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忏悔（安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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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意识到“徐震问题”可能会成为冲决党委的缺口，在力保办个月后就放风“党委对徐震问题早有察觉。”党委负责同志说：“6月中旬，我们就叫徐震考虑问题了。”7月25日，该同志又说：“决心下得晚了。”次日，中文系党总支组织百余人贴出《彻底打倒徐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的综合材料。徐成了又一为保车而弃的卒子。这无疑宣告了我们的胜利，激发的我们乘胜追击的斗志。校园里一派“向中四小将学习”的欢呼，我们则更坚信了“怀疑一切”的极左信条。——这是一段有人不愿重提，有人力图掩盖的史料。文革中，丢卒保车，丢车保帅的现象遍及全国，有多少周谷城早在红卫兵诞生前被批斗，有多少陈传纲、徐震被推出来充任无罪的替罪羊以至走上决路。把这些账搅浑了统统算在红卫兵头上，对得起历史吗？假如全党共止之又将如何呢？

在没有法治，没有权力制约，充满个人迷信色彩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不能苛求各级领导同志挽狂澜于既倾。但是，反思浩劫，面对周谷城的高帽，陈传纲的尸体，从策略出发组织或批准对他们上纲批斗的当时的领导能不问心有愧作必要的反省吗？你们可以“根据上级指示”推诿，那么，红卫兵“根据最高指示”又作何论？何况，一些共产人在狂潮中观风使舵，卖友求荣，辱格求荣，踏上贼船也是一股显见的浊流。止是有些人有权利使自己“一贯正确”。

1966年10月。上海文化广场休息厅。出席批判资反路线大会的市委某负责同志在我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主动提词：“打倒ＸＸＸ！”这是超前性口号。当时的上海还在“火烧”。这一自乱阵脚的表态是鼓励造反派提前升温。当时，我出乎意料。二十年后，我在中央级报纸上又读到该同志的长篇追悼文章，称“我的亲密战友ＸＸＸ同志”。我感到寒心的滑稽！文过饰非的恶习不改，中华民族的脊梁段难坚韧！邓小平同志曾实事求是地说，在“文革”中，周总理也说过不少违心的话，做过不少违心的事，这无损于周总理彪炳日月的伟大人格。但是，有些人似乎比周总理更伟大，一说“文革”就撩起衣襟亮出伤疤，摆出一贯受害又一贯正确的姿势。这是又一种“欺”和“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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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登上城楼接见红卫兵。宣告“文化大革命”进入狂飙突进的红卫兵时期，中国顿时成了烈焰遍地的非理性世界。

“八。一八”核辐射炙热了中国。到处是“三忠于”、“四无限”的口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赞歌和“拿起笔作刀枪……滚他妈的蛋！”的呼啸。上海市委为控制形势，率先在人民广场支持成立上海红卫兵。复旦党委闻风而动筹建红卫兵大队部，以持保守态度的党团员为主干，当然排除了以在串联亮相的造反派。我们则针锋相对筹建造反派红卫兵，后因观点不同，分成“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三伙。这是学生队伍自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分裂。

保守派红卫兵比我们更迷茫、更痛苦。他们敏感到毛泽东、中央文革以越来越鲜明的态度冷落他们而支持造反派。像最孝顺的儿女得不到母亲的理解，他们产生了凄绝情绪。为了表白他们的忠心，一反温良的常态而渲泄积聚的忿懑与绝望。于是，复旦的保守派在炎热的8月发起了癫狂的“打鬼运动”，粗暴地揪斗了一大批“牛鬼蛇神”。
   
在球场的乒乓球桌上，苏布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会的是我们年级的团支书，一位质朴善良的女同学。她声嘶力竭地声讨、斥问。突然把一瓶红墨水喷洒在苏教授谢顶的头上，随即推到台下，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做狗爬……我被她的突变震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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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倒也可以理解，他们满腔赤诚悍卫党，结果落个“保皇派”。“我也造反给你们看看！”这是潜意识。“文革”中的各派学生像被疯狗追逐的人群，跑满了就有被咬而得狂犬病的危险，于是你追我赶。你用纸帽，我用铁帽，你叫火烧，我叫打倒，你说一个我说一堆……什么是非、原则、政策，统统失去了约束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

我就在狂潮中“脱颖而出”，且不可收拾。

1966年8月24日，校内贴出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他以冷峻似铁的语气写道“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计，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用心何其毒也！”最高统帅明确尖厉的表态给我们注射了兴奋剂，复旦园的造反派热泪横流，纵声欢呼。恰逢赴京上告的造反派代表某同学从北京返校，她作为上海代表荣登天安门城楼参加“八。一八”大检阅。我们把她的上天安门看作造反派的胜利，把毛主席和她握手看作伟大领袖对我们的支持。当晚，大礼堂泪花盈盈，口号震天，震耳欲聋地回荡着杀气腾腾的战歌“……谁不要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把国骂普成歌唱遍全国是历史的荒诞，但当时的我们却感到难以名状的痛快。）我是大会主席之一。深夜十一点多，一千四百多激情难义抑的红卫兵应上海戏剧学院少数派的要求，高举精心裱装的《炮打司令部》，高唱《造反有理》冲向上海戏院。通宵的大辩论使几位誓死保卫司令部的藏族班学员昏厥过去，多数派则把更多未昏厥的藏胞抬上怠盾。这就是震惊上海的“八。二五”事件。返校途中，教辅蒋某失口错呼了口号，更给“八.二五”增添了恐怖色彩。

我是“八。二五”上海首次大串联的领队，又是上海戏院大辩论的主持人，我有些惶恐不安。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以鲜明的标题报道上海戏剧学院多数派“坚决捍卫‘十六条’”的消息。虽然没点名，我们实际上被指控为践踏“十六条”的暴徒。8月26日晚，复旦保守派在大草坪召开四万人大会，约请了全市各高校代表，声讨“八。二五”事件。ＸＸＸ市长出席并讲了话，他说这一事件“掺杂着两类矛盾”。我在会上被多次点名。在这种声讨气氛中扬名，我很紧张，很惶棘，我做不到坦然。可是Ｘ市长的讲话和毛主席的大字报形成的强烈反差又支撑了我　辐对信赖伟大领袖是无可置疑的。而伟大领袖支持造反派又是不容怀疑的。我怕个屁！于是，我们在宿舍楼前贴出对联“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度然毛主席站在我们一边，那么反对我们的群众无疑是保皇派，反对我们的领导必定是走资派。在当时，这似乎是一加一的算式。失去脑袋的我觉得自己有着颗最红的脑袋。这正是悲剧的根源。

在文化广场的一次演说中，我慷慨陈词：“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少数派！少数怕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暂时，虚伪的多数我们不希罕！有毛泽东思想指引，革命的少数发展为明天的多数是历史的必然！”何其雄壮哟！遗憾的是我们果真成为多数，荒唐的历史又一次挑唆我们延着极左的轨道讯捷滑行。在同一次演说的结尾，我大声呐喊：“有毛主席撑腰，我们就是最强者！白色恐怖，我们不怕！反革命帽子，我们不怕！拎着脑袋干革命，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何等的壮烈哟！遗憾的是我们徒有满腔赤诚，脖颈上只顶着被极左控制的灵魂。“拎着脑袋干革命！誓死保卫毛主席！”在66年确乎发自由衷。有人以为红卫兵造反是颈后长反骨，怀里包祸心，这是曲解。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是绝食、武斗中高呼“毛主席万岁”献出生命的肯定要以万计数。他们是得不到历史公认的所谓“烈士”，是献给上帝的无辜贡品。后人可以鄙夷，可以抨击。但是，请不要怀疑他们沸腾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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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我怀揣战友们拼凑的百余元钱，瞒着父母赴京串联。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好不容易在座位下占得一席之地，身边还躺着一位捷足先登的女红卫兵，外语学院的。挨挨蹭蹭的谁也没心率过速的异常。车过泰安，气温骤降，我们还合盖一件风雨衣，这幅画景今天看来挺粉色的。但当时我比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还柳下惠。伊斯兰教徒到麦加朝圣的虔诚“净化”了我们。

我在北京见了聂元（木辛）、蒯大富、谭厚兰等，参加了关锋接见，又经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几名高干子弟的疏通登上城楼参加了“九。一五”红卫兵检阅。当“东方红”乐曲骤然响起，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佩红卫兵袖章在林彪、总理陪同下向我们步步走近时，我的每根神经都在纤颤，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我身后的一个女红卫兵幸福得昏死过去……接见完已是黄昏，我以百米冲刺的高速奔进电报大楼。楼厅里正播送“凡拍发毛主席接见内容的电报概不收费”的通知。太好了！我一口气写了四份，每份电文都长达四百多字。我要让复旦、定海、妈妈和兄嫂及宝山的贫下中农分享我的幸福！若干年后，在四川甘孜地区，我目睹一长串佛门子弟三步一拜叩得满头鲜血的情状，我才理解这种“幸福感”所包含的愚昧。

进京的另一条所得是高干子弟向我透露的大量小道消息、内幕新闻以及各大院校大字报揭示的真假掺和的材料。对党的崇敬感，对大人物的崇拜感层层剥落。我冲腾着幻灭的激愤和由此引发的要厮拼的冲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越加鲜明地支持红卫兵造反，强调“造反有理”，“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警告各级领导“不要干预他们的革命行动。”

蛊惑、诱骗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进行，本就缺乏辨别力的我们格外有持无恐。在小说《雾》中，我把红卫兵比喻为西班牙斗牛。“斗牛是悍勇且可悲的。斗牛士用大红布挑逗它，撩拨它，它野性勃发喷着鼻息低着脑壳高翘弯角，冲撞、踢达、搏杀。结果是长矛戳入背脊，短剑穿透心脏，在狂热的欢呼声中匍然倒下！”这是我的自画像，也是一代红卫兵的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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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回沪后我以百倍的狂热投入狂潮。
组织并主持上海造反派首次大集会……
发起复旦团委门前的静坐活动……
支持协助徐景贤、朱永嘉在市委后院造反……
组织、参与抢“黑材料”活动……
发起、组织上海“红三司”总部……
我成了不能自控的向左据旋的陀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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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重建“红三司”总部，我被一致推举为勤务组负责人，人称“安司令”，下辖大专院校中专技校等红卫兵近十万人。狂飙推我上涛头，我三分疑虑三分得意四分自信。

那时候，当头头无需看挡案查阅历级级批报，关键看“文革”中的胆、识、才。这三者我似乎都不缺，尤其是口才惊人。呱哒呱哒，不用纸片可以说上三四个钟点且决少破句。这也许得益于“四清”运动的锻炼。那时候，当头头也简单，关键看你的感召力、凝聚力。这一点也不难。封建宗法观念体现在红卫兵组织里是对头头的决对服从，这是愚盲、迷信的扩展下移，是丧失独立人格的红卫兵对强权的不自觉依附。有些红卫兵以见到安司令为荣，可见他们的瞳仁里的安司令也有一轮光圈。我不再是真实的我了！每当悲哀的我，彼时彼地却很得意，自以为挺伟大的。我自己弄不清我是谁了！想起西方哲人的一句话：“什么样的民众产生什么样的领袖。”推而论之，要是没有八亿人民的崇拜爱戴，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迷信也不会那么严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化的毛泽东是中国人自己种出来的。红卫兵本着“反修防修”的目的，高呼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但是无论是思想武器还是行为方式形式都有着封建主义的深刻烙印，这就决定了红卫兵运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性质和它必然溃灭的命运。

可怕的崇拜的偶像被当成了万能之神！我在崇拜大偶像的同时也被当作小木偶被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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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上海发“疟疾”。自然界的寒潮使它抖索，政治上的夺权风暴使

它高烧。我也在“一月风暴”中从沸点跌向冰点。1月11日，我指挥近千名“红三司”战士浩浩荡荡冲进上海市公安局，宣布接管市局和各分局。何以有诺大狗胆？一有元旦社论的指示：“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二有中央首长的具体指示“公安机关是地地道道的黑窝子”（江青），“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派，镇压革命群众的。不把原来的那一套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泽东思想”（谢富治）。三是夺权势态的推动。《文汇报》被造反派接管后毛泽东高度赞扬“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此言一出，风暴骤起。“工总司”、“红革会”、“炮司”、同济“东方红公社”、交大“反到底兵团”……以“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气势先后接管了华东局、上海市委、市政府、港务局、铁路局……巍巍机关成风化岩石，沉沉乌纱似秋风落叶。这就是震撼世界的“一月风暴”。陈丕显、曹荻秋望风兴叹，张春桥、姚文元弹冠相庆！我们“红三司”岂甘落后又岂肯落后。

下午四时许，王洪文带一批他组织的头头闯进公安局，要求和我们联合接管。我心里明白他们无非是想“利益均沾”，但是佯装大度地表示同意。公安局联合接管委员会成立，我任主任委员。妈妈听说后吓得语无伦次，我却傲然一笑。

“文革”进行到１月，上海已成三强鼎立之势：市委机关联络站，上海工人造反队，造反派红卫兵。“机联站”的秀才摆出“上海文革小组”的架式发号施令，人少权大，“工总司”德毛主席肯定，张春桥撑腰，势力日壮，惟有大学红卫兵已成强弩之末，我已敏感到有失势、失宠的可能。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大变革中的使用价值旧是吹鼓手。随着运动的发展，造反派到了夺权阶段，抢大印，插派旗，排座次的内讧也趋向白热化。我们红卫兵比“工总司”多一点虔诚，但“一月风暴”中同样沾染了进京后的刘宗敏、牛金星的气味。“红三司”接管公安局的动机之一就是亮旗子争头功，有明显的山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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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六时许，王洪文等人又匆匆赶来，一个个拉长嘴脚宣布退出联合接管。王洪文则令我“两小时之内撤出。”我燥火蹿了几丈高，骂他“变色虫”。王洪文冷冷一笑，甩下一句“不撤就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我们就唱“滚滚滚，滚你妈的蛋”当使的王洪文不过是工人造反派的头头，红卫兵不太买他的账。但他两小时的突变使我不能不想到促使他急转弯的幕后人物。我估计是张春桥。不久，朱永嘉从丁香花园急匆匆赶来，把我拽进厕所，好意地劝我撤退。他说：“春桥表了态：不支持。”又怨怪我“这么重大的行动怎么能不向他请示！”我的情绪大跌。张春桥以中央代表身分主持上海工作，他的表态等于最终宣判。我能不懊丧吗？张春桥整人的手腕我早有所闻，扶徐景贤疏郭仁杰，拉王洪文打耿金章，完全是亲我者贤，疏我者贼那一套。八点差一刻，公安局门口贴了大字报：“张春桥同志指示：对“红三司”接管公安局，一不支持，二不反对，三不表态。”这是不表态的表态。这对我是迎头一闷棍。我心里想到了完蛋垮台！坐牢……甚至想到了潜逃。但我装得镇定自若，一面电令复旦、交大、师院、政法院派人增援，一边把在局内的其他组织的头头和代表约近五十人请进会议室，向他们介绍情况。介绍会变成辩论会，唇枪舌剑的斗得很激烈。好在我们有政法“红三司”提供的关于支持“走资派”的材料和公安局内部造反派提供的关于黄赤波、杜蔚然的真假掺和、从政治言论到生活作风的第一手材料。四小时的辩论我始终占上风。“工总司”的一位代表当场撕了“工总司”的证件，说“我支持你们！”财革会头头说：“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首都红卫兵驻沪代表说：“北京红卫兵愿做你们后盾！”我却没有兴奋的感觉，我明白决定胜负的关键在北京。

公安局大院里挤满了“红三司”战士。对组织的忠诚，对头头的信赖，使他们无须思考地站到了张春桥的对立面。隆冬子夜，北风凄厉，成千的红卫兵正唱着如泣如诉的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第二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其中一段话是“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应当像上海市的革命造反派那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及时明确的仲裁呵。我当时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尤其是“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一句无疑是最明朗的肯定。彻夜不眠的上千红卫兵狂呼“我们胜利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也感动的涕泪横流。

上午，“红总司”等二十七个造反派主动上门承认“有个认识过程”，表示要发出支持我们的《联合声明》以挽回影响。下午，张春桥亲自召见，回避昨天的“三不指示”，说：“我的态度嘛，一句话：我支持你们。”事后才明白，当天深夜，他就“红三司”接管公安事请示了中央文革的其他领导，答复是“要坚决支持。”

我压下心中的不满，即令下属组织把“春桥同志支持我们”的标语刷满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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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在公安局问题上，我与张春桥、王洪文的矛盾根本不存在原则是非。接管公安局是“一月风暴”的组成部分，是大乱上海的错误行动。实质上是为张春桥实施坐阵上海掀起全国性夺权风暴服务的。不过，张始而反对继而支持的反复造成了造反派内部的公开对立，又暴露了他以我划线的偏窄心理，文过饰非的诡诈嘴脸，这是促成我们日后炮打张春桥的原因之一。

13日中午，我赶回复旦，针对“红革会”在公安局接管问题上站在王洪文一边，炮制了《向红革会某些负责人大喝一声》的大字报，指控他们“制造分裂，排斥异己”,“学市侩争名夺利”。次日，“红革会”贴出《是谁制造分裂》的大字报，指控我们是“脑袋开始发热的投机商”。随即，我们又贴出《分歧从何而来》的反驳大字报。红卫兵开始第二次裂变。因为上海三大红卫兵组织的头头都是复旦的学生：马立新，劳元一，周谷声和我。复旦因此被张春桥称作“藏龙伏虎之地，虎豹豺狼之窝”，被徐景贤称作“上海的晴雨表”。
   
复旦园的内战很快波及全上海。我是挑起这场内战的祸首之一。

红卫兵运动在６７年１月达到峰巅，也开始了衰败。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等一伙人的眼中，大学红卫兵完成了“历史使命”，渐渐失去的实用价值，甚至成了某种累赘。于是，在两报一刊上再也看不到《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而是“要斗私批修”，“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的教诲。也就是说，你们到了革自己命的阶段。始乱之，终弃之，大学红卫兵是可悲的，但这种被弃使我们没有在极左道路上滑得更远，其中一部分开始自省，这又是红卫兵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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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28日，复旦大学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炮打张春桥事件”。我作为组织领导者之一，不久被压上批斗台，我的生活与思想也发生了急转弯。命运替我划了条黑色的弧线。

1979年，有人称这一事件“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先声”。

我觉得，不承认这一事件对“四人帮”的冲击，以及客观上有助于群众对“四人帮”的认识固然有失公允，但过高的溢美之辞也不符合我们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从没想到要去冲当反“四人帮”的英雄，就像我从不认为自己是红卫兵暴徒一样。我之所以炮打张春桥，原因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