虚浮的理想主义，亢奋的斗争激情浸红了我们的骨髓，也使一代人成为最少自主意识，最缺个性光彩，最易被驱使的工具，其最强烈的反馈就是“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问世。

我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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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纯真地寻求理想、寻求温情、企盼受到理解与尊重、得到进步与发展的我，是很不安分的。另一个驯顺地满足温饱、慑于规矩、怯于师长的我，又是很守己的。在学校里我受着正统教育，聪明听说，于是当文体委员，中队长。一放学我就拜倒在莫泊桑、契诃夫、托尔斯泰、马克吐.吐温和鲁讯、巴金、徐志摩、郁达夫的脚下。那个时候有个好处，一是学生的负担不像今天这么沉重，二是借阅各类书刊较方便。所以，学校门外有我自由的小天地，书籍。这样，我就受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教育。学校里既有系统扎实的知识传授，又有“兴无灭资”的教诲和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熏陶；走出校门就对不起了，人情、人性、人道通过迷人的艺术形象感化着我。前一个我盼红色的革命、斗争；后一个我向往绿色的自由、温馨。《雷锋之歌》激励我摒弃自我，“每一声呼吸都是革命革命革命！”《红与黑》的于连又引导我个人奋斗走出昨天的清贫与低贱……前者给我心的震撼，后者给我灵的纤颤。震撼比纤颤强烈，纤颤又比震撼久远。从中学到大学，两个迥异的自我不断地搏斗扭杀，切割着我的个性。因为胜负难分，我的脾气就变得浮躁。这是其他糖罐里泡大，母亲抱大的同龄人所没有的。

我拼命读书到了胡啃蛮咬的地步，结果呢，语文一枝独秀，不论什么语文类竞赛，我几乎包揽冠军，数理化却中等偏下。上理科偷偷看小说之类的事也常常发生。班主任严肃地批评我“不要光想着成名成家。丁玲‘一本书主义’批得够臭了……”我只有认错且表示要“全面发展、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读课外书像犯罪一样，我只能搞“地下活动”。强制性的禁令是虚弱的，你越禁我越被吸引。《少年维特之烦恼》、《约翰.克利斯朵夫》、《忏悔录》、《金陵春梦》、《金瓶梅》（洁本）就是怀着偷食禁果的惶恐在高一时读完的。

中学时有两件事刺激了我也改变了我。

也许和从小难以得以母爱，也没有姐妹亲昵有关，我对异性自小就多亲近的欲望，情窦似乎也开启得早些。初二时，班上长得最秀气的女同学Z对我很有好感，送了一叠画片给我，我好兴奋。居然写了首情诗，其中一句“哦，你别朝我笑一笑，我失落太阳了。”她有点懵懂，我把她暗喻为太阳，她却怀疑我骂她，她去问别人，一问就糟了。周六下午的全校训导会，教导主任一脸敌情地训斥：“还得了吗！初二学生就写情诗。还说那个女同学一笑，太阳都没了”排列得比兵马俑还肃穆的1000多学生嘎然大笑。知情的朝我指指戳戳。我当时的感觉：太阳真的没了！初萌的纯真的情感横遭羞辱。自此，我对“爱情”产生了过敏性惶恐。进大学后，有两位女同志给我来信，半年以后，我嗅出了超常的温情，我不敢玩火，非常自觉地割断了情丝。大学二年级，我在上海医院住院割扁桃腺，一位女护士对我十分友好。可是“敌情通报”很快传到团支部。书记对我大谈“克服小资产阶级情调”。那时候，团支书就代表组织、代表党的助手说话，我只得诺诺。过几天，有同学在楼下叫“安文江，有人找！”踱到窗边一看，来的正是那护士，我吓得一边朝喊话的同学摆手示意，一边猫腰缩到窗台后面。事后，觉得对不起她，人家也没说过半句情话。可一想到自己克服了小资情调，心进也平衡了。多么的不合情理！像剃度的小和尚不得思凡一样，我搓揉着自己自然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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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时，音东老师见我有点才气，委我以校文工团团长的重任。为了排练一套歌颂“三面红旗”的节目，带我们去参观马陆人民公社。回校后，我为大联唱编撰歌词井该印了几十份。因为错刻一个字，我被解除团长之职。这一刀砍伤了我，由此产生了对“阶级斗争”刻入骨髓的恐惧。以后的业余创作我特别注重政治性、思想性。15岁就领教了文字狱的滋味，闻到了批判的腥味，而告发我的女同学年仅14岁。

我再不敢放任自己了。我再不敢随心所欲地嬉笑怒骂了。我赶紧打入团报告靠拢组织了。我少看西方书而每天坚持读党报《解放日报》了。我渐渐地弄不清我是谁了。我变成我自己也不喜欢的我了。我想，本来我会写不少朦胧诗的。

高二时，我和五十八中、继光中学几位同学办了份自编自写自印自读的油印小报，办了五期。有同学提醒“不太好吧”，我赶紧退出。

大学一年级，我们寝室出版了一期文艺壁报，取名《杂啼》。第二天晚上，我们的班主任，大姐一样可亲的秦家琪老师一脸忧色地踅进我们寝室，劝我们不要冒失干傻事。她爱人就是在南京大学被莫名其妙戴上右派帽子的。我们长吁短叹，结束了刚刚出声的《杂啼》。

我学乘了，我被驯化了。进入复旦大学是中文系，我本当诗情勃发写一点赤诚的东西。结果呢？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一入学，我就为联欢会创作了朗诵长诗《我们是继往开来新一代》，效仿最流行的鼓动诗；二年级为复旦话剧团创作朗诵长诗《我站在珠峰之巅》，气势磅礴，这个“我”绝对是代表人民的“大我”，接着破格担任《复旦文艺》诗歌编辑，不时作补白之作，几乎全是高八度的进行曲……这是我可悲的“进步”！

一个纯真的，有灵性有朝气的，企求个性自由发展的我被揉搓成一团，塞进模具，塑造成被认可的工具。

有些人至今还怀恋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的教育，且摆出九斤老太的架式对80年青少年大发“一代不如一代”的谓叹。对这种方图让新一代青少年重新退回去，适应传统钻进模具的言论我有着本能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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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的我们的确驯顺、勤奋、纯朴、赤诚。然而，这是支步伐整齐而没有锐气的方阵，是一群唯鞭是听的羔羊。理想主义的教导，倡导公共利益的伦理约束，抑制个人自由的兴无灭资的教诲，对个人权威的虔诚膜拜使千百万莘莘学子成为有虚浮的使命感、道德感的“理想型”人物，成为这一时期稳定社会的重要因素。但是，佛教的五诫也曾使千万信徒在极乐世界诱惑，轮回报应的怖慑中表现出群体性的道德完善和牺牲精神。这值得肯定吗？十字架上的耶稣也曾使上亿的教徒表现出“信仰，仁爱，希望“的崇善精神和以《摩西十诫》为规范的人道境界。这也值得赞扬吗？假如我们不否认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个人崇拜等浓重的一统意识曾败坏我们的政治肌体，不否认这一时期的教育有厚重的迷信式灌输的色彩，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掩盖其非科学、非理性的一面！

青少年在“文化革命”中爆发出的愚味、野蛮，黑暗，正是这种教育的负价值效应。

因此，尽管80年代的青少年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与不足，我还是要说，我热爱他们！他们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阵痛期，处于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求索期，由此产生寻觅的困惑，思考的浮躁，追求的狂悖实在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有一些堪称青年导师的同志常常有意无意地要把后辈纳入不定期时的道德渠道，我感到费解。有些同志在回溯个人磨难后说过“娘打儿子儿不怨。”我很受不了。娘错打了儿子，儿子为什么不能怨怪？为什么不能据理力争说：“娘，您糊涂，您打错了！”借此促成娘的自省，求得深切的理解与和谐岂不更好？在家愚孝，在国愚忠，崇尚负重且忍辱，大老爷打你板子还要叩头谢恩，这正是我们民族雄风难振的劣根，是人治得以悠久的渊薮。以此律已，无可厚非；借此律人，几近于牧师无疑！

被驯化的我必然会在最高统帅号令下应命而动。而灵魂深处不服驯化的我则蠢蠢然待机而发。前者为展示革命性，后者则寻求真正的自我价值。“文化大革命”恰恰为两个对立的我同时提供了表演的机遇。这是我投入红卫兵运动的原始心态。也是我同代人狂热地充任浩劫工具的大同小异的心理轨迹。

所以，把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视作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错误，抑或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人“五鬼闹中华”的丑剧，这是可怜的浅薄。

红卫兵是个人迷信、宗教膜拜孕育的怪胎！

红卫兵运动是被极左压抑的民主意识、自主意识的强劲反弹！是对阶级斗争怖慑到极点而迸发的变态绝叫！是几千年积淀的封建意识的回光返照和集成展览！

十年浩劫过去之后，我们反思历史，毛泽东同志要负一定责任，但不应叫他承担全部责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躬自问：那些年里我们自己又干了些什么？上上下下都那么清白吗？倘若，一个个官似彭老总、陈老总，民如张志新、遇罗克，一帮20岁左右的红卫兵岂能演出天崩地裂的活剧？！

历史是公正的，面对历史最好多一点赤诚。

正因如此，回首当年，我感到悲怆，感到沉痛，但没想到忏悔。

该忏悔的是我们积垢厚重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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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通古斯大爆炸一样的突发事件，这是断裂历史的观点。我以切身经历体验到“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文革”的预演，悲剧的前奏。

1965年到1966年6月，我以工作队员的身分与复旦高年级师生一起亲历了两期社教运动。半年在奉贤县胡桥公社，半年在宝山罗店公社。实质上充当了一年阶级斗争的工具。

在学校里讲阶级斗争终究是抽象的。以工作队员身分真正面对农村现实，我发现我一向崇敬的党员也有令人作呕的丑行，一向以为天堂般美好的人民公社也有不堪入目的阴暗面，而我一向觉得勤劳。俭朴的贫下中农也有那么多自私。保守和落后…………。我有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但是，失去理性思辨力的我们不可能从历史的高度去理解没有挣脱精神束缚的自然经济产生贫困落后的必然性。相反，我们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解释，即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1962年进复旦，始终在紧锣密鼓的警报声中读书。是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同年9月，他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６３年他提出“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的警告，结合苏联的教训提出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现实可能性，后来他又首次使用“党内走资派”的新名词，我们则通过批判《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大批文艺界的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灌足了火药的我们在“文革”中爆炸决非偶然！这是社会学家，文艺家评析红卫兵运动时基本上没有触及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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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奉贤，我负责一个生产队的运动。在“包袱”阶段，我队没半只“包袱”上交。我怀疑自己犯了毛主席批评的“心慈手软”的右倾病。工作队领导又反复强调“加强敌群观念”，“警惕走过场”。我就将病殃殃的女会计找来，拉长脸大搞政策攻心，反复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终于，五天后她红肿着眼睛“交代”了六十四元“贪污账”。我一边写汇报，一边心里打鼓：凡会计都会贪污吗？她为啥说不清怎么贪污的？工作组长开导我说“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嘛，隐瞒作案过程为的是反攻倒算！”我也便心安理得了。现在想想，对她有一种犯罪感。我这个人心肠很软，但阶级斗争学说唆使我开了杀戒。

在宝山县，运动到了建党阶段。我所负责的鲍家宅生产队同样也要“吐故纳新”。我这个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居然承担起先锋队发展的任务，找对象谈话，讲解党章，填写申请，写个人鉴定等等。当三名新党员站在党旗下宣誓时，我谇然涌起一种失落感。

所以，“四清运动”虽然比“文革”温良文明，却同样闪烁着极左的刺眼弧光。怀疑一切，无限上纲，乱纠蛮批，以至逼供信，大民主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我们呢，在毛泽东同志描绘的“党变修，国变色”的前景的难以辩清根底的落后面前感到迷茫，怖慑。这种惊悸浮躁情绪又在“反修防修”的引导下转化为要冲击什么要捣毁什么的狂热。

激荡的感情缺少有头脑的理性判断，必然成为冲天浊浪和荒原野火。“四清”是大学生红卫兵的孕育期，这是史实，尽管有人要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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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我们突然接到立即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我敏感到有一场比“四清”更剧烈的运动等待着我们去投入。

初夏的复旦园燥热，憋闷。从党委到学生都有股惶惶然的情绪，害怕发生什么又急切地期待着什么。《海瑞罢官》的超常规批判，“三家村”的全民性声讨，陆平，匡亚明的揪出和两报一刊充溢硫磺味的文章使校园笼罩在令人窒息的浓雾之中。像活火山下的居民，我们等着喷发又害怕喷发。茫然中，我竭力寻找明确的走向。那一段时间，我几乎一字不漏地聆听每晚的新闻广播，天天逐字逐句地研读两报一刊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总想在字背后找到支撑灵魂的东西。北京的高干子弟以揭竿而起，我还在观望之中。我老是做梦，一会红一会黑。

校党委也被毛泽东的指示搞迷乱了。一边放映反映匈牙利事件的电影《前夜》、《黎明》，警戒可能蠢动的学生，一边违心地组织对周谷城，周予同的批判以对应时局。在少数师生贴出揭批党委书记陈传纲同志的大字报后，经上级批准，校党委宣布陈是修正主义分子，陈书记不久便饮恨自杀。这种丢卒保车，舍一人保整体的做法意在控制主动权，但与其愿望相反的是客观上鼓励了学生的蠢动。

陈是修正主义,那么被陈提为宣传部长的原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徐震是什么主义呢？我们依照极左的思想进行想当然的推理。6月25日，我和同年级的十一名同学贴出《徐震是什么人》的大字报。徐讲话多，又是笔名公今度的杂文家，和“三家村”一对照，辫子一大把。于是，又贴出了《二论徐震是什么人》、《三论徐震是什么人》。凭心而论，徐震同志豁达平易，对我们也很器重，大字报的领头人还是他精心培养的尖子。可是，《人民日报》尖锐的指出“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中，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当然不做保皇派了！于是，揭竿而起踏上了造反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