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前言：崇祯自缢的历史追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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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临终前的恩荣


　　太后这样说了，张居正没办法再坚持退休，拖着病躯继续打理国务。除了太后外，还有一批人不希望张居正这么早退休，这些人是他提拔、重用的官员们。在那个强人政治时代，张居正的进退决非个人的事情，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张居正退了，这些人就失去了政坛上的依靠。

　　早在张居正父亲死后，皇帝下诏夺情，张居正假装坚持回家丁忧。在自己备受门生吴中行、赵用贤参劾时，另一位门生就是那位要建"三诏亭"的朱琏和一帮人挽留他，而且说："老师不听主上挽留，徇私负国，门生便入疏参老师矣。"（《万历野获编》）--这是更加高明的拍马屁，以国事的名义、诤谏的面目出现。回去守制尚且如此，这回要退休，更会有一帮利益相关者上疏挽留张居正。因此《万历野获编》评论道："庚辰年，江陵已病，其求归甚恳，主上亦为心动矣。时大婚已三年，慈圣亦久归政回宫，圣龄将弱冠，正太阿在握之时。使其得请。可谓君臣终始，两无负矣。而大小九卿则吏部尚书王国光等，太常卿明武卿等各公疏留之，言路则吏科都给事中秦耀等，山西道御史帅祥等亦合衙门保留，何也？逾年后病不起，身后旋受大僇，亦岂非诸公再误之，使上有骖乘之萌乎！"--"骖乘"即和皇上同乘一辆车，汉制，天子大驾出巡，大将军骖乘。比喻权位震主，霍光因骖乘罹祸。

　　这些拍马屁的官员，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和太后的心思一样，最后害了张居正。

　　临终前的恩荣

　　张居正终于支撑不住了，万历九年（1581年）七月，他病倒了，看起来只是身体虚弱，而非大病，但病毒已经严重侵蚀了他的肌体。不久病愈，照常入阁办事，十一月，他任一品官满十二年（京官六年一考察），皇帝对他大加赏赐，亲笔敕谕："卿亲受先帝遗嘱，辅朕十年，四海升平，外夷宾服。实赖卿匡弼之功，精忠大勋，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兹历时二年考绩，特于常典外，赐银一百两，坐蟒、蟒衣各一袭。岁加禄米二百石，薄示褒眷。先生其钦承之，勿辞。"（《神宗实录》）一百两银子、二百石米和两件外套对富冠全楚的相府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出自钦赐，那是莫大的恩宠。

　　皇帝这样看重元勋，吏部当然要紧跟，便建议给张居正非常之赏，欣然同意，令给张居正支伯爵的俸禄，加上柱国，太傅，被张居正推辞掉。十年二月，病又发了，病灶在下体，痔疮痛得很厉害，但这非寻常的痔疮，乃是体内毒素无法排出的表症，割掉以后，身体更加虚弱。首相久病不起，正是考验各级官吏忠心的时候，那时候没有设高干病房的医院，官员们不能去医院送钱送物，--首相现在根本不缺钱。但可以采取更公开的方式表示对首相病情的关心，据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记载，部寺、科道、詹翰诸臣，纷纷于寺庙设斋醮，祈祷相爷早点康复。一些人抛掉政务，到处找人做法事，有的人为了表示自己心诚，暴晒在太阳底下，希望以此感动上苍。烧香祈祷的长篇祝福文章，用红纸或红锦抄录成副本，呈给张居正看，--这忠心不能白表，得让相爷知道呀。张居正深居家中养病，一般人见不着他，于是拍马者贿赂其家人，递进去希望张居正过目，夸赞一句或点头一笑，就会成为进献者夸耀于同僚的幸事。大家争相重金聘请枪手写这类祝福文章，估计那段时间京城内的马屁文章高手日子过得很爽。北京这样，紧接着南京和各省也开始效仿。

　　日后名满天下的东林人士领袖顾宪成此时刚中进士两年，还是个小小的户部主事，当时举朝凑钱在东岳庙祈祷，顾宪成没搭理这事，同事担心他因此得祸，好心代他在文后签名。他知道后，骑马到东岳庙，当着众人把自己的名字抹去。顾宪成此举固然表明他有操守，不谄媚。但大家都这样干，跟着留个名字又何妨，在官场上不和光同尘的人很难混，太过于爱惜羽毛也是个毛病，顾宪成日后的遭遇与此性格大有关系。

　　众官的祈祷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张居正的病一天天加重了，看来是回天无术。此时，皇帝给了他行将就木的老师最高的政治荣誉，进其为太师，加岁禄二百石，一个儿子升为世袭同知，快死的人这次没法推辞了。

　　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正一品，为明朝文官最高级别。宣德朝后，"三公"的官衔，文臣没有谁生前得到，"文臣得加三公，惟张居正"（《明史·职官志》），只是这种待遇对马上要上黄泉路的张居正本人，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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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大明的参天大树倒了


　　大明的参天大树倒了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太师、中极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张居正在死于任上，终年五十七岁，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以身殉职，真正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大明最后一棵参天大树倒了，从此，王朝出现危局时，再也没有一个像张居正这样才识出众，有魄力而敢担当的宰相能出来力挽狂澜。死后，皇帝表示痛悼，辍朝一日，谥号文忠，赠上柱国，差四品京卿、锦衣卫堂上官、司里监太监护送灵柩回湖北江陵老家。二十三岁时，心怀凌云之志的张居正从老家启程，进京参加会试，从此把一生给了这个已暮气沉沉的帝国。

　　尽管张居正擅权跋扈，以非常手段行使新政，遭来了许多阻力和朝野间的议论，但这个强人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是成功的，无人能挡其锋芒，尽管他和他家人因为大权在握，而造成了贪腐，但他给大明朝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无论从国防、财政、民生和吏治，他力挽了正德朝后江河日下的颓势，营建了万历初期的繁华，《明史·万历纪》评价道："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

　　国防方面。隆庆朝时，张举正鼎力支持北方边防最高长官宣大总督王崇古，对威胁明朝北疆最大的鞑靼俺答部，采取羁縻政策，封俺达为顺义王，开互市，换来了北部的和平。倭寇之患在嘉靖晚年已基本解决了，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蓟州把守都城东北的门户，另一位名将李成梁出山海关，深入辽东取得数次大捷，东北基本平静，女真各部正在相互攻伐，努尔哈赤还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建州女真威胁十数年后才显露出来。

　　财政方面。经过清丈法和一条鞭法的推行，全国统计上来新增耕地面积182万余顷，比原有耕地增加了35%，自然税源也就增加了。万历五年帝国中央银库太仓库收银436万两，比11年前隆庆帝登基时201万两增加了一倍多，兵部管理的太仆寺（总后勤部）当年的岁入银两也超过了400万两，京师仓库所存的粮食足够六年消费。

　　民生方面。全国老百姓的生活基本安定，特别是江南一带民间经济十分活跃。张居正重用了潘季驯，于万历七年完成了黄河的治理和运河的疏通，

　　吏治方面。随着考成法的推行，官员懒散推诿的毛病得到了很大的校正，行政效率大为提高，基本上实现了"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生前在给一位官员的书信中说到自己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张文忠公全集》）这位不怕前有陷阱和万箭穿身的改革者，没有想到，他教出来的皇帝是那样对待他的子孙，也没想到自己创建的中兴之局只是昙花一现，一个甲子后就亡国了。

　　皇帝推翻了最后一座大山

　　比起自己的叔爷爷正德皇帝，少年万历帝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他是在"三合一"式的严格管教下成长的。贤母慈圣太后、严师张居正、忠仆冯保将他包围，按照尧舜之君的标准培养小皇帝。

　　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对儿女过于严格，往往事与愿违，教育皇帝也是这个道理，而且比培养普通的未成年人更加困难，因为人家是万民所系的天子。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对一个正在成长、不无叛逆性格的少年而言，贤母、严师和忠仆是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在三座大山的合力下，万历帝没有办法，甚至是无意识地服从，显出他聪慧勤勉、少年老成的一面，但这种违反少年心理特点的教育方式，难免在万历帝心中暗暗种下仇恨的种子。

　　慈圣太后教子甚严，她好比一个有着万贯家私的女主人，丈夫死得早，孤儿寡母看管这份家业，最担心的是儿子变成一个败家子，何况这不是份普通的家业。万历登基后，她住在儿子的寝宫乾清宫，全天候24小时看管，再冷的冬天也让宫女把儿子从被窝里拉出来，督促其学习。万历帝犯了错，动不动就让他下跪。--人家虽然年少，但毕竟是皇帝。等万历帝大婚后，老妈不能再日夜看管娶了媳妇的成年儿子了，慈圣太后搬回自己的寝宫。万历帝第一座大山从头上卸掉了，老妈更多的精力放在关心同胞弟弟潞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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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皇帝推翻了最后一座大山


　　凡对儿子要求严格的母亲，一般比较重视请家庭教师，而且对老师很尊重。张居正当然是先帝和太后聘请的一个非常合格的家庭教师。过去农村严母教子，对先生特别信任，常说诸如此类的话：小孩子不好好读书，不听话，你帮我好好管教，打他都不要紧，这是为他好。慈圣太后当然不能授权张居正体罚做皇帝的儿子，但那思路和农妇差不多，鼓励他严格对待万历帝。甚至拿先生吓唬万历帝--"使张先生闻，奈何！"（《张文忠公全集》）和现在差不多，很多孩子畏惧老师甚于父母。皇帝大婚后，太后还叮嘱张居正，我不在皇帝身边，先生得更加用心教导。张居正也慨然以严师自居，不顾及自己学生的特殊身份，就像对待普通学生那样悉心教导、严格要求，只差没用戒尺打手板心了。一次教万历帝《论语》，万历将"色勃如也"的"勃"字念成"背"字，张居正大喝一声，要念"勃"！吓得皇帝大惊失色，在场侍读的其他官员也惊慌失措。我估计万历帝在睡觉时也觉得张先生一双威严的眼睛在盯着自己，真如芒刺在背。张家招祸，固然有居正生前威权震主的政治原因，但这类细节不容小觑。尽管皇帝理智上可能知道先生是为了大明江山，但情感上因为张居正的严厉而屈辱感日生，那种仇恨的情绪有机会就会释放出来，人是复杂的动物，大恩成仇，赤忠招怨是常有的事呀。现在张居正死了，第二座大山不存在了。

　　和张居正结成神圣同盟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没有了外援势力大减，皇帝推翻自己头上最后一座大山的时机成熟了。

　　第一家庭的成员，远不如庶民那样彼此亲密无间，尽享天伦之乐，儿子要见皇帝爸爸很不容易，嘉靖晚年，他和太子干脆多年不见面，说两龙碰头不吉利。皇帝的儿孙，很难享受到正常的父爱，如此，和他们朝夕相处、照顾他们生活起居的"保姆"太监，相当程度地充当了父亲的角色。也许因这个缘由，少年皇帝万历和天启，对他们成长时的贴身太监冯保、魏忠贤十分敬重。

　　这冯保，还真是个忠心耿耿的仆人，不仅对皇帝照料十分细致，尤其时刻提防他接受不健康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和看管现在的孩子一样，不许他进网吧，不许他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尽量净化他的成长环境。万历御极之初，内阁大院的池塘里长出白莲花，翰林院飞来一双白燕，大家以为这是祥瑞，张居正准备将这祥物敬献皇上，冯保毫不客气地对这位老搭档说："主上冲年，不可以以异物启玩好。"（《明史·冯保传》）

　　因为太后和皇帝的信任，这冯保和张居正一样，气焰越来越旺，"后保益横肆，即帝有所赏罚，非出保口，无敢行者。"这是凡夫俗子很难克服的人性弱点。 对这样一个恪尽职守的奴仆，太后很仰仗，曾对冯保说"万分当心，引君当道，勿得顺从，致伤圣德。"（《神宗实录》）神宗像对张居正一样敬畏冯保，可毕竟是热血少年，天性好玩闹，每当和小太监游戏，看到冯保进来，马上正襟危坐，说，"大伴来矣"。--"大伴"是皇帝对冯保的尊称。

　　摊上这样严厉的母亲和老师，再加上这样一个生活秘书，可以想象皇宫中长大的万历，应当阳光灿烂的少年时代过得是何等的压抑。对自己亲生母亲他没办法怨怒，可对老师和贴身生活秘书，那就不一样，渐渐地对这位大伴的态度，由敬畏到厌烦，再到怨恨。有一天皇帝在身边两个小太监孙海、客用的引诱下，喝醉了酒。酒壮怂人胆，对冯保的怒火一下就喷发出来了，他将冯保认作养子的小太监打伤，骑马到冯保住宅，门外仗剑大呼冯保的名字，吓得冯保抱住大石头顶住宅门。第二天冯保报告给慈圣太后，太后大怒说要告太庙，废黜万历帝，另立其弟弟潞王。这下皇帝知道闯大祸了，跪下向母亲痛哭流涕地求情，诱他喝酒的两位太监被罚到南京孝陵种菜，可他心中恨死了冯保。

　　张居正一死，万历帝着手剪除冯保。宫内太监也多是趋炎附势的，一看冯公公快失势了，急于争宠邀功的太监张鲸帮助策划--无论太监还是大臣，踩着别人往上爬是悠久的传统，没办法，位置就那些，自己要上就必须别人倒霉，自己上了又得担心别人觊觎。张鲸将皇帝的心思传到外廷，接替张居正为首辅的张四维和冯保有过节，立马指使言官山东道御史江东之、江西道御史李植弹劾冯保。深文周纳是言官的专业，何况冯保这些年来毛病很多，于是两位言官洋洋洒洒罗列冯保当诛的罪名。皇帝立刻降职，令冯保去南京新房闲住，赏银一千两，衣服两箱，其他来源不明的财产没收。皇帝对这位劳苦功高的忠仆没有把事做绝，就在万历帝拟职处分冯保时，心中积年累月形成的畏惧感还没有消除，对出主意的张鲸说：冯伴伴来奈何？张鲸给他壮胆，说皇帝的旨意，他再狂也不敢违抗，万岁爷就就这么干，没事。

　　冯保家被抄，他带着早就隐匿的财产以及亲随来到南京养老。从三座大山下解放的皇帝，此时真有翻身的快感呀。

　　万历帝轻易就能打发冯保，再一次说明明朝太监虽然很有权势，但仅仅是寄生于皇权下面，对皇帝本人很难有威胁。明帝国的控制术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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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皇帝变脸怎的这般快


　　皇帝变脸怎的这般快

　　张居正去世时，皇帝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备极哀荣，这有点盖棺定论的意思。按常理说，如果此后不是发现他有谋逆、篡位之类的罪状，张家不应当被清算。张居正尽管生前权势熏天，但对皇室是十分忠诚的，这点想必皇太后和万历帝心知肚明，所以才敢放手让张居正去干。

　　但是，张居正一片忠心，却给皇帝的青春期带来了难言的心理创伤，从理智上万历帝知道张居正所做的一切是为自己、为大明，但情感上受不了身为帝国至尊十来年处在辅臣的阴影下。现在，这个人死了，皇帝长舒了口气，紧接着便是报复。将生前对其尊重有加的老师踩到脚底下，才能树立自己的权威，才能获得一种发泄的快感。

　　自古帝王多薄恩，但万历帝对张居正翻脸之快，仍出乎人的意料。

　　万历十年六月份居正殁于京师，当年十二月冯保被驱逐到南京闲住。御史李植等上疏弹劾冯保时，并无一句涉及张居正。这些言官聪明得很，他们知道皇帝已经讨厌了冯公公，但对刚刚风光大葬的太师张居正态度如何，心里没谱，这张居正对社稷江山的功勋远非冯保能比，而且位居首相多年，门生故吏遍天下，一上来就攻击张居正，闹不好会引火烧身的。

　　看到万历对冯保的处置，再看到张居正重用的门生兼同乡曾省吾、王篆被免职后，善于揣摩上意，对政治气候极度敏感的言官们这下知道了，皇帝心中很烦张居正，只是没有机会发作，现在立功的机会到了。

　　说到工部尚书曾省吾，我再饶舌几句。这人少年科第，仕途顺利，且才能出众，很有政声，因为门生和同乡的关系被张居正重用，在当时也属正常。张居正老爸在儿子进了翰林院后扔下考篮，而曾省吾的老爸矢志不渝，在儿子中进士后九年自己终于会试高中，儿子倒成了科第上的"前辈"。当然父子之伦重于科甲资格，按规矩儿子要称呼父亲的同年为"年伯"，等曾省吾当了兵部侍郎时，和他父亲同届的"年伯"们，因为入仕晚了九年，好几位是他手下的郎官（司局长），可这位曾侍郎对自己的部下兼科场晚辈恭恭敬敬，修父执之礼毫不含糊。从这则轶事可略知曾的为人。但那时的政治斗争以人划线，跟对人是最重要的，和品行政绩的关系不大，皇帝要清算张居正，他当然逃不掉。

　　十年十二月，朝廷将镇守北京东北门户的蓟镇总兵戚继光调到广东，理由是"继光不宜于北"，而真实的原因是他和张居正关系过于亲密，张十分信任他，他对张心怀知遇之感。这样一个张居正的"余党"怎能拱卫京师？三年后，一代名将戚继光郁郁而死。

　　同年十二月十四日，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一马当先，上疏把矛头明确对准张居正，列举他十四大罪，说"贪滥潜窃，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等等（《神宗实录》），反正是常用的栽帽子、抓辫子、打棍子那一套。

　　此奏章正合皇帝心意，皇帝亲笔批示："居正朕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圣恩。"（《神宗实录》）尽管皇帝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同时还批示"不必追言往事"。但万岁爷的心思早让言官们看清楚了，这恶人要留给臣子们做，言官们争先恐后上书弹劾张居正，追言往事。

　　万历十一年三月初二，皇帝下旨削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的官衔和文忠的谥号。--要把居正打成"文奸"才罢休，这"文忠"当然不合适。此时距张居正死才七个月，而张家的灾难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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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墙倒众人推的丑态


　　墙倒众人推的丑态

　　张居正当政时，满朝文武争着向其谄媚奉承，以此邀宠争功。而今看到皇帝要清算张家了，一帮官员特别是科道的言官，马上跟着皇帝变脸，以弹劾张居正来表明自己和张居正划清界线，并博取皇帝欢心。


　　不要过分责备这些人的势利和丑陋，连皇帝都变脸那样快，何必苛责臣子。拍张居正的马匹和弹劾张居正，立场迥异目的相同，都出于利益的考虑。帝制下的政治文化催生和鼓励墙倒众人推，这也是此种文化下官员们死抱权力不愿放手的根本原因。

　　大凡一个或一群重要政治人物被打倒、否定，伴随的必定就是帝国周期性的平反游戏，那些当年因反对考成法和张居正"夺情"的官员，被重新起用，方可更加证明否定和清算张居正大快人心，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除了和张居正同一天死去的刘台外，当年罢黜、廷杖并声明"永不叙用"的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等人重新回到官场。反正坏事都是死去的"权奸"张居正干的，而皇帝本人轻描淡写地承认，"朕一时误听奸恶小人之言，以致降罚失中。"

　　清算张居正就必须清算他在位时的亲信，可谁是他的亲信呢？公认的工部尚书曾省吾、左都御史王篆、先后三任吏部尚书张瀚、王国光、梁梦龙等重量级人物被处罚，众位言官多数都拍过张居正的马屁，有些人是因为隔得太远没法亲近首相而已，这回互相攻讦对方是张居正的余党、走狗，来标榜自己的刚正。连万历帝也开始讨厌这些见风使舵、两面三刀的言官，下旨道："在前权奸结党行私，科道官寂无一言，及罪人斥逐，却纷纷攻击不已。"皇帝尽管看到这类人的无耻，但他却需要这类无耻作为自己的工具。

　　最无耻者莫过最先向张居正开炮的御史杨四知，他本来是依附于张居正的亲信朱琏、王篆得到重用，这回攻击张居正最积极，而且上疏胡说八道，完全是欲加之辞。比如他说张家有银火盆三百架，众位公子打碎玉碗数百只。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反问，"此孰从而见之？"还说张居正回家葬父时，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一个人再奢靡如此也不合常理。最可笑的是他"假设"了张居正的大罪，说现在皇长子诞生，加恩大臣。如果居正还活着，必定进侯伯加九锡--这和曹操一样的待遇。沈德符评论道："从来后宫诞育未有恩及宰辅者，有之实自江陵身后始，有识者颇以为非。然则杨何不明纠当事之政府，而追忖朽骨之权臣也。"因为弹劾居正的首功，杨御史外放数任巡抚，而升为大理寺左少卿（最高司法监督审核机构的二把手）。后被别人揭发是张居正余党，被罢官。

　　在这场清算风波中最倒霉的是真定知府钱普。张居正回家葬父路过当地时，钱知府特意打造了一顶超长型豪华"房车" --一个带套间的大轿子，里面有床，还可以藏侍应奴仆。居正大为高兴，准备提拔他，因为钱的资历尚浅就稍缓一会，可关键时刻钱知府丁忧回家守制，等守制期满回来时，张居正已经死了。大家争着弹劾张，钱知府那种拍马屁的独特创意被纠出来，在官员考核时以"不谨"罢免。真是羊肉没吃着反惹了一身骚，这拍马也要讲运气。

　　最悲伤的白发老母

　　张居正葬父后，母亲赵氏健在被接到北京奉养几年。张居正死时，赵氏已是八旬高龄，和儿子的灵柩一起回到江陵老家。母亲送走儿子已经够悲伤的了，更悲伤的是接踵而来的灾难。大功臣的儿子转眼变成大奸臣，家产被籍没，孙子被逼死，真真是寿则多辱。

　　赵氏当年进京时可风光了，因为张居正被皇帝数次催促，先行火速进京履职，赵氏随后慢悠悠地走水路。对首相的老妈沿途的官员巴结唯恐不及。到了河南，快过黄河时，从没出过远门的赵氏对婢女说了一句：如此大河，过河会不会很害怕。这话被传出去了，有人告诉老太太，过黄河还早着呢？到那时再向您禀报。等快到北京时，老夫人又问了一句啥时候过黄河。随行的告诉她早就过了。原来河南地方官将船相连搭成浮桥，勾连南北，浮桥上覆盖着黄土，插着杨柳。老太太的船从浮桥旁经过，毫无知觉，还以为沿着一个小湖的岸边行进。等座船到了潞河，进入通县地面，要下船走旱路了。正值大中午，天气很热。通县的知县张伦招待老太太，就摆了些绿豆粥、蔬菜、蕨笋，给护送的奴仆差役们则供应大鱼大肉。他知道一路上太夫人每天都被地方官用鱼肉招待，早就吃腻了，于是奉应解渴、清爽的饮食给老太太。老太太大为高兴，进了北京给儿子张居正说："一路烦热，到了通州一憩，才有如游清凉国。"拍好老妈的马屁比拍儿子本人还管用，第二天张居正就提拔张伦为户部员外郎，分管仓库和粮食储备，这可是大美差哟。这个通州地方官，举人都没考上，是拔贡。--一些资格老有名望的秀才，选拔到国子监称"贡士"，贡士也可能被选出来做县官，但概率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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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最悲伤的白发老母


　　高寿的老太太哪想到人生的暮年要目睹家族这样大的变故。

　　就在大家都攻击张居正时，从东北移封到湖北江陵、已被废黜辽王王妃进京告状，说当年查抄辽王府，数以万计的财宝，都给张居正拿去了。这辽王自小就和张居正认识，两人有扯不清的恩恩怨怨。此人袭了王位后，放纵骄横被地方官告了状，废王爵抄家，那还是万历帝老爸隆庆在位时的事情，首辅是高拱，内阁的决定权不在张居正那里，但张居正在旁边煽风点火倒有可能。现在账都算到张家头上，而且说辽王府财宝都进了张家，爱财如命的皇帝心动了，派刑部右侍郎丘橓去江陵抄家，按明律，抄家只有三大罪：谋反、叛逆和奸党，显然居正都够不上。几位内阁大僚此时表现出一种难得的胸怀--也许他们也有兔死狐悲的感觉。首辅申时行关照丘侍郎"圣德好生"，次辅许国也表达同样的意思。后来也入阁的于慎行，在张居正当权时得罪了首相。刘台被罢黜时，大家都想瘟疫一样躲着他，于独自去看刘台，张居正知道后很不高兴。居正"夺情"，他表示反对。张居正问他：我一向待你不薄，你怎么做呢？于慎行回答，这样做正是因为先生厚待我。随后他告病归乡，居正死后复出。现在他不但没落井下石，而写信给丘侍郎求情："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母，累然诸子皆书生，不涉世事，籍没之后，必至落魄流离，可为酸楚。"

　　如此情理交融，但感动不了丘侍郎的铁石心肠。

　　世上总有一些靠整人、害人来邀功的酷吏，张家很不幸所碰到的丘侍郎就是这样一位，不是酷吏，估计皇帝也不会派他来完成这样的重大任务。这位邱侍郎是山东诸城人，康生的老乡。他曾经不讨张居正的欢心，现在解恨出气的机会来了。朝廷抄家的钦差来之前，那些原来巴结张家无所不用其极的知府、知县，现在争着立功，先去把张家的门封了，里面的人还没有走光，但也不能擅自出门。等十几天后邱侍郎来了，启开封条一看，已经饿死了十几位，好几位都是儿童。

　　抄出来的财宝没有达到期望值，于是就对张居正的几个儿子严刑拷打，认定他们事先转移了财产，拷问之下，只好乱咬一通，说有大量银两寄存在曾省吾、王篆几家，如此又可以抄曾、王两家了。--那时候国际交流不多，国际贸易不发达，天朝大国也就和臣服于自己的周边藩属国来往，否则的话以张居正的权力，生前让家中银两都存在外国银行，几个儿子也别考进士当大明朝的官，干脆都去国外留学，估计万历帝和丘侍郎一点办法都没有。引渡？只要不是藩属国，谁听他的。

　　张居正的大儿子敬修不堪凌辱，上吊自杀，二儿子懋修投井绝食被救过来。张敬修临死前留下一封遗书讲述了被抄家的全过程，惨状和父亲在世时的显赫对比太强烈了。书中道："呜呼，天道无知，似失好生之德，人心难测，罔恤尽瘁之忠。""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虑会审之时，罗织锻炼，皆不可测，人非草木，岂能堪此！"要死的人也不怕酷吏了，张敬修咒骂道："丘侍郎，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惨烈。"遗书最后对继自己父亲为首辅的张四维表达了怨怒："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很明显张家认为幕后指使者是张四维，但有人认为抄家时张四维已经丁忧在家，怎么能遥控局势呢？他可没有张居正回江陵葬父时依然控制朝局的神通。张居正是张四维的恩人，居正和四维的亲舅舅、当过宣大总督后任兵部尚书、一手促成鞑靼俺达部落入贡受封的王崇古交情很深，所以张四维才能仕途顺利，壮年就入阁当了大学士。但张居正总把他当成晚辈和下属对待，他心里不舒服，有怨气是真的。张居正死后，又是他首先联合宫内太监，扳倒居正的政治同盟冯保，从而开启了清算张居正的大幕。也许因为这些原因张家把账算在张四维头上。其实真正的幕后指使者是当朝皇帝，可对皇帝哪敢公开表示怨恨？

　　张家长子自缢，饿死家人十余口的消息传到京城，舆论哗然。多数人还是有些恻隐之心的，申时行给湖广巡抚写信，要求网开一面，丘侍郎的上级、刑部尚书，也就是那位被张居正重用治理黄河卓有成效的潘季驯看不下去，上疏皇帝说"治居正狱太急"，"至于奄奄待毙之老母，茕茕无倚之诸孤，行道之人皆为怜悯。"皇帝看后不高兴，善于窥察的御史李植马上弹劾潘，潘季驯被削职为民。但对众大臣的求情，皇帝总得给个面子，恩准给张家留空宅一所，田十顷养老太太，几个还活着的儿子都充军"烟瘴地面"，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对张居正所说"看护先生的子孙"。目睹如此骨肉惨状，老太太哪有勇气活下去？一年后赵氏在悲伤中死去。

　　办大案要案有功的丘侍郎回京后升任左侍郎，从副部长变成常务副部长，不久后又升任南京吏部尚书，寿终正寝，赠太子太保，酷吏的下场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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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改革家的宿命


　　改革家的宿命

　　张居正到底没能挣脱改革家的宿命，和他的前辈商鞅、李斯的下场差不多。只不过商、李亲身遭遇惨祸，张居正报在子孙而已。

　　中国的帝制时代，改革者本人除非掌握最高权力，否则就难免被清算的命运。"良相"行改革之法，像曹操这样完全把皇帝当成手中的傀儡，而自己的儿子干脆篡位，才免于身首异处或身败名裂。其他的"良相"，不管自己手腕多强硬，见识多高远，权术多娴熟，只要是依靠皇帝而改革，很难善终，为何？因为改革得罪的人太多，既得利益集团的能量太大了。而支持他改革的最高统治者，个人态度太容易发生变化，改革不是由制度而是由帝王进行保驾护航，不可知的风险太大了。

　　改革总是利益分配的再次调整，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猛烈反对，试以张居正为例。

　　他实行考成法，提高了行政效率，控制了言路，得罪的是大多数文官特别是监察官员。黄仁宇对此评价极为中肯："张居正把所有的文官摆在自己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和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至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就随之付诸流水。"

　　他进行土地清仗和推广一条鞭法，得罪了大肆兼并土地却逃避赋税的大地主；他为了节省财政支出，规定外戚封爵不许世袭，及身而止，得罪了后宫和外戚，而且对皇室宗族的岁禄和田地进行整顿，得罪了宗室；他进行机构和人员精简，裁减冗员，得罪了底层官员；他整顿驿站，不许官员任意旅行时免费使用驿驰，得罪了大多数在任和致仕的官员；他严令不许滥增学额，对各县生员人数严格控制，不许私人开办书院。--就如日本幕府时代有无数不治产业的落魄武士一样，明帝国有许多当不了官的落魄文士。这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享受免赋税种种特权，如果不去做工、种地、经商，必定联合起来利用对知识的垄断，包揽词讼，左右地方的舆论，张居正的这项改革和天下的读书人作对。而且作为传统的制度培育出来的精英，张居正所要改革的正是促使他仕途成功的旧制度，这几乎是和自己的影子作战，所用的方式难免以毒攻毒，饮鸩止渴，诚如黄仁宇所说："张居正既不能撇开文官集团而自起炉灶，他的所作所为也就无法避免矛盾。"也就是说，他没法对根本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那么大的政治构架下的行政、财政改革就必定人亡政息。

　　张居正改革所得罪的人，全是手中掌握政治、经济和舆论资源的人，他们有强大的能量。而谁是改革的受益者呢？当然是国家，可国家是一个很难人格化的政治概念，具体说来受益者，一是大多数被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不得不抛家舍业去做流民的小老百姓，这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能直接给张居正提供支持；还有一个最大的受益者是皇帝，改革能富国强兵，延续国祚。可皇帝个人是容易变脸的，张居正作为难免会伤害他的情感和尊严，前文已做过分析。所有被得罪的既得利益者，在观察皇帝，皇帝态度一变，他们就像马蜂一样群涌而上。王安石变法也是这样，比起张居正，王安石虽然被发配到金陵闲住，新法被废，但个人和家人的人身安全有保证，那是因为中国所有的王朝中，宋朝的皇帝为政最宽厚，张居正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居正被清算后，几乎所有的新政都废除，大明又按老样子运转。崇祯在帝国即将崩溃时，想起了张居正，感叹一百个庸相抵不上一个救时宰相，可惜已经太晚了。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宰相给了大明，大明皇帝没有珍惜，上天不会再给他们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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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万历帝为啥给建文朝忠臣平反


　　万历帝为啥给建文朝忠臣平反

　　万历即位后，平反了一桩明王朝历史上最大的集体冤案，下诏为"靖难"中为建文帝尽忠而惨死的诸臣建庙祭祀，如徐达的长子徐辉祖、被诛杀十族的方孝孺以及卓敬、卢迥等人，并对他们的后裔给予抚恤。

　　终明一朝，总在不断地制造冤案然后平反，再制造冤案再平反循环。一般说来冤案平反的周期并不长，有些是制造冤案的皇帝自己"拨乱反正"，有的是先帝死后，新皇帝登基后，马上用平反来收拾人心，也就几十年左右。而建文朝诸忠烈被杀是十五世纪初，此时到万历平反，已是十六世纪末，将近两百年，时间也太长了点。

　　为什么经过这样长的时间才给他们平反？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帝系在明成祖朱棣那里拐了弯，发生变故，帝位从长房建文帝那里转移到第四房燕王朱棣那里。朱棣不起兵"靖难"夺了江山，他的后裔不可能当皇帝，万历也顶多是个饱食终日的藩王而已--明朝的历史一旦改写，有没有万历帝朱翊钧这个人存在还难说，万历帝当然要感谢自己祖宗起兵篡位。

　　朱棣当年以"靖难"、"清君侧"之类的名义造反，攻陷了南京城，建文帝化装成和尚远遁，朱棣谎称建文已经自焚致死，自己便坐了皇位。他如此做是想极力宣扬自己不是篡位，而是合理合法地继承皇位。这显然是在玩骗人的把戏，如果自己不想篡位，当时建文的儿子还在，为什么他不做辅佐成王的周公呢？而将人家儿子禁锢了半个多世纪。朱棣无论如何解释，也违反了明朝最重要的政治程序--帝位的嫡长继承制，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严重的违宪行为。所以刘伯温的儿子刘璟被朱棣抓获后，依然称朱棣为殿下而不是陛下，而且说："殿下百世难逃一个篡字。"

　　因此对成祖朱棣来说，帝位继承的不合法是他一生最大的伤疤，谁揭这个伤疤将会得到最残酷的报复，由此也能说明他为什么要诛人家十族那样残忍。明末清初的张怡在《玉光剑气集》中说道："文皇（朱棣谥号为"成祖文皇帝"）诛杀忠义，不遗余力，虽从来待帝国巨憝，未有若此者。"当时建文朝忠臣被杀后，儿孙或被杀或充军，妻女被发配到教坊司（主管特殊行业的机构）当妓女。张怡举例说，茅大芳的妻子在教坊司被凌辱致死后，朱棣御笔批示："着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着狗吃了。"黄子澄的四位女亲属，被二十几个汉子轮奸，怀了身孕，生了男孩令作妓院的小龟奴，生了女孩，朱棣亲批："由他不得，长到大，便是一个淫贱材儿。"--这哪是文皇帝的作派，分明是厉皇帝、炀皇帝的作派。

　　如张怡所说，朱棣对这些忠臣比对敌国的大奸大恶还要狠毒，这也不是没有缘由的。和敌国战争，俘虏敌国君臣，这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甚至加以赞扬的壮举，当然可以对俘虏宽厚以示仁义。王朝更替也很好解释，就如朱元璋推翻元朝，可以说自己是天命所归，因为元政紊乱，元朝统治者贪婪残暴是事实，起义兵解万民于倒悬，是替天行道，所以没必要对俘虏那么凶狠。而自己闹家务事，叔叔篡了侄子的位，不能说天命已移，也不能说替天行道。只能说侄子被奸臣们蛊惑、左右做出傻事，起兵是为了保卫祖宗留下的社稷江山。

　　那么，要证明"造反有理"，自己不是篡位，要把罪过推到建文帝的臣子身上，是他们离间皇室骨肉，是他们搬弄是非，因此必须严酷镇压。

　　朱棣的篡位和对建文朝忠臣的残害，是留给他后代子孙最大的历史包袱。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即位，都不能也不敢怀疑自己祖先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所作出的定性，否则的话就说明自己屁股下的龙椅来路不正，简而言之，当年造反有理不容怀疑。尽管包括皇帝在内心里都明白，那些被成祖残酷迫害的建文旧臣都是忠义之士。在最推崇道德礼法的大明朝，一群道义上最值得人尊重的士人，其冤屈却没人敢为其鸣冤。--因为这不是简单的刑事案件平反，亦非一般的政治案件翻案，而是直接动摇皇权合法性来源的根本性事件，包括皇帝在内没谁敢轻易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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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神宗短暂的勤政


　　但血迹总在时光中一点点被冲淡，对当时朱棣当皇帝的合法性质疑也一点点在冲淡，因此朝廷对建文君臣的看法悄悄地发生改变。先是英宗复辟后，想到自己被弟弟景帝囚禁的滋味，将心比心，释放了建文帝的儿子建庶人，由于长期与世隔绝，这位龙子凤孙分不清猪牛。但这只是人道主义关怀，对"靖难"的政治定性，都得小心翼翼回避，不能涉及。可是，有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方孝孺的人仍这样然蒙冤，似乎在向整天喊忠孝的文臣们昭示一个简单的道理：向胜利者低头，不要对失败者愚忠，造反只要成功就有天然的合法性。--这个结对朱棣以后的每个皇帝来说，解不开就有后遗症。比如武宗正德皇帝荒唐异常，不把祖宗江山当回事，野心勃勃的宁王朱宸濠在南昌造反，理由和当年朱棣相同，真是有样学样。如果不是王阳明及时剿灭，宁王真的坐了江山，谁敢说他是篡位呢？

　　到了万历帝时，距朱棣篡位已经近两百年了，皇帝这把龙椅，当年是骗来的，是抢来的还是合法继承来的，已经不重要了，时间让不合法变成了合法。这有点像一个人占有某份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长期无人提出异议，最后相关民事法律认可他对该财产的所有权。帝国已进入暮年，当政者最大的希望是利益格局稳定下去不被人打破。此时，就得大力提倡方孝孺对建文帝的赤胆忠心，也需要一再强调曾被自己祖先朱棣破坏的程序法。也就是说，当年自己的老祖宗造反有理，现在造反有罪。如此，为方孝孺等建文朝忠臣平反并修纪念碑，既是一种政治需要，而且时机也成熟，对政局不会有负面影响。

　　万历帝本人对建文帝非常感兴趣，他登基后多次问张居正建文帝最终下落，是不是真的去当和尚了。而且让张居正将一首传为建文所写的七律抄录进呈。诗中说道："沦落江湖数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万历和建文性格有些相似，优柔寡断而文才出众，这大约也是为建文忠臣平反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政治需要。而恢复被朱棣削夺的建文年号，追谥建文为惠宗，也就是说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承认建文是合法的皇帝，彻底了解这一历史公案，则推迟到崇祯年间，离明亡没几年了。

　　张怡评论朱棣对待建文忠臣的家属 "惨动天地"，"以见烈皇帝（崇祯）殉社稷，死事寥寥，非无故也。"当年祖先那样对待方孝孺们，现在自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却希望臣子们都学方孝孺，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

　　第二章 万历帝的懒惰

　　万历帝清算张居正后，亲政时正值弱冠之年，精力充沛，也想有所作为。可是事与愿违，最后他躲进深宫，不见众臣，成了历史上一位最懒惰的皇帝。

　　让万历帝从雄心勃勃到心灰意冷，导火线似乎是因为在册立东宫这个国本问题上意见分歧，导致了彼此对立。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整个惰性已经深入到这个帝国的骨髓之中，无药可救。

　　神宗短暂的勤政

　　明神宗万历帝被史家评价最大的特点就是懒，可这个少有的懒皇帝曾有过一段励精图治的短暂时光。他不到十岁登基到张居正辞世，这十年在贤母、严师、忠仆的共同调教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着做一个尧舜之君。但这段时间他的一切行为并不是自主的，所以算不上勤政。

　　现在，老师死了而且被自己清算，大伴冯保被赶到南京去了，老妈也基本不管自己了。万历帝一身轻松，自己当家作主的滋味真好，而且他已经二十一岁了，有这个能力钦裁军国大事。尤其对于那些暗地里认为自己对张居正过于刻薄的人看看，没有张屠夫，咱也不吃混毛肉，帝国在自己的治理下，将会更加强盛。

　　从两件事可以观察到青年万历曾经是多么想振作一番，重新找回开国时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雄风。

　　一是两年内四次谒陵。明朝的皇帝除朱元璋葬在南京孝陵，建文帝不知所终，代宗被复辟的英宗削夺皇帝号葬到别处外，其余都葬在北京城北面昌平的大山中，此处紧靠着长城，是守卫都城防御北方胡骑最重要的防线。清代的李渔曾说北京周边的风水，昌平最佳，至今去昌平，以"龙脉"命名的旅馆、温泉、楼盘到处都是。明朝皇帝选在此处作死后安葬之地，固然有风水的原因，但我以为也有激励后代子孙守卫江山社稷的成分在里面，帝国最大的威胁在北面，如果这道防线受不住，祖宗的陵寝马上沦于敌手，如何去见列祖列宗？这有点背水一战的意思，后来的崇祯帝在闯王锋镝逼近时，迟迟下不了撤离到留都南京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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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申时行走钢丝


　　万历帝谒陵的同时，是为自己百年之后选吉壤，但真实的原因是想检阅武装部队。今天北京城到十三陵，走高速不到两小时就可抵达，可在那个时代，皇帝出巡到一百来公里的京畿重地，非同小可，一路要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随行的是驻扎在皇城的御林军。皇帝很重视这支禁军，年轻人喜好谈兵弄武本来就很正常，何况皇帝是全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这一点万历帝和正德帝相仿，没事的时候跑到禁军的驻地观看操练。出城谒陵时，大军扈从，旌旗如云，这才能体会到当皇帝的感觉，就呆在紫禁城里，整天对着太监和宫娥，批复那看不完的奏疏，多没劲呀。这也是正德帝想方设法要逃出宫去做统兵官的原因。

　　皇帝重视武备，本是好事，但大臣们却担心出现意外事件，万一皇帝有点闪失，谁担当得起？再说出巡频率太高也对官吏、百姓惊扰太多。按文臣的心思，皇帝最好是个可以用程序控制的机器人，整天只会在皇宫批阅奏疏，和大臣商量国事，别的一概不干。首先是兵部尚书张学颜上奏，认为皇城内的禁军由太监管理，兵部不能检阅，科道官不能监察，万一图谋不轨者哗变怎么办？这当然是为皇帝安全考虑，但不能不说是在强调兵部的职权--明朝兵部尚书都由文官担任，权力极大，帝国内不能让一兵一卒游离于文官政府的控制之外，这种文人治军的思想其实蛮先进的。而十三陵临近蒙古草原，言官们以蒙古部落蠢蠢欲动吓唬皇帝，恳请他不要再谒陵。万历帝不像正德帝那样荒唐放肆，于是听从了臣子的建议，解散了禁军停止了谒陵。

　　第二件事是祈雨。万历十三年（1585）北京及周边地区久旱不雨，皇帝决定去天坛祈雨，为表示心诚，斋戒三天，并步行到天坛，并在大太阳虔诚地跪下，向上天做检查，表决心，决定要亲贤人远小人，一心扑在工作上，请求老天爷原谅。二十余天后，大雨倾盆，人们以为皇帝的诚心感动了上苍。

　　申时行走钢丝

　　张居正死后，接任首辅的是山西人张四维，可首相的椅子还没坐热，就丁忧回家。快丁忧期满，重返朝廷时，张四维死在家乡。二张接连离开中枢后，申时行当了八年的首辅，和他一起在内阁的还有他的苏州同乡兼同年、后来接任他做首辅的王锡爵。申是吴县人，王是太仓人，两年都是嘉靖四十一年的进士，会试时王锡爵是第一名，殿试时申时行是头名状元，王锡爵是第二名榜眼。科举名次入了一甲，官当到首辅，这恐怕是那个时代多数读书人最高的愿望，这两人都实现了，他们可算是明朝文官制度培养的精英中的精英，既有学问才气，又有治国能力。

　　这申时行科场、官场都一帆风顺，少年得志的他完全有牛气冲天的本钱。可恰恰相反的是，和敢为天下先不怕别人议论的楚人张居正相比，这位吴人性格柔和，善于平衡各种矛盾。这样的人只埋头办事，对皇帝、对上司没有咄咄逼人的威胁感。因此张居正当国时，"时行以文字受知张居正，藉蕴不立崖异，居正安之。（《明史·申时行传》）"在张居正推荐下，万历六年申时行入阁。

　　万历帝清算张居正，是申时行做首辅后的第一个考验。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申时行当然得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维护皇帝的权威，不敢自作主张。批倒批臭张居正是皇帝决定的，申时行只能执行。但申时行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小人，张居正的功勋以及张居正的知遇之恩，他并没有忘记，想尽一切办法写信给具体办案的官员，希望给张家一些人道主义的关怀，尽管效果不明显，但在年轻皇帝一定要清算张居正来立威的大环境下，申时行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他首先要保护好自己。

　　中国人喜欢算历史旧账，喜欢以人划线。申时行是张居正提拔的，朝廷官员普遍认为他是张的人。张居正被清算的一条罪状是钳制言路，这一下言官们扬眉吐气了，特别是那些在清算张居正这场斗争中立功的言官，更是气焰嚣张。那些曾因夺情上疏而得罪张居正的官员，恨乌及屋，觉得内阁里的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以及几位尚书，都是当年张居正比较欣赏的，不应该再留在重要位置上。那位曾被廷杖的吴中行，上书弹劾申时行等人，还摆好了不怕丢乌纱帽的架势，说现在这些辅臣还把臣等张居正当年的仇人，看成了敌人。吴中行可是当年反对张居正的英雄人物，他这样一说博得了舆论的喝彩，申时行的压力可想而知。

　　吴中行这类不畏权势的官员，当然有值得敬重的一面，但这类人的毛病是总觉得自己真理在握，别人都是心存不良的小人。这样的君子有胆量，说话的调子也很高，可治国不能靠这样的人。万历帝不是糊涂蛋，他一方面下诏挽留吴中行这种反张英雄，来证明清算张居正的正确性；但另一方面他继续让申时行等人留在内阁，满朝大多数高级干部是张居正当首辅十余年里成长起来的，全部驱逐，就靠那些反张斗士，这政权根本没法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