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开头的话

夏春华

西藏岁月，几人能有？真情文字，字字饱满。扎西德勒！

夏春华

西藏是你去过一次就想去第二次的地方！

碧云天下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篇：遇到好人郝守财 1951年元旦刚过不久的一天，姆妈让我去给父亲送换洗衣服。来到城南父亲办公的地方，他正在跟一位南下同志谈话（那时候，凡是穿灰布制服，操北方口音的人，都被我们尊称为“南下同志”或者就叫“南下干部”）。见我进去了，他俩打住了话题。南下同志问：“老王，这是你儿子？父亲答道：“是老大。”那位同志笑嘻嘻地问我：“小鬼，你在哪儿上学呀？”我说：“在二中。”他夸奖说：“你这么小就上中学了，真不简单。”我说：“现在我可不想读书了。”他惊讶地问：“年纪小小不读书，你想干什么呀？”我说：“我想去当兵！” 我想去当兵的原因是，在1950年的秋天，我那三个跟我母亲同父异母的姨妈，竟然在同一天参了军。看到她们身上的新军装，军帽上那一颗闪闪发光的八一红五星，和左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加上她们那兴高采烈的模样，我都快要羡慕死了！年纪只比我大几岁的十姨妈，平时对我就有一点好，我便求她带我去当兵。可是她说：“你现在年纪还小，好好上学。再说我们参加的是部队文工团，你既不会拉又不会唱，到那儿去能干什么呢？”听她说自己是唱歌跳舞的兵，我也便不再求她了。可是我想当兵的念头，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打消过。 南下同志笑容可掬地盯着我，柔声细语地说道：“现在除了西藏和台湾，全国都已经解放了，你还能到哪里去打仗？若真的不想读书了，就来跟我当通讯员，怎么样？”看他那认真的样子，不像是在逗我玩。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姆妈那一双布满一道道血口子的手。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的父母亲上世纪三十年代都在长沙读书，父亲上的是明德中学，母亲在周南女子中学。后来听八姨妈与人闲聊时说，那时候他俩好像就有了那么一点点“新思潮”，两人相识并相爱。也许是缘分吧，这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竟然得到了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三期，后来又当上了国民革命军中将司令的外公的点头应允。高中毕业之后，两个人就结了婚，婚后，父亲去上海继续求学，毕业后又去了国民革命军炮兵第一旅。母亲则一直住在外公家里，后来又跟随父亲住在了炮兵旅的驻地。父亲老家，只有我奶奶一个人，住在衡阳西乡一个叫做梅子皂的小山沟里，守着几十亩田。土地改革时，奶奶被划为地主。已经参加了革命工作的父亲，立即理所当然地将家里的全部动产，统统交给了老家的人民政府，作为土地改革清算时的“退赔款”。家里的生活来源就完全依靠父亲一人的工资了（那时他不算“供给制”，而是“留用人员”，每月都有工资，标准好像是一个月三百斤大米）。一家大小六张嘴，生活过得很是拮据。后来街道组织妇女替部队纳军鞋底，用大米支付工资（具体数目我不清楚）。那鞋底材料是各色各样的碎布片，先用糨糊一层层粘连成为厚厚的“布帮子”，晒干后再剪切成为鞋底形状，姆妈便去领一些回来，用两块专为纳鞋底用的木板将布帮子紧紧地夹住，然后就用一只小钻子在厚厚的鞋底上面先钻一个孔，再用粗大的铁针，将粗粗的麻线从鞋底的这一面穿到另一面，然后用手将麻线用劲拉紧，再穿回到另一面，如此周而复始，直到最后整个鞋底全被麻线密密麻麻地覆盖住了才算完工。在我的眼里，这被人称为“千层底”的布鞋底实在是太厚了，似乎真的有“一千层”！ 每当看到姆妈费力地纳着那鞋底，虽然已经用钻子钻过孔了，可钻子刚扯出来，那小针眼就好像自动复了原，她费力地将针从那钻出的小孔里扎进去，可那一根粗针还是只能够扎进去一半，就再也推不动了，这时候就要靠用“顶针”——那铁顶针上面布满了小坑，戴在右手中指上，看起来就好像是一只镂花的戒指——将针头顶在一个小坑里，用劲往鞋底里面推，针的大部分推了过去，可那“针屁股”依然顽强地留在鞋底外面，用顶针根本推不动。这时候就要用牙齿咬住针，硬将它从鞋底里面拽出来。姆妈每纳十来针，还要停下来，将那针尖在自己的头发里面擦几下。我问这是为什么？姆妈无可奈何地笑笑说，她也不清楚，可人人都是这样子做，想必是针沾了头发油，扯起来省点力？小小的一只鞋底，怕有成千上万个针眼。姆妈就是这样，在寒气逼人的冬天，日复一日，默默地纳着、纳着，两只手上布满了一道道的血口子。每当我放学回家，看到姆妈费力地扯拉着那粗粗的麻线，就觉得那密密麻麻的针眼，全都扎在了我的心上。 想起姆妈那一双布满了道道血口子的手，我决心跟南下同志去当通讯员。我问他：“您不是逗我玩吧？”他挺认真地说：“我没有逗你玩。但是你放着好好的书不读，却愿意跟我来当通讯员，这又是为了什么呢？”那时候的初中开设有政治课，我立即用刚刚学到的新名词朗声回答道：“为人民服务!”他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又问我：“现在国民党兵虽然被我们赶到台湾去了，可隐蔽的敌人还在，你跟我去当通讯员，就要去下乡，你不怕死吗？”我说：“不怕！刘胡兰同志牺牲时只有十五岁，她一个女娃娃都不怕死，我一个男子汉怕什么？”我的这一句话，好像让他挺高兴。 父亲坐在一旁听着我俩说话，一直没有搭腔。这时候南下同志回头看着他，问：“老王，怎么样，真让孩子跟着我？”父亲微笑着点点头，说：“我没有意见。但他年纪还小，只怕今后给您添麻烦。”南下同志说：“不麻烦，不麻烦。打日本鬼子那年，我参军时也就只比他大几岁。事情就这样定了。小鬼，你明天上午还到这里来。” 回到家里，我将事情告诉了姆妈，她的反映竟然同父亲一样地平静，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出一句话：“你爹爹都同意了，姆妈还能说什么呢？只是你这么点点年纪，就要出去赚钱，替爸妈分忧，姆妈于心有愧，对不起你呀！” 那天晚上，我想着明天就要去当通讯员了，通讯员除了送信还要干些什么？那南下同志脾气大不大？他能给我发一枝枪吗？一想到枪，我立即想起了邻居的癞光头，他凭着自己力气大，老是欺负比他小的孩子，一次还将我的鼻子打出了血。若我真的有了枪，一定要好好吓唬吓唬他……天南海北地想了好一阵子，我昏昏沉沉就睡着了，可那杂乱的思维还在继续着。我梦见自己手里拿着一支驳壳枪，癞光头拼命在前边逃，眼看就要追上了，我感到脸上冰凉冰凉的，好像是下雨了，可睁开眼一看，自己又分明躺在床上，姆妈还没有睡，坐在床边，就着昏暗的灯光，愁眉泪眼地看着我，眼泪巴哒巴哒地也就掉到了我的脸上。我翻身坐起，她一把将我搂进怀里，说：“寿伢子，你这么小，姆妈真舍不得你走呀。”我说：“姆妈，我都十三岁了，不小了。今天我看那南下同志蛮和气的，父亲和他也很熟，您就放心吧。”

碧云天下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2篇：  我成了“公家人” 第二天一大早，听到姆妈在轻声喊我，我急忙爬了起来。穿好衣服，洗漱完毕，她给我端来了一大碗香喷喷的蛋炒饭，饭上面还放着几条自家腌制的萝卜条。看见我吃蛋炒饭，弟弟健民不干了，他也急忙从床上爬了起来，哭着嚷：“我也要吃蛋炒饭，我也要吃蛋炒饭！”姆妈对他说：“健伢子，乖，哥哥大现在是‘公家人’，要出去工作赚钱了，等哥哥大赚了钱，买好多好多鸡蛋回来，姆妈天天让你吃蛋炒饭。” 我狼吞虎咽，三口两口吃完饭。姆妈帮我理了理衣服，拿出一个兰布小包袱，说：“寿伢子，你的换洗衣服姆妈都帮你包在里面了。缺什么东西就回家来拿。”姆妈牵着我的手，一直将我送出小巷口。我走了好远，就要拐弯了，回头一看，姆妈还站在那里。 我来到老地方，父亲不在，那位南下同志可是早就来了。他将我带到不远处的另一栋楼房，进了一间屋，里面坐着一位女同志，正在低头写字。他问那位女同志：“小陈，这小鬼的被服领来了吗？”女同志瞟了我一眼，笑着回答说：“领来了。只是衣、裤都没有小号的，他穿肯定大了一点。”这时我才看到一张木椅上放着一顶帽子，两套衣服，下面还有一床棉被，都是灰色平布做成的。紧接着，女同志拿起衣服让我穿上，衣袖、裤腿果然都长出了一大截。她哈哈地笑了起来。过了一会，才忍住笑说：“经理您瞧，他这一身打扮，像不像一个小木偶？”南下同志也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但立即轻轻地咳了一声，接着说：“确实是大了一点，那就请你帮他改一改。我还要去开个会，先走了。”回头又对我说：“小鬼，改好了衣服，中午跟小陈同志一起去食堂吃饭，下午到我那里来。”说完这句话，他忙不迭地起身走了。 女同志笑眯眯地对我说：“经理让我给你改衣服，咱哪有那技术？这不就是将衣袖、裤腿剪短些，再将边边缝好，能凑合着穿也就行了，过去我也是这样子穿的。你说行吗？”说完这句话，她依然是笑容满面地瞧着我。我连忙点头说：“行。行。行！”女同志在那衣袖、裤腿长出的地方用剪刀剪出个小口子，然后让我脱下来，她将那长出的一截剪掉，一边同我说着话，一边就动手缝了起来。 从谈话中，我知道了，让我去当通讯员的那位南下同志是衡阳县贸易公司郝守财经理，女英雄刘胡兰的同乡。难怪我昨天一说起刘胡兰，他挺高兴的。女同志也是山西人，姓陈，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她还告诉我说：“小王，你现在参加了革命，这就好比是买票上了一趟车。今后千万记住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莫像那一次我坐火车路过长沙时，见很多人下车了，我也就跟着下去瞧了瞧，可能是我走得远了一点，火车再开时响起的笛声我没有听到，就被甩下了，后来受了好多罪……” 我就这样参加了工作，也就是小陈同志说的“上了这一趟火车”。可那时候，我连一张“招工表”也没有填。是父亲替我填的？抑或是郝经理帮我填的？或者那时候参加工作根本就不用填招工表？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就是给郝经理扫扫地、打打开水，有时候出去替他送送信。他还拿来毛笔、本子，让我闲下来的时候练毛笔字。 日子就像湘江里面的流水，悄无声息地一天又一天流走了。那时候，县里的首长们跟我这个刚参加工作才几天的通讯员一个样，大家都是“供给制”。被子、衣服由公家统一发，生活津贴标准是每人每月115斤大米，再按照《新湖南报》上当月1日刊登出来的大米单价折算成钱，扣除上个月每人应分摊的伙食费之后，剩下来的就是发给个人的“津贴费”。我一不会喝酒，二不会抽烟，除了买一管牙膏，一块洗衣服的肥皂，最大的消费就是去外面送信时，偶尔花上200元钱（也就是后来新币的2分钱）在小摊子上买一只“麻圆”（裹着红糖和芝麻的油炸糯米粉团子），一边走着一边吃，那味道还真是棒！我每个月的津贴费就都有一点小节余，全部拿回去交给姆妈。可经理就不一样了，他偶尔想喝一点小酒，有时还要来上1000元钱（新币1角钱）的花生米；他还要抽5000元（新币5角钱）一包（50支）的“大生产”牌香烟，这样一来，每个月的津贴费捉襟见肘，就不够花了。一次，我用自己的津贴费，在外面的小烟摊上，给他买了一包“哈德门”香烟。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谁让你去买的这外国烟？赶快退回去！” 如今，当我坐在电脑前面，在键盘上面敲击出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的那些往事的时候，我也就想起了郝经理当年教我打“驳壳枪”时说的那一句话：“射击的第一要领就是“三点成一线”。” 我觉得，如果将人的一生也看成是一次“射击”，那么我这一生的三个“点”，先是亲爱的姆妈给了我生命，让我有了枪标尺上的那一个“缺口”；然后是抗日流亡路上那独特的环境，姆妈让我接受到了她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接受到的、那种教会学校的教育，这就好比是枪的“准星”；而第三个点——“目标”，就是我有幸遇到了老八路郝守财，还当了他的通讯员，他的以身作则，真正是无声胜有声，让我知道了该如何走好自己的这一条人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