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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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日子》续二十二 （2）

　　见到“三掌柜”才知道“黑子”出事的前因后果。“黑子”是个喜欢“窜”联的人，总是与一帮“家门口”熟人走乡串户，那次是去东坝游玩，回家路上遇上了那个二十多岁的女子。东坝到下坝走小路10华里，这条我曾经多次走过，还有一次是冬夜里一个人走，那是回乡时班车误点而改走东坝的原因。这条路在一个山梁中直直地向前后延伸，并无起伏，但路两边均是坡地，坡地上栽有树木，当时树木都不算高，并不影响路人向远处眺望的目光。想像一下，一个单身女人又是黄昏时间单独走多少有点紧张，于是很快追上已超过自己并继续向前走的“南京鬼子”。那女人无疑是有一定“凝聚力”的，注意，我这里并没有客观用到“招峰引蝶”这个艳俗词语，于是很快就与这伙“鬼子”们打得一片火热，一开始还仅有说有笑，然后那女子开始显摆，时不时显出腕上带着的手表。那时能带表的人凤毛麟角，由其农村，何况那女子话里话外都透着“富贵”，“钱是什么，我随身就可以拿出三十多块钱”，这句一出来，用“哲学”一点的语言说明，就是事物由量变转变为质变的临界点。当时三十多块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相当于南京工厂一个二级工的全月工资，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引得这伙既缺少法治理念又穷的叮当响得“鬼子”们立生歹念，实使了抢劫。搜遍了女子全身只得到三块七毛钱和手上带着的那块南京手表厂生产的二十六元的“中山表”，加起来总金额二十九元七角，离女子吹嘘的30元还差三角。手表是那女子借来显摆的，丢了回去交不了差，只能报警。女子一路与几个“南京鬼子”说说笑笑，相互也摸个底掉，其实警方不用大张旗鼓也能顺藤摸瓜一举将“黑子”他们抓获，估计应是为某种政治原由造些声势。案子判决，拿手表的人当然是主犯，判了五年，其余都是从犯，于是从轻，最轻的是交由生产队监督劳动。“黑子”并不拿手表，但也被判了五年，这就归根是他的态度，那时公安部门量刑往往依据犯人“坦白态度”的好坏，于是，这伙人唯一头脑里充满了“单雄信、秦叔宝”地“英雄情节”的“黑子”也因态度不好被判了五年，被转到南京龙潭水泥厂服刑。“三掌柜”不无可惜地说那个女人是个什么供销社的营业员，平常举止有点“破”，远近很是闻名。
　　“黑子”是70年初押到龙潭厂的，出狱后在厂里留用，到78年通过关系调到南京烟厂当维修电工，并与他母亲当年下放的江苏灌云那边的女子结婚，我那时候才和他重新见面。再次见到“黑子”时，是那种脸上写满了严肃的风情，不见了初次见面的那种意气风发，加上身边那个见人就羞涩躲在“黑子”身后的灌云小女子，充满了人间“底层”意味。“黑子”在家是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在燕子矶那边一个中学当老师，与我也认识，但并不熟悉，于是我们都管灌云小女子叫“大嫂”。那时“大嫂”见到我们只是笑，绝不说话，与“黑子”凑成了一对“锯嘴葫芦”。那时“黑子”夫妇俩住在碑亭巷靠烟厂对面的一间临街小院里，房子面积大约五、六个平方左右（严格点讲，只是“左”而没有“右”），低矮、简陋。
    82年底，我结婚，家里电器全是“黑子”帮助装的，那时电器很少，除了各个房间的日光灯就是几个电器插座。“黑子”的工很细，每一条线总是追求完美，让人很是满意。结婚那天，他说好要来的，结果没有来，那时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闹洞房的人到了夜上12点就全部撤退。人走完了，我们夫妻洗洗准备睡了，“黑子”终于来了，于是喝茶、抽烟，一言不发。那时总是习惯将席面剩菜剩饭打包回来，于是开了炉门热了开吃，“黑子”酒量尚可，我老婆抗不住渴睡，先到房间里睡了，“黑子”依然坐在客厅里喝茶、抽烟，一言不发并岿然不动，不顾我哈气连篇，直到五点多钟，说了句“走了”。我清楚记得，那是他那天说过的唯一的一句话。第二天，老婆疑惑地问我“黑子”有什么事，我回答说没什么事，从老婆满眼不信的神情中，更坚定了我心中认定，那是牢狱后遗症，变得我几乎不认识了。
    91底，南京一场大雪，于是古城中满是银装素裹，人行道上全是行人践踏的泥泞，行人都是那种小心依依地蝸动，但还是不断有行人摔倒。我那时在机关里扛点担子，下班时还在叮嘱同事们路上当心，并拒绝小车班驾驶员的相送的好意，徒步走回家。冬天天黑的早，尤其还是阴天，走到曙光机械厂门口终于被一个房屋落水口形成的冰溜滑倒，摔断了腿，于是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等我能走动时，早已是春暖花开。借着腿伤的假期，打着练腿的由头，我那时总是骑着自行车在市内朋友家探访，也到了“黑子”家。进门后“大嫂”出人意料热情，我意外的发现她“会”说话，而且是那种涛涛不绝地信口开河，大摡是因为生过孩子成为“妇女”的原故，听着她东长礼短的叙述，断然是插不进话去。“黑子”下班回来吃饭，给了再次的“诧异”，与“大嫂”一般，涛涛不绝地信口开河，东长西短，不同得是多了许多自信，一如我们当年初见面时。谈话中，知道他已不再干电工了，调到烟草公司供销处第几销售部当副经理，干到了“白领”阶层，我很为他高兴。烟厂那时还在摆脱困境，初现曙光的初期，继手表厂、缝纫机厂、玻璃厂纷纷倒闭后，是市轻产业中独枝一秀的娇娇者。后来，“大嫂”在街道的安排下到一个謄印社工作，得到一份固定收入，“黑子”的奖金不断增加，并且厂里在原啤酒厂那边建了集资房，并按资历分给他们一套70多平方的房子，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黑子”在厂里负责的是市内销售的那一块，权利不小，我看到他与外人讲话时很有点膺使气指的“气派”。我一个朋友下岗后想做点小本生意，于是托我找到了“黑子”，在酒桌上“黑子”热情地帮助出谋划策，并答应供货，使朋友的小店很快开了张。两年过去，一次遇“大嫂”见面时说我那个朋友欠了一千多元钱没付。我赶快给那朋友去了电话，朋友肯定说付过了，并说明当时付款的情况和证人。我本着对这件事负责的态度，又给“大嫂”去了电话，电话是“黑子”接的，他说搞错了又怎么，值得你反复较真？电话那头态度十分蛮橫，完全没有多年的亲情，听出电话那头那个“黑子”已不是我当年曾经认识的“黑子”，是个有了“官身”的“黑子”。鲁迅说过，奴才当了主子就会比主子还主子。被“官腔”镇怕的我再也没有找过“黑子”。鸣铎儿子婚礼上，我和同样被“官腔”镇怕的“三掌柜”通过眼神交流，同时拿起酒杯，带着各自的老婆一起给“黑子”和“大嫂”各敬了一杯酒，我看出已退休下来的“黑子”夫妇很是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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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日子》续二十三（1）

　   当年高淳下放的大军中，除有本土的“下放佬” ，南京的“鬼子”和常州全家下放的“全家鬼子”外，还有一个游离在这个团体外的一群人，他们就是从各级“五.七”干校出来“发配”的干部，都是被安排在一些无关轻重的部门任些不大不小的职务，赵阿姨就是其中之一。
   　 赵阿姨是山西人，与我母亲一样，是一个“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曾经住在兰园七号，是我小学校友继林的母亲。继林小学时与小五子、“兰园的”是同班同学，其实70年以前我与他并不认识，只是听说过他父亲的故事。他父亲原也在市级机关工作，据说曾有过留学苏联的经历，是主席当年评说过的“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那批“朝气蓬勃”。60年代，为解决大厂镇区包括永利磷厂、南京钢铁厂等诸多大型厂矿企业用电日益增涨的问题，在磷厂和钢铁厂中间位置筹建了一个大型热电厂，这个工程就由他全面负责，并被任命为第一任厂党委书记。“文革”初期，“领导了一切的工人阶级”打倒了一切“当权者”，那时传出继林父亲去世的噩耗，“工人阶级”说是“畏罪自杀”，知情者都在暗地里说出真象，是被“造反派”从楼上推下去的。那时我母亲还在南钢上班，我父亲在南钢初期建厂时当过副厂长，南钢是五八年大炼钢铁时筹建的企业，所以级别定得较高，厂长和书记都是老红军，特别是厂长，长征时当过张国涛的手枪队长。南京大厂镇几个大型企业如永利磷厂（这是个近代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兴建的我国最早的化工基地，时为远东第一大厂。）、南京钢铁厂，当然还包括夹在中间的热电厂领导之间来往很是频繁，尽管热电厂级别相对比不上那其它那俩个厂，但它工厂性质也体现了其本身的不可或缺性，于是领导之间很是熟识。我记得母亲带回噩耗时，与我父亲都沉默了很久，只是父亲不停的抽烟。“兔死狐悲”，这个词很少用在正面辞汇里，但我回想那天的场景，再找不出更加贴切词语。说到这些，我真心地赞同习主席对“文革”运动的评定，“是一群反革命份子利用党的主要领导人地错误判断进行的一场反革命事件”。
    　继林父亲去逝，直接影响到这个家庭地方方面面，想象一下，用一个比较贴切的辞汇就应该说是“崩溃”。赵阿姨那时已关押在石佛寺“五.七”干校，就是后来人们常的“牛棚”。家里只是他们姐弟三人。他们家姐弟之间的岁数靠的比较近，最大的继林姐姐五一年，其次是继林五三年，最小的继林弟弟五四年出生，均是十几岁年龄，三个小孩在家既无外援又无内助怎么渡过来的，无法想象。前几天，“邓府巷”请我们下放时一家人（小五子、“兰园的”、“邓府巷”和我）小聚了一下，也邀请了一些其他相关人员，其中也包括了继林。席间在市电力公司担任要职的小五子和曾经就职于玄武区组织部长的“邓府巷”大吹螺号，回忆光辉历程时，有着共同家庭经历的继林和我则在一边窃窃私语，听继林讲他姐弟三人那时饥一顿饱一餐的“寒酸”，下放时他母亲因在石佛寺无法回来相送……唏嘘不已。我父亲去世逝时，比他父亲去世晚了好几年，已是71年2月，我母亲只是从厂组织部被发配到炼铁车间干杂活，并得到后来成为厂改制后进入中心班子，那时还在车间工作的那批人庇护，行动还是自由的，我俩个弟弟已参加了工作，并没有经历过继林经历过的“绝望”和“饥寒交迫”。相比较，同样是“变故”，继林他们姐弟经历是“坠落”式的过程，不象我那时随着年龄增长，心智要成熟许多，还能时不时的依仗着母亲在一边扶持，因此，同样是撕心裂肺得痛，但撕裂地程度各不相同，继林他们应该更痛许多，包括身体的和心理的。面对这一切，赵阿姨那时只能存有心里的奢望地观望着，只能感叹而无可奈何。不说这些了，说出全是泪。
　   我小学母校“和平路小学”当时在南京市算规模比较大的小学，生源主要是住在公教一村（市委大院宿舍）、财贸大院、白党营（南京军事学院教员中原国民党将官宿舍）、兰园、科学院等地方的适龄儿童，在校学生一千多人，所以除了同班同学外，很少与其他班级学生交流。我们那一届毕业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有两个批次年级同时毕业，因为从我们年级以下，学校实行了“五年一贯制”，所以我们下一届的学生比我们少读一年小学，与我们同时毕业。小五子他们就是“五年一贯制”的毕业班，不是我同班而熟识，我在多个地方反复强调过，那是因为是我们是“父交子往”的关系，而与继林则是长辈交往并没联带下一辈，是那种父辈纯工作上的关系，认识继林，是到了71年以后的时间了，我们家那时已搬出公教一村，住到了“万景台”。
　    众所周知， “万景台”是金日成的老家，我们家当然不会住在那里，我说得“万景台”说得是那时我们已搬到中山东路274号一个临街的二十几个平方的小二楼上，这里就是当时凡是认识我们兄弟的所有的人共认的“万景台”。这不能不说到我家小四，可以说没有小四就没有中山东路上的“万景台”。前几天继林在微信群中发了一张我旧时的“伪军照”（其实就是穿着军装照的伪军人），虽然我实再记不得什么时间有过这个照片，但背景一眼就能判定是“万景台”的室内。年青时也时拍过一些搞怪摄影留存，比如弟媳妇就说过我有一张“太平天国天王”照留在家里旧影集里，想象中应该比“伪军照”威武霸气些，不是象“伪军照”是这种“请客吃饭似的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柔恭俭让”，想不起来了，但愿是那样。又跑题了，还是说一下小四与“缔造”中山东路“万景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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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日子》续二十三（2）

　　客观的来讲，我们姐弟四人中小四是唯一一个能“游刃有余”行走于漫漫红尘中的人，当然不包括结婚以后的小三后来居上。从我们祖上数历代并不缺当官的，但是官当得都不大，也总在七品这条杠子上，因为从严格范围来划定，低于七品的只能算“吏”。比如我曾祖父在清末时任过宁波府石门县县令，我父亲在南京市轻工局任过局长，都是七品之列，按解放后行政级别应该为处级，而我父亲当时行政级别则为十三级，属于高职低配。小四就突破了这条红线，达到了更高一个层次，这是与他与生俱来地“本性”一脉相承的。这些“隐私”本不在我准备写的东西里面，之所以提起，只是为了强调一下：性格决定命运，另外还有一句话就是幸运是留给有所准备的人，这是人们漫漫红尘中不断总结出来至理名言。
　　70年底到71年初，小三和小四差一个星期但跨跃了两个年代，先后从中学分配到变压器厂和玄武区糖业烟酒公司（大行宫冠生园）工作，分别成为产业工人和商人。之所以会差一个星期，是因为当时商业部门“特殊”的“划定”而造成的，这个“划定”就是工资发放的标准：商业部门规定，职工报到时间以每月十五日为一标准，十五日前报到的，发当月全月工资，十六日报到的，就只能发半月工资。这个“划定”在其它任何部门都没有，哪怕你是31日那天报到的，也被计算为全月工资。这个“划定”造成了商业部门招入员工的时间往往安排每月第一个星期或每月二十日前，这个“规定”是我工作以后知道的，这说明商人逐利的天然本性体现于无处不在。   
   　那个年代是一个“票证”年代，这个现象在商业部门才能具体显现出来，比如大行宫冠生园，是一个经营烟酒糕点的国营门市部，除门市部份内的工作外，还分管区内东边的集体所有制门市部的烟酒糖和配制糕点（比如端午的绿豆糕、中秋的月饼等凭票供应的食品），有一定的“特权”。特别是店旁的“中山东路体育馆”和店后的“人民大会堂”有些什么活动，冠生园都要负责提供食品供应，在指定的位置摆上货物，以给与会人员提供服务。记得每次从乡里回来，总喜欢到体育馆看打球，什么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篮球等等等等，基本是凡是球就看。那时江苏男篮在国内称霸一时，与最强的八.一男篮龙争虎斗，互有胜负。业内人士总在传八.一队与苏军队比赛结果是负了一分，而江苏队则赢了一分，因此，当时南京人提到江苏队总是会显出气昂昂的神情。我好象还记得当时队长叫李福祥，神投手匡玉明……不是这行业的，不敢肯定，但队里最高的队员是大傻，后来大傻怎么分配到了南钢，我到南钢去看见过他。过去南钢建在山凹里，总是会爬坡，经过一段路，看见大傻从坡下走上来，一步一步仿佛踩着重物，缺少平常人迈步时的弹性。那时看球也会卖票，两毛还是一毛五，跟电影院门票差不很多，但大多数是各个单位发给“赠券”。我不买票，凭杖小四的“特权”，堂而皇之从边门进出，与冠生园值班员工里应外合。
　　 “人民大会堂”（原党国的“国民大会堂”）也会时常不断的举办一些文娱演出，那一定是“层次”比较高的东东，一般群众性的汇演只是放在体育馆。那一次是朝鲜“二.八”文工团访问演出，小四去了，不是设在会堂过道旁冠生园服务台中，而是正正规规拿着大会发的“赠券”进入会场。我没问过小四所坐的位置，因为我铁定知道前五排是坐不到的，因为那是给省、市“革委会”领导预留的。友谊大于演出本身，那时候“二.八”团那几个保留节目全国人民都知道，无非是据说是朝鲜人民心目中的“爸爸元帅”亲自编写的《卖花姑娘》，以及用朝鲜语唱出“东方红”、“志愿军军歌”等金戈铁马，就象我们国家那时总是用“样版戏”糊弄“贵宾”。我没有去看过这种演出，但我能通过其它渠道比如电影每次在放“正片”前必须加播的“新闻记录片”中总是出现的台上“热烈的场面”以及报以台下的“雷鸣般的掌声”。但我相信，按照我“淡漠”性格，肯定难于溶入其中，小四不一样，于是提笔给朝鲜大使馆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高度评价了“二.八”文工团精赞演出以及中朝人民以鲜血凝成的坚强友谊”（这里用引号标明的是小四的信中原文，当然我并没看过那封信，所以其中占了99.9%想当然，就象考古队的专家做出的考古鉴定）。后来结果是我估计包括小四在内的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朝鲜大使馆给予了热烈地回应，从那时起，大使馆每月都会给中山东路274号这个小二楼寄来一本中文版《朝鲜画报》，那是用80k铜版纸印刷的样式与我们国家当时发行的《人民画报》如出一辙的《画报》，以及不定时的寄些精装本的歌颂金日成的书籍、小册子，从72年到77年5月，从没断过。
　　77年5月，邻居煮肉汤，出门忘记关炉门，于是引起大火，并顺着墙壁烧了过来，房子是木板结构的，隔墙板是那种薄木板做成的，宽大的墙缝可以清楚看见邻居在干什么，不要说隔音了。火是从最西头楼下引起的，漫延到我们家有了一个缓冲时间，我们家在最东边，“太阳升起的地方”。那时居民居住的都是同样拥挤，因此我经常佩服那个写剧本的人用词造句把握的无以复加，那就是“蝸居”这个词的恰到好处，“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好象这里有点跑题，出于“本性”，我总是会去佩服比我强的人，因而一住无前“本能”地去赞美，比如我一个小学同学的摄影作品，往往能把我眼中极为平凡拍出无与伦比；另一个也是小学同学也会时不时有些作品展现，客观来讲，与上一个差强一些，我只是羡慕她的总是能找出些金碧辉煌；还有一个还是小学女同学，我认识为数不多的女“徐霞客”，但摄影水平仍停留与我一般的层次上，所以我并不佩服，就象我并不佩服我自己一样。等我接到火情赶回来时，火已熄灭，相对满目欲哭无泪街坊来说，损失算最轻的，于是到小三厂里专门空出的那间宿舍暂住，之后再也没回过“万景台”。小四是76年12月去“北空”当兵，我虽然已回城工作，但因为认识到与小四在歌颂领袖的层次上存在着不一般的差距，更何况是外国领袖，就没有把我新的地址通知朝鲜大使馆，于是也终断了与此联系，客观上减少了许多朝鲜人民拿肉麻当有趣的折磨。那些80K铜版纸的画报，成了我后来上学时，以及女儿上学后的最好包书材料。
　　那几年中间，除了《画报》，歌颂金日成的书籍收到十来本。那几年里，我们国内明面上的可读作品并不多，象什么《金光大道》、《春苗》等等也仅仅数本，歌颂党，歌颂领袖，强调阶级斗争，“文革”后被人评论为什么“高大全”文学，搞个人崇拜。我肯定这些人定是没看过“以鲜血凝成友谊”的朝鲜人民“歌颂”领袖的文章，我在里摘一段与亲们共赏，因为我对段文字还记得比较清楚：在万恶的旧社会，朝鲜始终被乌云压迫着，xxxx年x月x日，终于东方出现了一抹鱼肚白，那是“爸爸元帅”的母亲xxx诞生了……摘自《祖国的母亲》这与我国“文革”的高大全断然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不写这些东东了，还是讲一下“万景台”。由于不间断地收到《画报》，在熟悉的人员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于是当时中山东路274号二楼就理所当然在这些人眼里成了“万景台”。72年春节后，继林跟着“兰园的”来“朝拜”时我就住在那里，于是谈的了赵阿姨和被“发配”的单位，高淳县教养院，也让我认识了那里地另一般“风情”。

顾林

您还真能写，日记写成了一部大作。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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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日子》续二十四 （1）   

　　其实当时“高淳教养院”这个名称的定位是很不严谨的，因为它并不是通常意义的那种“牢改管教”部门，与“公检法”毫不沾边，而是高淳县民政局当时设在青山茶场旁边的用围墙隔出来的一个“福利”机构，它由养老院和福利院两部份组成，收养了一些孤寡老人和社会弃儿。由二十多个保育员，十七、八个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在围墙里分出生活区和保育区构成了整个机构的全部。
　　后来我去得多了，知道里面“孤寡”并不多，而占绝大数的是弃儿，健康一些的几乎全都给外面认领走了，留下来的五、六十个全是“残疾儿童”，大的有十五、六岁，小的还在“襁褓”。“残疾儿童”也分两类，体残和智残：智残就人们通常的说的“疯子”和“痴呆”，那时院里就有一个，脖子上总套着一条牛皮套子，套子末端带出一条细细的铁链吊在房梁上，限制其活动范围。“疯子”十二三岁？十四五岁？看不出年龄，大概也就在这个岁数左右，总是赤裸全身蹲在地上，不论寒暑；看见有人靠近，反映很是强烈并迅捷，会立刻站起，并在喉咙里低声发出一种恐怖地怪音，象狼嚎或者更象獒吠。“疯子”周边通常会收拾的十分干净，否则他会捡起任何东西向他看不顺眼的事物紮去，但他眼里从没有顺眼的事物，除了每天给他送饭的保育员。后来我与专门给“疯子”送饭的保育员混熟了，问到怎么不他穿衣服？听了这个话，几个保育员总是会笑，说每次用了九牛二虎的力气给他穿好了衣服，肯定会被他不到二分钟之内扯成布片面紮出去，不管是单衣还是棉袄。“疯子”力大无穷，而且寒暑不侵。出于好奇，我有时也会去远远观望这个院子里的人和事，总会认定“疯子”除了有“人”的全部外形而则不能定义为“人”了。
　　“痴呆”也分几种，比如一个天生“脑集水”的患儿，看不出年龄，身高在一米到一米二之间，有着一个奇大无比的脑袋，由于脑袋的压迫，于是两腿难以支撑身体，会形成内八字行走的蹒跚，让人感到越发吃力。保育员为了便于辩认，通常叫他“地球”，他知道是叫自己，总是愉快地应答，并且蹒跚走近，等待吩咐。这种算是比较轻的，生活基本能自理；更多地是“横路进二”似的重度痴呆，不知寒暑，不懂排泄，这是保育员最恨但也最无奈的“痴呆者”。
　　还好“智障”在这群孩子中占有比例极少，大部份是“体残”，断手断脚的、小儿麻痹的……林林种种，不一而足，这种孩子通常有极高的“智商”，以弥补身体上缺陷。我就在赵阿姨家里经常看到一个文文静静、清秀非常的小姑娘，十二、三岁，平常喜欢安静地坐在不太引人注意的桌边写字、画画，看到赵阿姨做事也会抢着争取去做，比如扫地抹桌子等力所能及，对赵阿姨十分依念的样子。小姑娘没有名字，因为婴儿时被家人包在“襁褓”里，下面放着“手焐”保暖，大人不在家，结果襁褓被燃着，幸亏发现的早，婴儿被救了出来，但左手被烧坏了，于是被父母狠心遗弃到了教养院，长大了，院里都叫她“独臂”。
　　我在这里顺便“科普”一下，什么是“手焐”：“手焐”和“脚焐”是高淳过去农村老年人在冬天经常用的一种取暖工具，苏锡常以及宁波、杭州等产稻区都有用这个的习惯。一般是用瓦罐做成，形状象一个小盆，但“手焐”盆边要向里收点，成“围棋罐”状，两个手捧着使用；另一种大许多的盆边有点向外的叫“脚焐”。用“笼糠”（稻子最外面的那层硬壳）做燃料，利用“笼慷”慢燃并不会出现明火地特点持久取暖。过去乡里年纪大的老人到了冬天，不管男女，总是会穿着厚厚的围裙，其实那个样式我一说大家都应该十分熟悉，就是样版戏中“阿庆嫂”穿的样式，不过戏中“阿庆嫂”穿的是春秋装，棉围裙则要长了许多，裙底快要拖到脚面。烤火时，一般是人坐在凳子上或床上，将点燃的“手焐”包在围裙里，然后将两手穿过围裙两边开封处捧着“手焐”取暖。“脚焐”则是放在地上，几个人围在“焐”边将脚放在盆边上取暖，有点象北方常用的炭盆。
　　教养院的孩子只有个共同的“姓”，这个姓是“滦”，是三点水旁的滦河的“滦”，不是“小炉匠”栾平的“栾”。《百家姓》中没有“滦”这个姓，我问过知情人，他们告诉我，这个院以前是在河北省滦河边哪个县市的，后来才统一迁到高淳，所以就给院里收养的这些不知道父母是什么地方的孩子统一指定了姓氏，以便于管理。于是“独臂”在院里“花名册”里就有一正式的但很难听的名字，叫“滦独臂”。
　　教养院里有相对乡村小学要正规一些的小学，教育这些体残的孩子，以备将来走上社会能找到适应自己的工作岗位，于是这个文静的并想往美好的小姑娘在自己作业本上端端正正地写上给自己起的名字“小红”，用这种看似天真地“逆反”去拒绝“独臂”这个名字给她带来不可抗的心理伤害。但是一年、二年，写在本子上的新鲜的名字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的认可，包括老师，包括朝夕相处的同伴，包括她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不认可。文静的小姑娘发现新来的一个阿姨可以亲近，并且那些保育员、老师都很听她的话，于是放学以后，有事无事都要那个阿姨家，做做作业，抢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对阿姨讲一些不好意思对其他人说的悄悄话，小姑娘感觉到一个从没有体会过奇妙幸福在身边弥漫，终于说出心里埋藏许久，但也无可奈何迷惑：我自取得名字为什么所有人都不认可呢？阿姨能不能帮帮我。
　　回看一下这一段文字，写的有点“煽情”，象琼瑶一样的“夸张地深沉”，好在并没有那些主角惯有地“歇斯底里”般“不可理喻”，还不算肉麻，亲们将究的看下去吧。小姑娘的“迷惑”，是赵阿姨当着她的面告诉我的，主要是希望我能给小姑娘取一个好听的名字，以满足她由来久的心愿。取名字其实是个大学问，因为名字不仅是一个有区别其它的识别符号，更饱念着取名者对被取名者寄托和祝愿。因此古代相面卜卦中就有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取名”，因与本文要表达的内容偏题太远，在这里就不“科普”了，有兴趣的亲们去“度娘”上查找一下。 因为是“奉命”取名，我只能“勉为其难”，想到继林姐姐的名字，偷巧的用上了“朝晖”，并用笔端正的写上纸上，告诉小姑娘名字的本义，是指早晨初生的太阳光芒。小姑娘很是高兴，在本子上不停的照我的笔迹一笔一划地写了下去。姑娘还小，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脸上全是那种专注的开心；我还看出赵阿姨也很满意这个名字。几十年前的事情，我不知当年的那个清秀的小姑娘是不是用上了“朝晖”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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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日子》续二十四 （2）

　　其实那时我并未见过继林的姐姐，我说过，和平路小学一千多号学生，除了同班的很少知道其他。真正见到，是赵阿姨生病了我赶去看望才见过面，继林的姐姐也是闻讯从她下放地赶过来的。赵阿姨那场病比较严重，是心脏问题，搞不好也就是分分钟的事。那时候通讯只能是写信，我与赵阿姨写信，也给当时的教养院长写信，知道赵阿姨生病也是院长来信提到的。我们村到教养院走小路十五华里，走快点二个多小时走到，步行串联时我计算过行走速度，应该是每小时6公里，那还只是均速，有道路旁的路标可参照。乡间小路的距离则是乡人历代口口相传，只能是大概接近数。
　　接触赵阿姨多年，我一直心里固执地认定最初的断定，她是那种仿佛周身充满与生具来的“大家闺秀”气质，这种气质不可能靠后天培养产生。认识以后，我经常给她写信，谈些我的所知所识，她也回信，信里常对我谈到的内客加以评判，真的让我收益良多。给她写信，必须认真，必须正楷，不夸张的说，当时我写的字还能说的过去，毕竟有临过几本字贴的功底，所以得意忘形，一次在信封上写赵阿姨名字用了“行草”，被她批评了好久，让我当时羞愧不已许久，从此再也不敢重蹈覆辙。下放那几年，特别是我父亲去逝后，头脑里总是绷着一根弦，颤颤惊惊，小心谨慎，于是总是隔一段时间就将来往信件附之一炬，包括当年我父母的来信，同学的来信，当然还有赵阿姨的来信均在此例。逝人已亦矣，不思量，自难忘……
　　赵阿姨那次生病病情是相当重的，惊动了大家，我相信不然院长不会给我写那封只有几行字的短信：赵XX生病，速来！（亲们也许注意到了，我写到赵阿姨从没提到她的名字，我是故意这样为之的，我不想也不敢将自己敬重长辈们（包括父母）的姓名掛在嘴上胡咧咧，那是对他们最大的亵渎，不得不用时，才被迫用上XX代替，请亲们理解）。后来问到院长怎么会我写那封信，院长说的很干脆，说赵阿姨到了这里，除了继林等子女过来外，只有我时不的过来看望，不找你找谁？
　　我不记得我和继林的姐姐谁先到的，反正是前后脚，我并不认识继林姐姐，但她一出现我就立刻认了出来，是从她眼神上看出来的，眼中那种发之内心的忧伤、恐惧、耽心，除了最亲的人不会再有其它。赵阿姨躺在床上，脸色很不好，看我来了，很是吃惊，脸上努力做出高兴的样子，让我更加难受。
　　我父亲去世后，我周围充满了歧视和厌恶，包括那些过去很熟悉的人。从公教一村搬出来时我不在家，最初搬到丰富路14号，那是一个封闭的院子，打开大门两边是象门房一样的屋子，然后是一个天井，天井进去是过道，两边各有住房，而后再是天井，再是过道，而边各有住房……只到第七进是个小院，院里没有建筑，除了正中的位置是个水井。院里没有自来水，巷子边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老虎灶”提供开水和自来水，自来水一分钱两铁桶，“老虎灶”提供挑水工具，遇到挑不动的人，“老虎灶”会有人专门送，但每月在水费上加一点力资。搬家时70年11月中旬，父亲那时还在正常工作，于是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讲到：你从没有住过社会上真正民众居住的场所，要尽快适应这一切……71年初，中央一号“通知”，各地的“阶级斗争”突然提高了一个层次，父亲被重新隔离，就再也没回来。春节前我回来住进院里，总感觉到邻居怪怪的目光，仿佛总是被监视中。住在我们对面的那家人是从西甲搬出来的，以前算我父亲的部下，她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西甲的邻居单身带了个女儿，分到“万景台”，于是提出与我们换房，以便得到她们之间的互相照顾，那时父亲刚去逝，于是一拍及合。到双方派出所手续办地很是顺利，于是搬家，装车完成后，却被院里老太太集体拦下了，并叫来了民警，说我们家有问题，居委会布置了监视任务，我们跑了，她们任务就没法完成了等等。来的民警四十来岁的样子，大概见惯了这些居委会积极分子，听完反映后，只是挥挥手让我们车出发了。那些老太们只能算可恨，我并不想去记恨她们“朴素的阶级觉悟”。
　　72年也是春节回来，一次从“兰园的”家出来回“万景台”，骑车从兰园绕到南工家属区从后门进入，然后再从西门进入太平北路是一必走惯路，那天流年不顺，被门卫拦了下来。我看走出来的门卫，酒气熏天，不象善鸟，于是准备调转车头改从大路回去。门卫一家就住在传达室，是那种职业看门人，我经常出入，也算面熟的一类人，估计应该有意挑衅。门卫动作很快，不等我反应过来，一下把我车子钥匙拔下锁住，并准备送校保卫科。车子钥匙在他手中，又是酒到不讲理的状态，只好跟着他走，在西门科长在那等待，我一下子看到一个熟人，小学同班学习的母亲，也是个居委会积极分子。科长问我是干什么的，于是积极分子献宝似的抢着答到：他叫毛冬宁，是个下放的，他父母都有问题。看着“丑恶”面容滔滔不绝，我心里全是想着所有的负面词诅咒她，刚好一个轻青的警察骑车从旁边经过，也被她叫住，于是又是滔滔不绝，然后问警察要不要将我带回去？我真无语。那个警察我后来也认识了，那是79年我父亲落实政策时，他已转业到了曙光机械厂，在组织科当科员，并娶了张卫国的妹妹叫张什么的。警察不想过问不相干的事，骑车走了，于是“丑恶”面向那个科长等待有什么“幸灾乐祸”。那时我幸亏有点急智，抓住了科长的一句语病，化险为夷。科长当时听完了“丑恶”的后，回了一句：我就知道他是下农村的。我严肃地对科长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告诉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听你的意思，对这个指示很有意见？科长当时知道失口，回头看门卫早已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掉了，只有“丑恶”仍在一旁死皮癞脸一肯离去，于是叫我跟他走，“丑恶”也想跟上，被科长不耐烦地挥手赶走。保卫科在南工校区里，离园顶大楼很近，保卫科只有科长一人，我没想到进门之后，科长热情地给我砌了一杯，和我聊起了天，讲他也有两个孩子下放在农村，并强调对主席的指示是十分拥护和响应的云云，解释门卫之所以失态，因为是工资问题在闹情绪，不要在意，下次该怎走还是怎么走，不要产生顾虑……从保卫科出来，顺利的从门卫处拿回自行车回家。路上我在想，如果说丰富路14号的老太们是无聊的话，而“丑恶”绝对应该说是无耻！
　　院长爱人是教养院的医生，我去的时候她就在赵阿姨床边忙碌着，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当医生的人总能面对患者的病痛甚至死亡淡然处之，这是这个行业的其本素质，我不能，只能走了出来。教养院分内外层结构，弃儿和孤寡在内层大院里，晚上有锁将里外隔各开；外层则是工作人员的宿舍区，都是那种统一样式的平房，不同的只是在内部房间的分配有区别。院长房子有四间，进门堂屋连着一间厨房，从侧面看个是连在房后的毗房，有个后门，赵阿姨只有两间，堂屋与卧室，堂屋同样通向后面连接厨房。走出厨房，听见低低的抽泣声，抬头一看，是继林的姐姐背相站在那里，只好走近，劝慰她说：院长爱人说赵阿姨好多了，不会有多大问题，特别强调说，这个时候不能哭，赵阿姨知道了会影响她的病情。我不知道我的话继林的姐姐有没有听进去，我知道面对这些，我能找出的劝慰语言总是那么苍白，但那是我当时能做到最大的劝慰，我其实只想告诉她，她们并不是独立无援的。两天后，赵阿姨能下床活动了，我才放下心里那沉甸甸的石头回去。
　　78年初，我们从市政府拿到了一套房子，在光华门篮旗街，赵阿姨也在里分了一套，五楼，最高的那一层。我去看她时，她笑着对我说，每天爬五楼有点累，看来只能当“高楼老太太”了。我依稀看到，当年笼罩在赵阿姨身上“阴籁”，真正除去不少，但我那时还贪心地希望能除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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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日子》续二十五 （1）   

　　从去年“国庆”出游，于是写了“游记”，以及后面断断续续写成的续篇，陆续也写了十万多字，应该算个中长篇《扎记》吧，算起来也过了整正一年了。本想写到赵阿姨就停止，因为《扎记》中包含了那八年里熟悉和并不熟悉的乡人、熟悉和并不熟悉的“下放佬”、“南京鬼子”、“常州鬼子”以及“下放干部”，可谓林林总总，包罗万象，可以停笔了，应该停笔了。尽管头脑里还不断涌现出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鲜活”和“逝去”者。
　　《休闲日子》是2017年“国庆”回乡联想的许多鲜活和逝去者，在“同学群”中断断续续写了一年，之所以要写这么长时间，归纳起来，除了人懒外，也是性格使然，趁兴而来，败兴而归，但心里总还是放不下的，所以重又拿起笔，上个月才基本定稿．因为2018年12月28日是我的“下放”五十周年记念日，也算对五十年前的心路历程所写些祭文。开笔后就逐渐感到“思想负担”越来越重，因为想起时总感到许多鲜活和逝去者伴随着我依然流浪在那里的青春想说些什么，比如德渭和他的女儿、比如韦小娥；比如老丝瓜、比如章保华……还有些不太想动笔但曾与我在村上时和我息息相关的人纠缠，比如大队支书金头和他的女儿凤英，比如大队治保主任杨玉春……我没去下笔，我恐怕与写完韦小娥后的那一种失落重现，我不太喜欢那样感受。很多描写“知青”的作品，总喜欢把知青当作唯一的“受害群体”，其实相比原注民就差的太多太远，不同的只是原注民“怒其不争”而已。   
　　 “上山下乡”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潮流，裹胁着许多象我一样的“知青”在其中漂浮。潮流中，是凡有点关系的人都是去当兵或者继续留校，或者后来去当兵、上学，以避开潮动漩涡，事实证明当时这些能游离潮动人与广大“知青”相比毕竟只能算作“小众”，但大多数人都是在75年底76年初的那批，大量返城，包括苏南、苏北的知青。也有极少数因各种原因没走成的，好象在76年底或77年初也走完了，比全家下放户均走的早一些，工作分配也算不错，很少有象北京上海那种待业状况；当然也不排除有早在当地分配了工作并嫁或娶了原注民，成了真正“扎根”者。除此以外，还是有个别人没有走成，而是长眠于在这里，“埋骨何必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比如我同班刘长春，他的样子总会出现在脑海里，愉快鲜活；还有也没有走的成的，因为他们在服刑，比如在定埠街上打第一拳的“黑子”……
    《休闲日子》本是篇扎记，记录着那些年的锁碎和头脑里片断，当然会与现下重合，所谓“扎记”，是游离回忆和记述以外的另一种文学模式，是在纪实的基础上将自己或溶入或旁观于事件之中，并伴以客观评定，以表现我现在的所知所以，写出来目的就是“企图”与当年经历者共同回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今年是我下乡五十周年纪念年，我和“小五子”、“兰园的”、“邓府巷”约好近日去故地重游。记得下放三十周年、四十周年县里都隆重组织过活动，到了更应该庆祝的五十周年“官方”却无声无息了。我不想说曾经经过的“前沿村”是什么“第二故乡”那种“文人”语言，我知道我本身骨子里没有那么“文艺”，更因为我祖籍是浙江宁波，“小五子”是安徽五河、“兰园的”是河南，靠点谱的是“邓府巷”算的上是南京本土，不过常听说日本人屠城之后那些“本土”亦是后来迁入的，于是我的“故乡”意识从来就很淡漠，更不用说什么“第二”之说，常想起只是因为怀念，怀念仍飘荡在那里逝去的青春而已。
　　前几天，东海、金海带着已经70多岁福明来看病，做了一大堆检查，花了几千大洋，断定只是便秘造成的腹痛，虚惊一场。从医院出来，带他们去吃饭，到距离家比较近的新街口“北京烤鸭店”。放下心来的福明面对美食胃口大开，话也多了起来，不象刚下车的“奄奄一息”，于是谈到了我一直关心的“老丝瓜”，谈到了生根、荣新夫妇，谈到了“金头”老婆，谈到了……其实后来我真不爱听了，因为他讲的人几乎都是这一年生了病的人。
　　“金头”老婆叫王秋美，乡人都叫她“鸡婆乌卖”，（“鸡婆”是乡人叫她大女儿“凤英”的外号，说“凤英”小时候总会领着村上比她小的、比她大的孩子“疯”玩，是个孩子头，就象一只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仔一般，有着自带的一种号召力，象陈胜、吳广或者说更象张角、张荣一般。“凤英”是她们家的骄傲，每次有人提起，“鸡婆乌卖”总会“谦虚”地说，阿家“婊子”如何如何。初时听到，很是诧异，哪有母亲叫自己女儿为“婊子”的,问过之后才知道,乡人当父母对自己女儿喜欢到极点时,通常都这么叫,这里“阿家”就是妇女指自己家或者家中当家人,乡人发音为“阿嘎”），她是下坝王家人，今年应该有九十多岁了，早年享了一辈子的福，走到哪里总是风风光光的，生有五女一男，都是些俊男美女。“金头”走了，女儿远嫁了出去，儿子一家也常年在外做生意，因此孤身一人在村上，子女各出点钱，请乡人当保姆，保姆们总是干不长，现在请了村上“冬木”瞎子照顾生活起居，晚年可算“凄凄惨惨戚戚”。
　　“冬木”其实是从小得了比较重的“白内障”，光线好的时候，拿近了可依稀辨出花布的花色，洗衣做饭也还能担当。按亲疏而论，她是“老丝瓜”亲叔叔的独女，乡人排辈份并不“连带”族中女子，如果她是男的，应该与“老丝瓜”一样，同为“正”字辈。我们到村上时，她已结过婚，和她寡居的母亲、上门女婿周义根以及刚出生不久儿子住在金玉伢屋后面那间瓦屋里。寡居母亲性格彪悍，那些年只要走近那片，总能听到她斥骂上门女婿的叫声，我总好奇，一米四不到寡居妇人竟能发出那样的“高八度”，与后来唱《山路十八弯》的李琼不差相下，同样的矮小，同样的高吭。女婿从不回嘴，仍是在屋里屋外前后左右迈着他独特的内八字脚做来做去手里的“生活”（乡人叫“干活”为“做生活”），竟尽“本份”。中国之古以来对上门女婿（赘婿）一贯是轻看的，到了宋、明、清各朝，更加将其列入下品之列，不能参加“科考”，招婿家庭长辈也是对其招来干些重、累活计，与家里“丫环”一般地位，任家中主人任意使唤或打骂；中国传统对“姓氏”传承是相当看中的，但一旦当了赘婿，就得象妇女一样失去本姓，生养子女必须跟女家姓，这一属性，决定了世人对其轻看的根本。归纳起来就是：一但做了赘婿，就自动成了一个有着为他人宗族负有传宗接代责任的，并失去本姓的“家奴”，从这点就可看出寡居妇人对人性把握的洞察、老道和操持的游刃有余。几十年在岳母和老婆塑造下，义根总是见人憨厚的笑，除此便是沉默寡言，一直“做生活”并一刻不停，每次去村上总能看到他“做生活”，停不下来，见到我总是那句一成不变的问话：你来了，再没后续；不象“冬木”听到我总能找出许多热情，我知道她并不能辨出我的相貌，同时也知道她在耳中记住了并一直没忘记我的音容，就象我从眼中能清楚辨认出她的象貌一般。
　　后来，义根家在我过去的旧房基础上扩大建了一座平房，也许经济实力的原因，也许人口少的原因，没有建楼，但比过去村上的老房都高了许多，紧贴着少青家旧房。房屋建好那年，我刚好去村上，义根哪哪地对我说：我在你家旧屋上盖了房，你不会生气吧？义根见我总去村上，骨头上认准我就是村上人，就象他也是外乡过来并落地生根一样，于是见到曾经的“地主”全无底气，让我莫明的同情，乡人对“革命遗迹”的重视应该体现在骨头上的，我很幸慰，真的很幸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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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日子》续二十五 （2）   

　　“鸡婆乌卖”房屋紧靠在少青家楼房，用围墙隔出一座二楼，一人独住，二楼天台尽管装璜了仿佛比较能体现“潮流”的栏杆，让人一目了然，但我从来没有去过，我真心不想去，就象当年有意无意绕开她妯娌“韦小娥”一般，这些全是下意识的本能，不带任何“阶级烙印”。其实那对妯娌从来就没有亲近过，表面上没过，骨子里更加，一个生活在泥潭里，一个高高在人上，水火不容。“金头”是在大队副支书位置上退下来的，我们到村上时他还是支书，72年降为副支书，这拜我们村“西边队”与我们同一天到达的两个“南京女鬼子”所赐。
　　我们到村上那天，“西边队”也接来了两个“南京女鬼子”，从没接触过，只知道是个王姓亲姐妹，都不是那种如花似玉的存在。“东边队”与“西边队”虽然是一个村，乡人接触也是不多，各自为政。同为村人，不能说是“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但也差之不远，尤其是我们。初下乡之初，因为淡漠，并不曾听说过姐妹俩的什么“风评”，平平淡淡，亦如我们同样平淡。70年底、71年初，乡人在地里田头纷纷说道大的那个与“西边队”光根金南谈恋爱，先是窃窃，后是认定，并不是那种“三人成虎”的虚妄。
　　金南和炳南是“西边队”有名的光棍兄弟，当年都是25、26岁左右的年龄，父母死的早，所以都没有说上媳妇，于是都将目光盯上了村上有机可乘的小媳妇，先是哥哥搭上了地主儿媳妇。老地主夫妇早已不在，留下三个儿子 ，大儿子山东佬和小儿子小牛，都是老大不小，因穷困加上成份不好，仍“待字门中”，二儿子长生学了木匠手艺，总算娶上一个媳妇，新娘子（乡人叫新嫁媳妇没有生养之时的统一叫“新娘子”）也还算标志，但奈不住丈夫长年在外打工，有人勾搭，于是半推半就，成就了干柴烈火，如胶似漆态势，并不避人。金南是老二，比哥哥更上一层楼，直接把“末狗子”三弟媳妇拐出到外地双飞双棲，直到村人报警，被公安从无锡那边将人抓回来。不知怎么的，与队里大的那个“南京女鬼子”谈起了恋爱。
　　事情半公开，首先被小的那个“南京女鬼子”告到父母那里，那时她们家已全家下放到苏北哪个县落户，家长连夜赶来阻止事态发展，到了村上，被更大的惊吓镇住了，大的告诉父母，小的与“支书”通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几天，“金头”家天天大门紧闭，那对父母、女儿就在其中谈判。后来谈的怎么样村上无人知道，只知道两姐妹双双被她们父母带去苏北，“金头”被降为副支书。
　　其实，接触“金头”那么多年，认为他尽管文化水平不高，在大队还算有些威信。嫩伢总喜欢说一些不轻不重的冷笑话，说村上“妈妈娘子”喜欢捧臭脚，说她们看到“江湖佬”就叫他“江湖驼驼”，看见“金头”就叫“金头爷爷”（前面说过，乡人妇女见人小一辈，跟着子女称呼外人，因此有这称呼）。“江湖佬”和“金头”是亲兄弟，包括“生伢尼”是三兄弟，嫩伢其实说的有点偏激，乡人妇女见到“生伢尼”同样也叫“生伢尼爷爷”，只不过“江湖佬”生性粘糊，又被族人夺去了妻室，所以被乡人鄙视而已。
　　 “金头”是“土改”那年出来的干部，和“老丝瓜”他们一批，区别是“老丝瓜”当时年纪小些，担任“土改工作组”通讯员，工作和责任都没有“金头”大。“金头”不是那种伶牙俐齿之辈，尽管满口“大道理”，不过都是些拾人牙慧的空洞，不过那个年代哪个不是如此？区别仅是真情和假意之的游离。“金头”那一套总能赢得众人一片“肃然起敬”，在“鸡婆乌卖”面前定是吃不开的。69年初，我们还住在小队屋与牛做伴的时候，“金头”在家“灶窝”与“鸡婆乌卖”起了争执，于是双方音量成“高八度”的突破，让我们远在20几米远的小队屋里如在耳边。高淳话当时对我们来说如同“鸡同鸭讲”（乡人总喜欢用这句话来形容彼此之间难以勾通的尴尬，用在这里有点牵强附会，但我只想表示完全听不懂的初衷），但“金头”最后高掛免战牌的“场面话”那几句话我是完全听懂了，那就是：你是“反革命”、你是“反革命”……我用了省略号是节省了“金头”当的反复重复这句话的次数，我认定他当时想表达“不可理喻”这句“文言”，但仅能认识自己名字的他没有找出这句话的能够，所以我完全判断到“金头”事实面临着文化水平低下和革命意志坚定并高涨之间的矛盾尖锐性，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我当年在乡里充其量只是个“农民”，不是那种在农村当“知青”时就能顺利走向领导岗位以致后来成为栋梁之辈的“精英”，接触最高的是小队长、大队支书等“村保长”一级的干部，公社及公社以上的官员都是难以仰望的存在。所以武断的认定“金头”身上存在的“矛盾尖锐性”其实也是当时这级干部的普遍“共性”，这种干部必须具备超强的鼓动性口材，伶牙利齿；必须具备超强的复叙性，尽可能完整传达上级文件的精神和领导讲话；必须具备超强的……我这里还是用了“省略号”，只是为了提醒自己并企图掩盖自己的言多必失，亡羊补牢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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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日子》续二十六 （1）   

　　我在到高淳县定埠公社花村大队第九小队前，就遇到过象“金头”那样的大队支部书记，并有过“交流”。那是68年国庆之后，也就是我们下乡前两个月，由我们学校组织的一次“学农”活动，在南京近郊的“摄山公社罗二大队”认识当时的大队支部罗书记，他与“金头”不同的不仅是地域的区别，还存在对职务称谓的高低区别。高淳县对大队一级的干部称谓强调了等职称谓，明确为“支部书记”，简称“支书”；摄山公社不同，在明确为“支部书记”后直接含糊了“支部”，于是简称“书记”，“捧”和“逗”达到了高度默契，于是皆大欢喜。
　　摄山公社是界于栖霞公社与龙潭之间的以种植蔬菜为主兼种部份水稻、小麦、油菜、山芋为辅的农业生产公社，罗二大队位于更接近龙潭的位置，大队设在“东阳”小镇，紧靠我们驻扎的罗二村。罗二村有2个小队，村上全是我们班上的人，那次去的同学比较全，除了几个后来知道是去当兵的不算。一小队全是男生，我和“老女人”、小五子、沈霞元、“阿卖力克”、“老鸭子”等均在这组；女生和少数男生象毛头、“三掌柜”他们几个被安排在二小队。一小队将队里会议室搬空，沿墙铺上稻草让我们“落草”，于是同学们将自带的被子铺在草上算是做成了自己的窩。会议室只有一个门，大约有四十几个平方，进门就看到一转稻草地铺，中间空出一个长方形的“口”字，“口”字在开在中间偏一些的门边断开，“打开出路”，天黑以后，同学们就会回到铺上聊天打屁，直到睡着。我记得当时屋里同学刚好是21人，有时就会有人出头凑钱买烟，当时除了我其余同学都抽，那时有一种香烟叫“向阳”，一角九分一包，不要烟票，给钱就行，于是每人出一分钱，跑腿的不用出钱，当着“福利”。翻过一个小山坡到东阳镇小店买回，然后就是集体吞云吐雾。我当时是班上唯一不抽烟的人，不是早已知晓养生之道，只是吸后总会被烟呛到，于是再不敢突破心理障碍，父亲去逝后真正开抽，慢慢成瘾，到后来的一发不可收拾。
　　十月份是快要进入农忙的时候，尽管罗二大队是以种蔬菜为主的农业队，山芋、稻谷等也占了一定比例，特别是到了十一月份，更显繁忙。我真记不清队里有否组织过我们干过什么象点样的农活，只记得晚饭以后是同学们最活跃的时候，便会成群结队“游荡在田园山水之间”，目标只是直奔白天早已观察好的比如胡萝卜、萝卜、山芋等凡是能生吃的农作物“作为”。一次有同学来报，白天看好一片萝卜地，于是同学们贴近黄昏找到目标，果然见到硕果累累，大家都是很兴奋，纷纷动手，结果抱回来一看，竟是不能生吃的“皮辣”，就是那种专门用来做“大头菜”的东西，于是只好又丢了回去，同时责怪打探同学“谎报军情”。事后想起这件事，当时打探同学在两种情况同时存在的时候才会发生“乌龙”：首先是并不完全认识“皮辣”这种田里与青萝卜十分相似的菜种；但我更相信是打探同学以“第三者插足”的心态来获取情报的，那是在多年以后听到香港著名歌星徐小凤在她的歌曲《心恋》才搞明白的，她用这首歌中作了最好权释，她说：我想偷偷望一望他，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只能偷偷看一看他，就好象要浏览一幅画。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么他的身旁有个她。歌词多好，那么入目三分。
　　会议室外是一个较大的象谷场一样的空地，边上堆着几个高高的稻草堆，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于是比赛“攀岩”，都想争些同学们的掌声和钦佩，“老女人”在班上这些项目总能领先，所以也是在这个方面得到掌声最多的人。于是纷纷效仿，于是几个草堆上掛满了人，于是悲剧了，草堆倒塌，人们跌成一团……同学们正在塌草堆上笑成一团时，引来农人的叫骂，骂声并没阻止同学们的更加兴奋，直到带队的班主任赶来。农人当时叫骂的言语，在后来同学们偶尔见面时常会引用：这哪是学生啊？是畜牲！对这种带有强烈政治目的地“学农”活动，农人其实是十分抵触的，所以借草堆倒塌发泄一下情绪，为倒塌的草堆、为拔出的满地皮辣、为满地只剩胡萝卜缨子的田地……
　　同学们的胡作非为并没有引起罗书记的出面，队里照样是每天一大早带领我们去村中“效忠台”向主席效忠。“效忠台”是那种同用水泥砌起的平台上再彻一个高三米，宽五米的台子，画上主席侧面军装版画像，面向前方正蓬勃欲出的红太阳，太阳上面写着林副主席手书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下面是海浪并有大轮。同学们跟着领导员手拿红宝书有节奏的向“效忠台”挥舞，念念有词的叫喊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几遍下来，仪式结束，于是吃早饭，于是该干么就该干么去。   
　　十月底的一天，效忠后，班主任宣布下午放半天假，离罗二村附并没什么景点，只是到龙潭很近，步行一个多小时就可以走到，同学们都很兴奋，集体出发。其实我对到龙潭并没有真正的兴趣，步行串联时就经过，并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我看出和我一起步行串联过的“老女人”也是如此，但放假除了最近的龙潭其实也真没地方可去。随波逐流到了龙潭，眼里看到的还是我们当初来过的龙潭，不增不减，并不因为我们这次来的人多就有所变化。于是在空旷的镇上反复流连徘徊了半个多小时断然集体打道回府，可谓来也怱怱去也怱忽什么什么的（我一贯对歌曲陌生的很，哼起来总不能找出前言后语，只好用“什么什么”含混，希望大家能理解、包容我的短板，好在我可以骄傲的告诉各位，我不是个音乐家，连歌唱家也不是）。在接近东阳不远的地方“老女人”发现稻田边小沟里集聚了密密麻麻的河虾，于是叫我边上等着，他回去拿脸盆捞虾子。我知道“老女人”在运动方面是有点特长，奔跑能达到一定的非专业水平，便耐心的等着，同学们也不肯离去，同样在一边等着看结果。果然脸盆很快拿来，看似虾很密集，但脸盆放下去其实并捞不上来几个，看似慢吞吞的虾在水沟里其实十分灵活，几次下来，让我无名火起，干脆卷起裤脚，脱了鞋跳下水沟用手捕捉，果然很是有成效，于是“老女人”也跟着下来，两人在沟里忙的不亦乐乎。看看脸盆里的虾子在不断增多，几乎快装满半个脸盆时，我似乎感觉到有哪什么地方不对，抬头看去，天已切近黄昏，除了我和“老女人”仍站在水沟里“专心”，身边的同学早已走的干干净净，该是到“分晚饭”的时候了。
　　我之所以要用到“分晚饭”而不是“吃晚饭”是有原因的，学校组织的“学农”，参加者必须按规定交上一定的“伙食费”。在具体管理伙食费如何支派方面，学校是费了一定心事的，首先想到的是够用，最好最后还能留点结余退给大家，免得超支了难再叫同学补交，在这个前提下，除了精打细算外，再有就是尽量克扣定量。所以那段时间同学们早被调教的象“鸡鸣寺”的出家人一样，不见半点荤腥，更有甚的是每顿一菜一汤，打到碗里的饭肯定吃不饱的，好在清汤管够，总能混个“水饱”。上床后总见同学此起彼伏的去外尿尿，有时半夜被饿醒时，同样能听到“室友”们腹中不禁然发出的咕咕抗议声。我看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于是果断拉“老女人”外出加餐。刚吃过中饭，饭盒一洗就拔脚出村，直奔东阳镇吃第二顿中饭。那时东阳镇米饭比城里便宜一些，一两粮票一分五一两，城里都是一两粮票二分一两，于是一人各买二两；饭店里提供骨头汤，当然定肯是看不到骨头的，但是肉汤是很鲜的，汤里总能飘着一些或白菜或包菜叶子，数量并不算少，总能捞出五六片，七八片，价格是一分钱，一顿加餐各出四分钱二两粮票。汤足饭饱回来，并不是一劳永逸了，乘到饭盒里的晚饭要比中饭更少许多，清汤依然管够。于是洗完饭盒以后，立马赶到混熟的农人家买两分钱山芋，切碎用农人灶火烧成汤，就着“老女人”带来的炒面拌在其中加餐。我在写得《步行串联》中提到过，“老女人”父母是苏北人，经历有点当年《红日》中杨排长或有点象《柳堡的故事》中“小哥哥”那样经历，因此对象如何制作炒面能深知其中三味，不象我总找不出把握关键。又扯远了，还是应该回到那天晚饭这个问题上来。

聊发少年狂

《休闲日子》续二十六（2）   

　　捧着满满大半盆活虾回到村上，同学们早已吃过饭外出在田埂上徘徊了，草铺空荡荡的没有人气。走到烧饭的地方门已落锁，看来晚饭真的没有着落了，很是气恼，我们交了钱没有饭吃，这是个什么话说？不能理解，于是找到班主任。我在《我的中学》中提到过我的这位有着英国留学经历的班主任，也是个“个性中”人，总能把内心世界充分表现在脸上，很难适应外界的风云变化，班上同学能跟她走的近的很少，我则其中另类。提起她，总会不自觉的想起她教过的那首英国童谣“Litte mouse”（小老鼠），是讲一只猫企图骗小老鼠走出窝的对话，通过“mouse”（老鼠）和“house”（房子）的谐音达到诙谐的童趣。其实教材上就有，但连教带唱的，学校里只有她。
　　我说过，班主任是个性情中人，我们找到她时，她仍处于我们没按点回来吃饭的气恼情绪中，所以说了些过激话，让我很是失望而无助。“老女人”不同，他的尊师重教理念早已随着“文革”之初潮流放到爪洼国去了，当然很是逆反激烈，不顾我的拉扯，语言同样也很不恭。我真没见过班主任这样忿怒的状态，所以加大了拉扯“老女人”的力度，但使“老女人”反而更反抗。吵闹终于引起罗书记的注意，带人连同我们和班主任引到他的家里。罗书记那年大概四十多岁五十不到的年龄，是那种有点“官气”的模样，大概是近郊的原因，并不象“金头”那样乡土。
　　进屋后，罗书记立刻将班主任拉在身边站定，面对我俩，此时又不断有十来个人陆续进来站在罗书记身边看着我们，形成了一定的气场。回头向外看去，屋外同样也有不少人在探头探脑，里面没有我们的同学，估计他们还在四野田埂上“作为”，没人出声，只是静默，在静默中酝酿情绪。罗书记终于开口了，他应该听到了班主任与“老女人”争吵的内容，于是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地指责我们：你们是学生吗？是学生还敢骂老师，这就不是学生，不配当学生，是畜牲！就不配吃饭。见身边那十几个后来陆续进来的人纷纷点头赞同，我注意到站在靠近罗书记近些的那个人是每天早上带我的“效忠”的那个人。罗书记看来很是满意身边因自己造成的气场，于是接着讲：你看你们这群人，都干了些什么？偷菜，吵闹，推倒草垛，无组织无纪律，现在还发展到敢骂老师，你们还配吃饭吗？就是要不给饭吃。这是短短的几句中第二次提到的不给我们吃饭的肯定。
　　我看到身边的“老女人”一脸怒容；班主任表情更是五味杂陈，并没有半点幸灾乐祸地存在，我知道她当时的心情应该是复杂的，是那种“兄弟阋墙于内”的纠结；其实我那时只是想笑，很开心的笑，罗书记的引起我对的回味，那皮辣田里的乌龙、稻草堆坍塌的那一瞬间……  
　　就在我仍沉迷自我陶醉时，罗书记又转变了话题，说到了这几年罗二大队入学儿童是多少、上中学的是多少，扫盲是多少；农业上面的成绩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反帝反修工作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反正除一开始“定论”不给我们饭吃，其余均是与我们“风牛马”不沾边。
　　乘着罗书记嘴讲干转头去拿桌上茶杯时，我开口了，首先拿主席当大旗，这一贯是无往不胜的法宝。我对着当面十几个人首先背颂了一段主席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天下什么问题最重要？吃饭问题最重要。众所周知，《毛泽东选集》中其实并没有这段话，《毛选》第一篇是《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不过那时街面上流传最多的就是那种人们从故纸堆里挖出的伟人早期作品，比如《湘江评论》，记录了主席在创刊号中写的一篇文章，开门见山，列出这个问题，紧接着旗帜鲜明的回答了这个问题。果然，我这句话一出，技惊四座，鸦雀无声，人们都将目光转向了我。于是我就侃侃而谈，避重就轻地说了晚回来的原因，说到与班主任争吵的过程和双方都不够冷静的态度，强调了双方都并没有骂人的事实，以及用饿饭来处罚学生的方法不够理智……      
　　那天我说完了这番话，许久没有人出声，屋内的、屋外的，眼光都在我、在罗书记身上逡巡，在这一分多钟时间里，为了不输气势，我一直直视罗书记。但罗书记并不抬头，低头仿佛在想什么，然后果断抬头对班主任说，饭还是要给学生吃的。离开罗书记家出来，看见屋外聚集的许多人，里面竟然有许多赶过来同学们，有男生，也有女生。
　　打开食堂门，班主任揭开尚有余温的锅盖，看到两碗蒸在锅里上面盖着满满菜的饭。从时间上来讲，那时应该很饿了，真的不知什么原因，我总觉得很难吞下去，看看“老女人”，那架势也比我好不哪里去。好不容易捞来的大半盆虾子全送给那个总卖给我们山芋并帮我们煮山芋的农人，回到小队会议室，我们再没说过一句话，倒头就睡了，不顾同室其余19个人不停的询问。
　　我们是十一月中旬左右离开罗二大队的，我在队里给稻谷脱粒时，踩到马达皮带拉伤的脚，左脚肿起，走路困难，所以没有跟随大部份同学一起走，是队里农人用板车送我到汽车站的，一同走的只有“老女人”和班主任。那时中央全会公开宣布了对刘少奇处理决定，走出村口，农人用稻草扎了一个大大的草人吊在电线杆上，草人上除了中央定论的罪名外，并在刘少奇三个字上用红笔打上大大的红叉。我父母都是新四军的，又同在军部工作，和首长们都很熟，在他们嘴里说到那些首长时与外面人均不同，都习惯叫“陈军长”、“刘政委”、“谭司令（谭震林）”、“江政委（江渭清）”……首长倒了，嘴上不说，但心里总是那种兔死狐悲地悲伤；看着电线杆上吊着的“红叉”，同时想到父母同样受到的冲击，是那种莫明的郁闷，我真的记不清那天回来时是个什么天气，但难以忘却的总是吊在电线杆上“红叉”给我造成心中的那一片阴霾。
　　一个月后，我下放到高淳，当时学校给了三个去向的选择：一是丹阳，二是句容，三是高淳。对我来讲，丹阳离我母亲老家武进紧临，沾亲带故也能数着不少；句容离南京靠近，也有所听闻；高淳从没听说过，但我回来问过父亲，父亲说那就去高淳，当年我和你母亲都跟着陈军长在那里战斗过。
       离开学校，就再也没听说过班主任的消息，打听过，但是问到几乎所有熟人都不清楚，如果她还健在，愿她能长寿。89年金海结婚，回村看到了“金头”，“金头”看到我很是热情，只是称呼我不再叫我“小毛”，改称“毛冬宁同志”，这是我最后一次见过“金头”。“鸡婆”早已嫁到湖北黄石，丈夫是个圩乡那边一个“文革”前的大学生，乡人说她很久没有回来过了。
　　我的《休闲日子》在这里就打住了，我提到或没有提到的乡人们、“鬼子们”（包括南京的、常州的）、那些下放干部，仍健在的但愿幸福安康，逝去的愿在天堂安息，伴随你们的还有我们五十年前留在那里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