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日本（梁晓声）

分析家

我不禁徒自的失笑……
    至今，一到秋季，我仍常穿它。
    日本袜子就是经穿。这一点不承认是不行的。
    池田老先生回到日本不久，便给我写来情深谊长的信。他的汉字写的很有特
点，方方正正的，隶书笔体。
　　以后，每至新年前几天，我都会收到池田老先生寄来的贺卡。贺卡上总是写
满了他那方方正正的的隶书笔体的字。他们记得我儿子和妻子的名。贺卡上总不
会忘记对我儿子和妻子的祝福，又总是少不了这样一句话──“我虽然又老了一
岁，但还在为增强日中友好做着力所能及的事。”
    可是我一次也没给他回过信，一次也没给他寄过贺卡，第一年第二年收到他
的贺卡。以为不过是日本人的礼节。但是第三年第四年直至去年，年年都收到．
已有七八份。它们在我心中就渐渐沉甸甸的了。哪怕完全是一种礼节，对这种礼
节的顾全态度，在我们中国人之间也是不多见的。何况我已经不将那些贺卡仅仅
当成礼节，而开始视为真挚的友情了。真挚的反意词是虚伪。人不太可能将一种
虚伪延长七八年之久。我足中国的普通公民，他是日本的普通公民，正如我对他
无所求一样，他对我也是无所求的。生活在两个国家里的互无所求的男人，这一
种友情是值得珍视的。池田老先生是很珍视了，我也要像他一样珍视起来。今年
我一定要买最美的贺卡寄给他。并写上对他和对他夫人的衷心祝福……
    彬本达夫先生    我结识的第二位日本人，是早稻田大学的彬本达夫教授，
名副其实的正教授，不是那个冒牌的“梁晓声”所自我吹嘘的什么正教授。彬本
达夫先生还是早稻田大学近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他译过我的《这是一片神
奇的土地》、《父亲》、《母亲》、《黑钮扣》，皆发表在《当代中国文学季刊
》上。我们的交往当然是从他译我的小说开始的。而我见到他是在一九九二年或
九三年。他来北京参加“老舍作品国际研讨会”。
　  “我是中国方面正式邀请的唯一的日本代表”──他在电话里这么对我说，
语调中充满着自豪感。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他愉快地答应了。
    他来那一天我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门口迎候他，却没想到他是乘公共汽车
来的。那一天极热，太阳很毒。这他可就自找苦吃了。又提前一站下车，在太阳
的暴晒之下走了二十多分钟。
    我见到的是一位斯文懦雅的日本男人。看去完全不像五十五六岁，比实际年
龄要年轻五六岁，四十八九岁的样子。穿一件白色的绸质的拉链衫。襟怀敞开着
，内里是圆领背心，肩挎一个旅行兜。就是被我们中国人叫作“马粪兜”的那一
种。手里攥着手绢儿，一边匆匆走一边不停擦汗。他使我联想到一位从外地，从
南方某地到北京开会的语文教师，他的衣着也随便得不能再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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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凭着一种直觉，我认定了从远处匆匆走来的他便是彬本达夫先生，于
是迎上去……
    “你怎么会一眼就看出是我？你也没见过我的照片啊？难道我这样子还不像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男人么？”
    他“友邦惊诧”了。
    我笑了，说：“别人告诉我，日本人走路，都像在赶时间一样急急忙忙的。
”
    他也笑了，连说：“对对。”──低头看了一眼手表：“还好，比我们约定
的时间提前三分钟。”听他那口吻，仿佛如果迟了三分钟，就必促成什么大错似
的。
    我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不乘出租车？
    他说：“在中国，我当然更喜欢像普通的中国人似的挤公共汽车。那种感觉
对我很重要，机不可失。”
    和我一起走着，他也走得很快。快得我有点儿跟不上他的步子。
    我说：“我家不远。”
    他歉意地说：“那么我是应该走得慢一点儿。”
    然而我发现他似乎不会慢走。或者太不习惯于慢走。上身微微向后倾，仿佛
企图牵制住一条我所看不见的大狗，而它带着股蛮劲儿企图挣脱了往前冲。
    当时谌容大姐正坐在我家里。她那一日为了什么事儿到北影，顺便来我家坐
坐。
    走进我们童影宿舍楼的院子，我才告诉彬本先生家中还有另一位客人。
    “是么？”──他的脚步停住了，沉吟片刻，断然地说：“如果你觉得同时
接待两位客人不太方便的话，找可以先回避的。街对面的土岗就是元大都的城墙
遗址吧？那么我先去吊古。体会体会中国古诗中‘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
古同’的襟怀也不虚此行……”
    我说：“没什么不方便的。我的另一位客人是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以你对中
国当代文学的熟悉，最多猜三次，准能猜得到。”
    果然，他只猜三次，便猜到了是谌容大姐。
    “能见到她我太高兴了！我读过她许多作品！”
    我说：“她也很高兴见到你啊，否则早就走了，不等在我家里了。”
    我和彬本先生和谌容大姐互谈了一个多小时。彬本先生频频为我们拍照，我
也频频为他和谌容大姐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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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还有事先告辞了。我陪谌容大姐又聊了半个多小时。送她走至路口，却
又迎头碰见了彬本先生。我以为他将相机忘在我家了。不料他有些窘地对谌容大
姐说：“真对不起，我竟将您的扇子带走了。坐上了出租汽车才发现手中的扇子
……”
    谌客大姐愣了愣说：“不是我的扇子，是晓声家的……”
　　那是一把旧纸扇。已破了多处。飞机上赠给乘客的。
　　我望着他满头大汗的样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嗨，为这么一把破扇子，扔道上都没人捡！……”
    谌容大姐几步快走到路边，招手替彬木先生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望着出租车载彬本先生驶远，谌容大姐自言自语：“这就叫‘生活细节’啊
！彬本达夫，我以后会记住这位日本文人的名字的。”──沉思地望着我又说，
“咱们都可以和这个日本人交朋友。他再来北京你一定通知我，我要请他到我家
做客！”
    我知道谌容大姐的交往原则一向太过严谨。彬本先生显然给她留下了极良好
的印象。
    于是我说：“我交往的人嘛，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质量是肯定没问题的
。”
    彬本先生再没来过中国。
    但是像池田老先生一样，年年寄贺卡绘我。今年五月，他在执教之余，译毕
我的小说《黑钮扣》，依然发表在《中国当代小说季刊》。它是他和几位热爱中
国文学的同仁们自费创办的，谈不上什么经济效益。他们没稿酬可言。有时还要
自己掏腰包补贴印刷费。所以，尽管他已经译了我十余万字的作品，我却从未向
他讨过原著费。至今我仅收到过十五美元，还是他主动寄来的……
　　日本穷人家的女儿　　我见过的第三位日本人是年轻女性。当年外语学院的
留学生。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她也没有名片留给我。彼此没什么友情基础，故只
能算是见过。
    但她印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却是较深的。
    她属于不漂亮的那一类女性。实事求是地说，是那类其貌不扬的女性。不高
的个子，短腿，稀疏的长发，我见到她是在一月里的一个日子。一个乾冷的天光
阴郁的日子。在我的办公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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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放下笔，起身去开了门，以为她是一个来自中国偏远
山区的姑娘。她的脸冻得红红的，双唇乾裂，鼻子还有些肿似的。使我联想到了
某些在春季里对花粉过敏的女人的脸。当年北京还没“劳务市场”。不少来自外
省农村或山区的穷家女，常到北影来碰运气。倘运气不错，就会被谁家雇佣了去
做“小阿姨”，我不止三五次地接待过她们。尽管我家当年并不打算雇佣“小阿
姨”，我暗想──得，又须陪着聊聊，起码得让人家进门喝杯热水，暖暖身子吧
！
    她有几分【忄西】惶地掏出了证件，双手呈递给我看，一边怯怯地说：“我
是日本留学生中……这是，我的学生证……”
    日本留学生？
    她穿一件旧的，褐色的，很瘦的呢大衣，分明是那种秋季穿的而非冬季御寒
的呢大衣。而呢大衣内穿的却是一件中式棉袄。所以那呢大衣仅能扣最上边的两
颗扣子。腰际的一颗扣不上，衣摆燕尾服似的分开在身体两边，裤子长，在足腕
那儿堆了几层褶儿。脚上是一双显然比她的脚大许多的布棉鞋。
    我犹豫了一下，不禁接过学生证看，当然没看出什么破绽。
    “打扰了，对不起！请多关照。请多关照……”
    她在门外不停地向我鞠躬。
    我还给她学生证，立刻往房间里让她。暖气供暖不足，我的办公室一点儿也
不温暖。我将一只沙发挪近暖气，又将电炉子摆在她跟前插上，接着为她沏了一
杯咖啡。然后归坐在椅子上，望着她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她焐着双手，垂下目光瞧自已的鞋尖儿，局促不安地说──她在外语学院读
过我的几篇小说。现在学校放假了，宿舍里就剩她自已了。她感到很寂寞。她想
找点儿“中译日”的文字翻译工作。既可以打发寒假漫长的日子，又可以实践实
践。说她的中国同学建议她来找我。说她们告诉她，我是个很热心又很乐于帮助
别人的人，几乎有求必应……
　　我见她局促得快哭了。
　　我暗恨她那几个怂恿她来找我的中国同学。而她那种局促不安的模样，又顿
时使我心慈意善到了极点。我将椅子搬近她，和她面对面坐着，促她先喝完那杯
咖啡。咖啡已经不太热了。她喝完后，我又为她沏了一杯。
    我问她为什么放了寒假也不回日本去？
    她说舍不得来回那一笔路费。说她到中国留学，完全是靠自己几年打工挣的
钱。

分析家

我问她家里难道在经济方面就一点儿也帮不上她？
    她摇摇头说帮不上。沉默了一会儿，似乎觉得这么回答了我还不能理解，又
低声说：“我家是日本的穷人之家。”
    我第一次听一个日本人当着我，一个中国人的面承认自己在日本是“穷人之
家”。池田老先生当然不是日本的穷人。他给我看过在横滨他家的照片。一幢美
观的小二楼。有院子。院子里有红花和绿树。院门口停着小汽车。他的子女们都
已成家立业了。他和老伴儿过着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他是个再没什么心可操的
较幸福的日本老人。彬本先生当然也非穷人。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中国近当
代文学研究所”所长，这两点保障他即使在退休以后，也能过着体面的日本水准
的中产阶级生活。
    “那么你父亲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
    “我父亲从小腿不好。患小儿麻痹留下了后遗症。没念过几年书，所以一生
都在做杂役。现在快老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做不了杂役了。那时，他的抚恤金将
够维持他自己的温饱了……”
    她的声音依然很低。但是不再那么局促了。也许由于身上暖了些。屋里也暖
了些，她捧着杯子的手臂不发抖了。
    “你母亲呢？她是不是也有份儿工作呢？”
    “我母亲年轻时也做过杂役。生了我以后，就不再工作，一心一意抚养我。
日本儿童的入托费很高。这是许多妇女一有了小孩儿就不再工作的原因之一。极
少数的妇女小孩儿大了之后仍能重新找到一份工作．而我的母亲很难。”
    “为什么？”
    “她也只念了几年书。没有长技，人也长得不漂亮……”
    于是轮到我同情地望着她，久久沉默了。
    “我的父母都是北海道农村的人。后来到小市去的。我生在那个小市，长大
在那个小市，我说了你也许不太相信，我因为到中国来留学，得在东京乘国际飞
机，才去过东京。我们北海道人常常觉得，仿佛被日本遗忘了。而我觉得东京一
定是排斥我这样的女孩儿的，尽管它实际上不是我想的那样。可我还是免不了总
那么想……”
    我说：“我家也是中国的穷人之家。靠写小说并不能使一个中国人由穷变富
。起码，从我身上看，目前仍证明着这点（当年乃八六或八七年，国家规定最高
稿酬每千字二十余元）。你瞧，这虽是我的办公室，可是却不得不摆两张床。晚
上我和我的老父睡在这儿。这儿晚上很冷。我是北方人。我们中国北方人，也常
有种仿佛被中国遗忘了的感觉。尽管事实上也不是那样。中国太大，只不过‘改
革开放’，使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发展，显出很大的差距了。而且我敢断言，差距
还将扩大下去……”

分析家

她终于缓缓抬起头望着我了。
    见她眼中已没了闪耀的泪水，我微笑了。我希望她能明白，我是多么同情她
又是多么理解她。我想她是明白了。一个人，尤其一个年轻姑娘，倘在我面前感
到局促，也会使我变得局促起来，内心里非常别扭。不仅是那两杯咖啡打消了她
的局促，显然也还是由于我的话，而我正是因此才那么说的……
    我陪她聊了一个多小时。
    她走时，我将所有能找到的，我自己的书一一找出，签了名，盖了印章，送
给她。还送给她一只漂亮的景泰蓝花瓶。我的一篇获奖小说的奖品。
    并且，我给当年的“日本文学研究所”的朋友写了一封信，鼓励她去推荐自
已。一半诚心诚意的，一半是虚与委蛇。但我想，哪怕使她在中国感受到儿分人
对人的热情也好啊！
    大约半年后，我收到了她一封信。寄自日本。信中说了不少感激的话。说她
自忖希望不大，并没带着我那封信去找我的朋友。说她已没有经济条件继续在中
国留学了。说她认真想了想，就算自己把中国话学得顶呱呱的，又能对谋到一份
理想的职业起几分作用呢？也许恰恰相反，反而使自己的谋职范围变得狭小了。
说她又回到了北海道，在一家小餐馆挣钱。不过不是在前堂当招待，而是在后厨
当杂役……
    字里行间．几处出现“像我这样的日本姑娘”一语──自怜而又无奈之衷，
甚于对面忧忧言表。
    她写下了住址。写下了电话号码。寄了一份北海道交通图。用红笔在图上圈
出了她那个小市镇。并在半张白纸上．标出她的住处，她打工的那小餐馆，在那
小市镇的方位……
    然而，我没回信。
    她也没寄过贺卡来。
    但我对她的记忆之深，甚至可以说超过了我对池田老先生和彬本达夫先生的
记忆。
    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　　我接触过的最后两位日本人，都是中年男人了。一
位是《朝日新闻》北京支局长掘江义人，一位是《读卖新闻》北京支局长荒井利
明。他们都是通过全国“记协”与我联系并要求采访的，所以我和他们的关系也
只能说是“接触”过。而且仅仅是被采访过那一次。而且主要是他们希望通过我
了解北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当代文学、电影、电视艺术和“改革开放”；
尽管我也希望通过被采访经由他们了解我所没去过的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在
有限的时间内，回答了十句之后才有机会反问一句，当然是他们的收获比我的收
获多。他们的收获“大大的”，我的收获“小小的”。我不知他们究竟会不会说
中国话，反正他们都带着翻译。而且是中国方面的翻译，

分析家

如果我们认为“读卖”与“朝日”两家日本大报驻北京的支局长，也可以算
作是日本的“新闻官员”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们是特别“遵纪守法”的，尊中
国之“纪”。守中国之“法”。这从他们并不擅自与我本人联系，而要经过“记
协“与“作协”与我联系，是足以证明的。我强调陪同他们的翻译是“中国方面
”的，意思绝非仅仅是说翻译是中国人。而是说翻译是专职的。直接隶属于某些
中国新闻机构的。这又足以证明，他们是很重视中国“国情”，很在意他们的采
访的“合法性”的。与香港、台湾、西方其他国家，尤其美国的某些记者们是大
不一样的。后者们似乎更热衷于“民间私访”，更强调记者们“自由”。全不顾
在中国，我们的政府对“自由”二字的理解比如新闻自由啦、出版自由啦、言论
自由啦，与他们的理解和诠释是有很大歧义的。
    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对我的采访，都不免显得有些拘谨。他们都首先彬彬有
礼地声明──如果他们问了什么我觉得不便回答的问题，那绝非他们存心使我为
难，而是他们不慎超越了“采访禁区”，希望预先得到最大程度的谅解。
    我一开始都对他们说过这样的话：“我对我的国家不怀有任何恶意。热爱我
们的人民。无论我的国家贫穷还是落后，我都爱她。因而，不管面对哪一国家的
记者，我都不会认为，我对抗我的国家的言论是必须谨小慎微地打什么折扣的。
他们想了解什么尽可以开诚布公地问。我也将开诚布公地回答。我不知道任何国
家机密。我没有泄密的可能。所以他们对我的采访应该是没有所谓‘禁区’的。
我的回答也将没有所谓‘禁区’。如果我批评我的国家的某一方面，那只能证明
那些方面太糟糕，早已引起广大中国民众普遍的不满！先生，请开口问吧！”
    我的话当时都使他们感到出乎预料。
    而实际上，他们所问，从始到终，都半点儿没有使我觉得不便回答，感到为
难过。
    他们很关心中国会否“长治久安”。
    而我觉得，他们更其关心的是，中国的“安”与“不安”，对日中关系，主
要是日中经济关系，究竟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其影响又会导致日本的经济前
景发生怎样的，多大程度的变化。
    无庸置疑，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也是两位极爱国的日本先生。也是两位可
敬的日本的“忧国之士”。他们的心中似乎充满了对他们的国的远忧和近虑。
    我以为，“中日关系”，对许多中年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实际上是“中日经
济关系”。进而是足以深刻影响日本在亚洲，乃至在世界的经济地位的一种“国
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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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美关系”，对许多中年以上的美国人而言，则很可能更主要地是“中
美的政治关系”了。进而是足以深刻影响美国在亚洲，乃至在全世界的政治地位
的一种“国际关系”。
    美国佬是靠了在全世界的国际政治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
际政治的一翼和国家经济的一翼，都是羽毛丰满，齐飞共翔的。
    日本则是靠了在全世界的经济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家经
济的一翼，虽足以与美国匹比，但国际政治的一翼，却退化得极其短小。这只怪
鸟是靠了单翼的不停的扇动，才得以腾旋在世界的天空之上的。
    日本是那么在乎它在对中国这个巨大的潜力无穷的“市场”的占有率。
    而美国佬似乎相当不在乎。即使内心里挺看重，表面上也要装出不屑于的样
子。
    我接受过美国记者的采访。他们总是围绕着“民主和人权”与你谈。他们毫
不掩饰地表示他们对其他问题的索然。
    而日本记者们几乎从不与中国的被采访者谈什么“民主和人权”。
    日本人差不多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竭诚的拥护者吧？──我常这么想。
    “如果中国乱了，将会怎样？”
    掘江和荒井两位先生都这么问过我。
    而我都这么反问过：“我没理解错的话，先生是不是在问──如果中国乱了
，日货在中国市场上的命运将会怎样？”
    “中国千万不要乱起来！”
    掘江先生这么说过。
    荒井先生也这么说过。
    他们说此话时，都表现出由衷的忧患意识，一如我自己在这方面常常表现出
的忧患意识，区别也许仅仅在于，我并不同时替日本优患什么。而他们的忧患的
出发之点，首先是他们的国的得失。其次才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其次”。
    美国佬对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是特别耐人寻味的。
    他们不像日本人那么问。
    他们这样问：“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觉得中国目前的稳定状态还能维持多久
？”
    仿佛他们早已替中国预测过──目前的稳定不过是暂时的。
    你从他们的话中，多少总能咀嚼出点儿类乎率灾乐祸的意味儿。也许他们并
不真的幸灾乐祸，只不过对他们的估计和判断太自信，觉得他们是在以更坦率更
接近“事实”的方式提出问题。

分析家

　　美国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寻思──现在哪一个国家还是美国最主要的敌
人？
    日本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考虑──现在哪一个国家还可开辟为日本的经
济市场？
    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常在想──他妈的美国佬也罢，日本人也罢，中国将
来会怎样，全在于十二亿中国人对中国的感觉如何！忽视了这一种感觉，就等于
忽视了季节谈天气！……
    飞机载着我，和我这一种纯粹中国人的想法，平稳地着落在东京机场……

分析家

日本的乳胶──女人



    建筑是一座城市的“固定艺术”；女人是它的“移动艺术”。巴黎之所以著
名于世，也是由于它的女人们的风采。从她们的风采，可以透视出一座城市，乃
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品质。
    这地球上的每一座城市，无论其大其小，只要男人留心，总会发现几个漂亮
的女人。到处的城市都是这样的，几个漂亮的女人，其实证明不了一座城市的品
质如何如何。有意义的，倒是普遍的女人们的风景。那一种寻常自然的，与普遍
公众的生活形态熨贴在一起的女人们的风景。恰如巴黎也并非真的满目佳丽，美
女如云。
    我们代表团住在日中友好宾馆。一座在东京绝对不起眼的楼。地处僻静的小
街。每天要早早离开宾馆，步行十五分钟左右，乘地铁赶往日本剧作家协会去观
摩影片，举行座谈。路上和地铁上，便是我观察东京的女人们的时机。
    早晨八点多钟后，东京的路上便行人很少了。南来北往的车辆也不多了。地
铁过了“高峰”。
    人行道上偶有女人匆匆而行。乘地铁的女人大约是男人的十分之一，年龄都
在二十岁至三十五岁间。我知道她们便是日本女人中的“上班族”。
    她们与我以前想象的日本女人有很大区别。不知受了什么文化和传媒的影响
，按我以前的想象，日本女人普遍尽是矮矮的个子，短而粗的小腿。十之之四五
还是“Ｏ型腿”。像鲜族女人一样扁平的，普遍宽圆的脸。鼻粱不明显。五官较
分散。细眉眯眼者居多。
    不。她们完全不是这样的。起码我在十天内所见到的，二十岁至三十岁间的
日本女人完全不是这样的。
    她们的个子一点儿也不矮。普遍的她们，绝不比普遍的北京的女人矮。她们
的腿既不短也不粗。十天内我没见过一个哪怕略微有点儿“Ｏ型腿”的日本女人
。恰恰相反，她们的身材都比较苗条。普遍的她们都趋于窈瘦。便显得腿细且长
了。十天内我竟没见到一个算得上“胖子”的日本女人。我想这大概是由于以下
的原因：第一，一半以上的日本女人，婚后便留守家中，相夫教子，做贤妻良母
了。这一半以上的女人中，当然注定了会派生出较胖的一些。她们既不必上班，
也就等于自行地从女人这道城市风景线隐退了。我不太能看到她们。第二，日本
人的饮食结构搭配合理，喜清淡，几乎不吃油腻的东西。一日三餐，蛋白质充足
，脂肪摄取量有限。第三，日本女人谋职不易。在日本这个处处体现“男人主权
”的国家，男人录用女人时，“形像”肯定是很主要也很重要的一条。那么一半
儿的日本女人的一半，等于被男人们的挑剔的筛选原则，既排除在“上班族”的
行列之外，也排除在城市风景线之外了。第四，“地铁运动”，对于有幸成为“
上班族”的女人，无疑是日日、月月、年年都进行着的健美运动。在人行道，在
地铁通道，她们的步子永远那么急匆匆地朝前迈。绝不左顾右盼。似乎也无暇左
顾右盼。东京，有车的日本家庭当然不少。但除了节假日，将车开到马路上去的
日本人并不多。所以东京的交通秩序良好，几乎没有堵车现象。地铁为日本人提
供了极大的方便。教授、公司高级职员、大多数演艺者，都宁愿乘地铁。更不消
说那些“上班族”的日本女人。对女人而言，日日、月月、年年的匆匆步行之于
体形健美，我想也许是比日日、月月、年年的骑自行车更奏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