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日子

聊发少年狂

   
“休闲日子”续二
         
    68年12月28日，我们四个（我们下放一家的）在定埠公社会堂冻了一夜，第二天被花村大队第九小队接到村上，接人者包括小黑皮。我们一家其余三人早已先后调走，我最后一个离开村上的。76年春节前，凌晨送我离开村的只有小黑皮和村支书家的那条狗。那时定埠仍不通车，回南京必须到下坝坐早班7点钟下坝到高淳的车，在双牌石转高淳到南京中央门汽车总站的车。从村上到下坝五里路，支书家的黄狗只肯送到一半便回去了，小黑皮陪我到车开了才离开。其实当年队里去接我们对我感触并不大，那是队里派的任务，不能否认能凌晨去送我则是友情的体现。
    由于小黑皮的坚持，我老婆、女儿女婿晚饭是在小黑皮家吃的。小外孙要和姐姐（东海女儿）一起吃，所以没有过来。晚饭是小黑皮儿子、女儿共同做的，他女儿嫁到金坛县，过去除了逢年过节很少回来，去年买了一辆小车，回娘家就相对方便了不少。看是小辈做的菜，我就放心不少，也敢下筷子。记得我有一次在他家吃饭，端上一盘红烧鱼，尝了一下没敢再动。小黑皮以为我客气，坚持要夹给我，口中连着说：这鱼新鲜，多吃点。被我不客气的挡住。小黑皮儿子也尝了一下，说是太咸了，小黑皮不服气，刚好他孙子下楼来吃饭，于是叫孙子尝尝，小家伙连着喊这咸鱼太咸了，满桌人大笑。乡人常年从事体力劳动，所以一般口味都比较重，记得我母亲在世时，总说我烧的菜咸，你能想象连我这个烧菜咸的人都不敢吃的菜，应该是个场景。
    小黑皮家的菜著重强调菜色的搭配，但我还是喜欢东海烧菜的口味。那天桌上一盘毛豆成了我女儿女婿“主攻”，之于满桌的鸡鸭鱼肉全被“忽视”。高淳豆腐一直是很出名的地方特产，我估计与当地黄豆有很大关系。乡人叫“毛豆”为“黄豆籽”，吃起来确实与菜场买来的很是不同，是那种面面的脆。临走时小黑皮让我女儿带走一大堆剝好的“黄豆籽”，这是他全家包括他女儿女婿外孙一下午的劳动成果。
    我老婆她们晚饭后就离开前严村，早稻才收还没脱粒，因此东海在女儿车上放了60斤陈米，几十年米、油全是他供应的，害得我现在对外面的米和油一点吃不惯。东海八十代年在一个部队油船队干过几年水手，九十年代初他的一个联襟在村附近开了一家米加工厂，请他帮忙，于是一直干到现在。近两年，他那个生意做大的联襟又承包了五百亩田，这护田保墒的事也就“理所当然”的落在他的头上。夏天的时候，云云来电话里对我说，东海整天在田里转悠，晒得简直像个黑人。我听了大笑，并想象出东海那传承大黑皮肤色的脸应该更接近美国前总统了吧。
    大黑皮建了楼房后，专门在楼上为我准备了一间房间，八、九个平方，我不在就空着。送走老婆她们，照例就和嫂子聊天，其实我心里隐隐的又害怕与她聊天，因为嫂子话题尽是“身边的灰暗”，全无当年坐在床边拿着针线活和靠着矮柜的我谈话的温馨，让我无从应对。比如说妯娌有矛盾那是生活中的常态，比如婆媳关系不好那是“司空见惯”的，但嫂子总把它想到极端，我想应该她身边无人开解形成的积累，大黑皮如果还活着，情况也许好点。
    4号是“中秋”，乡人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欢庆，一如平常。村上人们习惯了“闻鸡起舞”，我近几年觉也比较少，只是保持早睡和午觉，早上六点那是肯定醒了，约迟于乡人节奏。简单洗漱一下，就拿起鱼杆到村口塘边。早上的鱼比较吃钩，大概是饿了一夜的原故。我不是鱼，不知其喜好，想到了庄子梦蝶，妄想出来的迷糊。钓到十几条鱼后，看一下手机，快七点了，准备收杆回去吃早饭。数数“战果”，有三条大一点鲫鱼，约三四两重，一只大河虾，二条昂刺（一两不到），其余全是一把掌大小的鲫鱼。正在埋头收拾鱼具，一根香烟递到我面前，抬头一看，是金根。
    金根是我们队长的二儿子，比东海小几岁吧，也是五十出头的人。他儿子结婚的早，现在孙子也可“打酱油”了。现在在上海打工，也是因过节回来休息的。当年我在村上小学代了一段时间课，村上小学是一、二、三年级同班，四年级以上的孩子都到邻村去上学，比如东海他们。金根那时上二年级，当过我几天学生。我那时在村上眼里是那种“嫉恶如仇”的“抛皮”（二楞子），所以无论谁家孩子遇到“家庭暴力”都会首先想到我，只要逃出家门，逃到我这里就可以逃避皮肉之灾，金根绝对是逃来避难最多的人之一。
    金根老子是过去的队长，叫“老丝瓜”，正名叫楊正礼，“正”字辈，与大黑皮他们是一个辈份，长的其貌不扬。金根母亲就是“队长奶奶”，叫“顺美”，长的如花似玉。金根没有跟他哥哥、妹妹那样，遗传了母亲的面貌，而是整个是从“老丝瓜”脸上托下的模样。
    前严村全姓“杨”，（除了一个姓周的上门女婿，但是生了儿子仍姓“杨”），与邻村下坝公社花垟门村是一个祠堂的。“杨”姓在那片属大姓，与我们大队村“史”姓，往下坝方向王家村“王”姓形“三角鼎立”，“视同水火”，特别是“杨”“王”两姓。宗族祠堂那时都有武装保卫力量，“杨”姓的祠堂组织叫“红枪会”；“王”姓祠堂组织叫“大刀会”，在处理什么“群发事件”中发挥重大作用。听说过去乡里有唱“社戏”的风俗，“杨”家祠堂总喜欢听《王小二过年》，以从王小二一年不如一年的“落魄”窘态中找出“优越”；而“王”家祠堂“社戏”中断然不能少了《金砂滩》或《碰碑》，从这两则“杨家将”人口凋零悲剧中“享受快感”。
    金根知道我喜欢钓鱼，提供了钓鱼的最佳去处，并信誓旦旦的保证塘里的鱼多的“来不及装钩”，并答应我吃过中饭就陪我去。金根的说法得到东海的证实，地点就在离村不远的池塘，鱼都是三四两左右扁鱼，说的我心里痒痒的十分动心。金根中午十一点多点就来了，那天是“中秋”，东海妹妹和外甥也来吃饭，厨房里正热火朝天的忙着，但我“心系大业”，于是连忙催促厨房快点。饭菜上桌后，匆匆扒了两口饭，和金根、东海直奔鱼塘。         

碧云天下

乡情乡趣，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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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日子”续三

   池塘是“平田整地”后的产物，就在那个发现“盗洞”土丘的旁边，乡人叫它“木头山”，现在荡然无存。塘不大，一亩多水面，塘四边比较平整，仿佛象人工建造的专们供人钓鱼的场所，区别仅在于边上没人砌上水泥护边而已。
    选好站位，投下饵食（东海用酒浸泡了菜饼、碎米混合物，投放到准备下钩的位置引鱼的东西），于是开钓。鱼果然吃钩很快，我的鱼线才放下鱼就开始咬，我知道这是钓鱼者最痛恨的“猫耗子”（一种象鲶鱼，但仅食指三分之二长的鱼，学名叫什么不知道，当地人叫它“猫耗子”）。五分钟里我钓了十四条（包括我不断换蚯蚓的时间）。换了个钓位，依然如此，干脆鱼钩上不串蚯蚓，鱼象傻的一样，照样咬钩。放下鱼杆，看看金根和东海，好象如我一般，扁鱼的影子也看不到，不管大小。
    金根面子掛不住，让我们等在塘边，他回去拿网来，有点“穷凶极恶”样子。时间不大，拿来的是“丝网”。放“丝网”是个比较讲究的活计，先在丝网头上穿一根绳子，将绳子牵到对面，拉动绳子将网拖的对面，然后把网固定在岸边。网固定好了，顺网的顺序向塘里抛入土块，叫“赶鱼”，十分钟以后就可以收网。一般一个塘里放两张“丝网”，以尽可能的取得最大收获。金根在东海的帮助下，按部就班地完成放网过程。收网的时间令人失望，因为第一条网拉上来竟然是空网，第二条网收到一半时，我就先回村了，好歹要给人留点面子。
    回村就听到有人客气的和我打招呼，一看是少青。少青这几年都在走街串村的卖小菜，象豆腐乳、萝卜干、榨菜等，今天没出去一是“中秋”，再一是自留地上要种油菜了，乡人一年吃的油就靠这点。看到少青，我就会想起“少青乌卖”（少青的母亲。）
    当年我们插队的生产队是花村大队第九生产小队，与第一生产小队同为“前严村”，这是与花村大队其它七个生产队不论村大村小一律以自然村分队不同的地方。“前严村”人以方位来区别各队，比如第一小队人大部居住在村子西边，习惯叫“西边队”，我们插队的第九小队当然成了“东边队”。由于当时知青下放是类似“井喷式”状况，公社还来不及准备，因此显得有点捉襟见肘。当时“西边队我们来以前已经有三个高淳“下放佬”落户；与我们同时到村上时，“西边队”也接来二个“南京女鬼子”，这三个“下放佬”和后来的二个“南京‘女佬’鬼子”一进村都住进了队里早已建好的房子，里面配好了木板床、木桌、长条凳、竹碗橱、灶台等“知青点”标准配置。而我们却被迎进“东边队”的“小队屋”，卧具是两张竹条床，两人一张。这真不怪“东边队”怠慢，实再是公社下发的木材还没轮到“东边队”，不要忘了“西边队”是第一生产小队，而“东边队”是第九生产小队，顺序决定了“一村两制”，但是我还觉得住在队部更加充实。
   “前严村”是个不大的村落，68年12月我们去的时候只有65户人家，“东边队”和“西边队”人数相当。村里大都是泥墙草屋，条件好一点的是泥墙瓦屋，真正砖墙瓦屋的房子仅有八间，少青家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土改时他们被定为“富农”，为此土地被没收了，但是房屋给留下了，不象村上唯一的那家“地主”，房子分给了我们村的大队支书。
    相对村上各家草屋来说，少青家可以说是“高”“大”。房屋是那种典型传统徽式建筑，房屋为三间，正门进去是中堂，西廂房为主卧，东廂房为次卧和厨房。少青住在东廂房，而西廂房则是他母亲和妹妹的卧室。少青妹妹叫“春来”，是个小鼻子小眼脸上带着婴儿肥的“魔头”，象极了她的母亲。
    要说我们才到村上跑的最多的人家就是少青家。前面说过，我们落户村上住的是小队屋，是一座四间的泥墙草屋。所谓泥墙，就是用中空木框模板放在地上，中间堆土夯实，每层之间用碎石块铺垫，一层层累积，形成一圈墙壁，这就是土墙。然后用木料搭成房屋隔间、立柱，房梁等，房屋就算成形了。上梁是个大事件，于是房主要洒喜钱、喜糕或喜糖，放鞭炮以示庆祝。最后是用芦蓆搭在梁和墙之间，铺上稻草，便完成了草房搭建的全部过程。也有上梁时不表示的，这叫“闷声大发财”，比如后来，几年后队里为我们建了草屋时，之所以“闷声大发财”，一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一风俗，最重的是条件不允许。
    小队屋四间，比一般的乡民房屋进身宽点、长点。进门是一间堂屋，墙边有一张方桌，这是队里开“社员会”和每天乡人“记工分”的地方。我们住东屋，这原是队里放杂物的地方。初进队里为我们准备好的“寝室”，就发现室内除了靠在墙边铺上厚厚的稻草的两张床外，还有七八个大水缸，装满酱色象糖稀一样的东西，并发出一股甜甜的味道。我们不知是什么，问了乡人，才知道是山芋糖。乡人有祖传的每年底做“炒米糖”的习惯。下半年山芋收获后，削皮、蒸熟、捣碎，将提前发好芽的大麦芽加入搅拌，放入水缸中发醇，就成了山芋糖。乡人习惯叫它“麦芽糖”。“炒米”与现在市场上买到的“炒米糖”约不同，过去乡里也有这种做法，但是少。现在市场上卖的“炒米”是将糯米蒸熟，晒干后再放入砂子入锅翻炒至熟，用筛子筛出砂子，完成炒制过程。这样炒出的米有“酥脆”的口感。乡人做的不同，是直接把糯米放入锅内与砂子翻炒，成米比较熟米更加“硬脆香”。米炒好后，将油和“山芋糖”放入锅中翻炒，乘热将“炒米”入锅炒成块状，桌上事先抹上油，将炒好的糖块平铺在桌面上，迅速将糖块切成片，糖就做好了。乡人将做好的放入小坛中封好，除了过年时照待人，大部留到农忙时当“点心”。
    队屋其余两间是牛棚，队里养的几头牛就放在这里，是我的“室友”。
    29日我们被村里接回，定埠到村上7里路，我一直感到应该不止，原因是我们去下坝是5里路，相比较去定埠不止近2里，乡人也认可这点。到村上一路全是不到2人宽的泥泞小道，那就是当时的“大路”，阴雨天，我们走的踉踉跄跄，那似穿着草鞋乡人地健步。中途在大队吃了中饭，我们都认为到了目的地了，不想放下碗又被催促上路。晚饭是小队请客，菜色与大队相同，就不一一叙了。
    我的被子28日晚被挑行理的民工掉入河中，晚上只好挤在同班小五子被子内凑乎。30号，一大早睡的正香，被人从梦香中叫醒，只见一个穿红碎花衣裳约十三、四岁的“魔头”在叫我们。后来相处熟了，知道她叫“春来”，少青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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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日子”续四（1）

   
    春来是来叫我们去吃早饭的。小队屋只能住宿，并没有厨房（乡人叫作灶窝），于是队里安排在少青家搭伙，实际上让少青母亲做我们“义务保姆”。
    跟着春来到她家，其实在少青家“搭伙”的事，队长“进门伊始”就给我们打过招呼，同时特别强调：这家人虽然是“富农”，但“老妈头子（乡人对老太婆的叫法）”人还是很不错的。我那时尽管不韵世事，但对中农以上成分的人印象中便是电影屏幕上“黄世仁、彭霸天”形象，带有“本能敌意”，于是总感到坠坠不安的忐忑。但是我们初到异地，没有厨房，同是又是“组织安排”，于是只能“慷慨就义”。
    早饭是稀饭，放了点小豆（象红豆和饭豆样，但是稍小，如绿豆大小），小菜就是乡人自己做的“香菜”，（乡人用高脚青菜切去菜叶，将菜白部分切成条，晒的半干，用盐搓揉，放入切碎的大蒜头，放入坛中压实腌制，几天后就可食用。因制作工序繁琐，乡人现在几乎没有人做了）。
    我们去吃早饭，已是上午七点多钟了，早已过了乡人早饭时间，稀饭温在锅里保温。高淳用的灶叫“扑灶”，我见识少，仅见过高淳用，在其它地方均没见过。首先讲“扑灶”的结构，它不同于其它地方的土灶，虽然也存在单双灶区别，但需要在锅前再加上一个锅子，形成单灶为“一字形”，双灶成“L字形”，火必须经过后一个锅再通向烟囱；烧柴草时，必须拿着草的末端有节奏的不停拍打才能保证柴草燃烧。我到现在也没明白“扑灶”的优越性是什么，顶端的锅子只是能提供热水的使用，而普通灶一般会在两锅之间安装一个水灌，同样有取得热水功效。
    少青母亲1米5不到的个子，生的慈眉善目。我们见到她的时候，估猜有五十多岁年纪，但根据少青和春来岁数和乡人早婚的传统，肯定没有这么老，应该是早年丧夫和“富农帽子”带来的苍桑。后来的两年多，我们一直一天三顿“赖”在这里做饭，直到两年后队里为我们建好房子才结束。那几年我们几个人不但没有从少青母亲身上见到传说中“富农”的“憎恶”，只是体会到老太太逆来顺受下的乐观和亲切，不是尊敬，是那种“不思量自难忘”的亲近。后来我们叫她“嫚嫚”（乡人叫伯母的叫法）这个叫法一直叫到89年初小黑皮儿子金海结婚，我去吃喜酒，看到了已卧床不起的老太太。
    说到这就不得不说一下我们下放时“家庭结构”。我们四个人全是新宁中学的同届生，下乡前，我与同班小五子事先讲好的下放一家，我们两家是“父交子往”的故交，因此交情很好；到定埠分配后，因队里是四个名额，于是另两个人加入进来，一个是原也是“和小”和小五子小学同班的住在蓝园的同学，一个是住在邓府巷的人，他们俩人是中学同班。我“啰里八嗦”说这许多，只想证明一下“李玉和”的唱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而已。
    我们四人，小五子父亲是当时市府入常的农工部长；住蓝园的他父亲在省委工作，行政级别为十三级；尽管我父亲运动初期党内职务受到些变故，但行级别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家里都是“双职工”。相对我们三个，住在邓府巷哥们家里条件就差许多，家里是开修鞋铺的，而且家里子女还多，因此在用钱方面的与我们很是不同。首先是吃饭问题，我们下去时政府按每人每月8元津贴，25斤米作为生活补助，这个标准是依据当时南京无业居民补助标准制定的，发了八个月。4个人说好一人一天烧饭，那时我们正是刚放下碗就能又吃的年纪，又没什么菜，更加能吃。于是“邓府巷”提出要“记量下米”，就是在淘米前要量出要做多少饭，这个“量”不是肚子需要，而是下发大米除以30（天）除以3顿，等于每顿约2.78两。于是我们也执行了。半个月下来，除了自己带点“炸酱”作小菜的我们总感到“饥肠辘辘”，小五子和“蓝园”也常在我面前抱怨。为了维持家庭和谐，我还是忍了下来。说实在话，就是和那“三年自然灾害”相比，我也没有那段时间饥饿感来的那么强烈。我真心的理解“邓府巷”的“精打细算”，他没有我们三人想放开肚皮吃饭的底气和经济支持。人说“富贵起淫心，贫贱存盗意”，于是我们也干了些现在想起来很是后悔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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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日子”续四（2）

    乡人过去吃过饭以后，习惯将剩饭盛在“饭篮”里，掛在高处，以防老鼠。我不知道亲们是不是都知道“饭篮”，其实就是一种竹编，用细蔑编制的带盖子的竹篮。嫚嫚（少青母亲）也不例外，她一直笃信一个传统，认定每餐必须要剩些饭，在下顿烧饭时参到米中，取“有余粮”的预兆。于是，我们有时将“魔爪”伸向“饭篮”，次数多了，嫚嫚肯定心里有数，但从没将饭篮收进房中，依旧掛在灶台上面。只到一次无意中听到春来对嫚嫚说，看到我们偷拿他家剩饭，嫚嫚赶紧制止并叹息说：“这些伢尼（乡人对小孩的称呼，一般是男孩）作孽啊（可怜的意思，乡人的一种感叹语）”，让我们羞愧得无地自容。
    嫚嫚是个“解放脚”，就是那种小时候裹过脚后又放开的那种，从不下地干活。高淳过去是一个乡风很纯的农耕社会，刻守“男耕女织”的风俗。我们到村上时，这一风俗已淡化，只能在四十岁以上妇女身上体现，那就是纺纱织布。少青家房子大，于是堂屋中放了一架织布机，一架纺车。嫚嫚很少串门，总是坐在堂屋里纺纱，集到一定数量便开始织布。没事的时候，我也会坐在纺车旁看她纺纱、听她聊天，嫚嫚其实很健谈，只是面对谁而已。话题多数是她年轻时当姑娘时的事情，娘家在东坝“街上”，家里是经营扎灯笼、编旱龙等生意的，提起“濮阳”灯笼方圆几十里都有点名气。嫚嫚出嫁前也有闺名，叫“濮阳爱莲”，从名字上看，说明娘家人有点“书香”成份。嫁到村上后，特别是生了孩子后，名字也自然入俗为“某某乌卖”。少青有个姐姐，我们到村上时已嫁人，于是嫚嫚就被人从“道头乌卖”叫到“少青乌卖”，我们到村上时，已经被人叫做“春来乌卖”十三四年了。
    少青家的织布机是村里唯一一部织布机，村上妇女要织布，总是到这里来，而在排放经线时，少不了嫚嫚指点、帮助，于是当时走近少青家老远，总能听“唧唧复唧唧”的《木兰辞》。
    在村上七、八年来的日子，嫚嫚总是逆来顺受于外界的不公，就象一个“基督教教义”中“被打了左脸又伸出右脸让人打”的“信徒”，尽管她应该不知道什么是“基督教”。74年春来出嫁，来接新娘的只有新郎一人，家里没办酒席，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她们家是“富农”，大队规定“三个不许”：不准办酒席，不准放鞭炮，不许白天迎亲队伍进村和送亲队伍出村。婚礼当天，大队还派了大队治保主任武装民兵荷枪实弹围在家门口，乡人不忿，但只能远远观望。春来走时，哭的伤心欲绝，嫚嫚只是站在门边拉着春来的手反复叮嘱：伢尼，到了婆家要好好过日子。前面说过，乡人叫男孩为“伢尼”，但也有父母对自己得宠的女孩也这样叫，发音“阿尼（“尼”字为短促音）”
    我看过嫚嫚伤心欲绝的表现，那是一个五月初的早晨。队里给我们盖的房屋就在少青家后面，相差三，四十米，声音大点便能互为听到。乡人当时的作息时间是，一般男劳力大概早上6点多钟出工，7点到7点半回来吃饭，妇女不出早工，在家做饭；饭后大概8点左右男女全部出工。五月份“劳动节”后，正是开始插秧的时候，那时燕子也出现了，在人们房梁上飞进飞出。少青是那时出事的，早晨起来出工还好好的，回来吃饭路上也和乡人说说笑笑，才进家门就倒地不醒，眼睛张着，呼吸也有，只是不能动弹，于是嫚嫚歇斯底里地哭声惊动了村上人。人们很快喊来了“珍宝乌卖”，这是村上方圆几里著名“跳大神”的神婆，给少青下针救治，手忙脚乱一通，少青才醒了过来。嫚嫚心有余悸地说，早上她做早饭时听见屋里燕子叫，赶出来一看，一条家蛇正在燕子窩上偷蛋，赶紧拿鞋子去砸蛇，但只窩建的在房梁上，砸不到蛇，就感到不对头，果然出了事。
    乡人有这样一个传说，如果在家里看蛇出没，要赶紧把鞋脱下来抛向高处高于蛇的位置，否则对主人不利。记得73年张铁生交白卷的那年，我也参加了高考，考试结束后全是利好的消息，并参加了体检。那是夏天，晚上乘凉回来回房就碰到蛇。那时村上没有电，我习惯是开门划第一根火柴，到房门划第二根火柴，到床边划第三根火柴点灯。在进门到房门火柴快灭时，余光看到房门上盘着一条蛇，吓得我一个激灵跑出屋外，这才想起要脱鞋抛高的说法，回头再进屋，哪还有蛇的影子。高考终于落榜，只落下无限遗憾，到我真正上大学已是77年以后的事了。
    76年初，我离开“前严村”，临行前与纺纱的嫚嫚聊了很久，我还记得她对我的说最多的话是“伢尼，要好好的生活，要找个漂亮魔头。”

斜阳

开始看感觉像是写游记，再往下读感觉像是小说，接着再读，感觉像是写回忆录。不过读着挺有趣，因为您文中的情景，我似乎都见过。

聊发少年狂

谢谢斜阳老师的批阅，
今年是我当知青下放高淳五十周年，那是1968年，所以想写一些五十年前的青春经历地所知所见，我知道问人年龄是一个很不礼貌的事，但看斜阳老师感触应该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所以能悟出我写的人物内心．我代他们谢谢你．
我自己给我写东西定名为“扎记”，前面游记主要反映我当时回乡的感触和见到乡人后的回想．所以游记只能算作前言，让你见笑了．
下面的东西还希望斜阳老师能继续指导，关心，谢谢了．

聊发少年狂

“休闲日子”续五

    救治少青的“神婆”叫“韦小娥”，是嫁到前严村的定埠“韦村”人，我们到队里时，是“队贫农代表”“生伢尼”的老婆，年龄大概四十多岁。
    说实在的，我对农村妇女的年龄估计总没什么把握，想当然应是相对在城镇妇女年龄上乘以一个系数才能符合实际岁数，我不是搞这方面工作的，只能如是说。现如今许多城市妇女五、六十岁、七、八十岁仍然浓妆艳抹，画眉描唇活跃舞台、广场，表情依然带着如同“待字闺中”的“含情脉脉”，电光四射，让人不由得想到小芹她娘“三仙姑”，于是对年龄判断更加云里雾里。其实我对这点并无非议，这说明她们心理健康、奔放，特别是如今早已过了一个“甲子”的我，更能理解妇女在人们对于自己年龄上判断时地“渴望”。所以在这里说，只是想借此与缺少化妆品和时间“捣持”的农村妇女比较，判断年龄的“两极分化”而已。
    当年“改革开放”初期，与我国学者纷纷出国“留洋”的同时，许多外国学者也到我国“留学”，其中，学“中医”和“中文”的占了很大比例。我记得八十年中期，有一个不是“清华”就是“北大”的再或者是其它知名院校的一个教中文的老师，发表过一个关于教“留学生”过程中的“文化碰撞”现象，举的“例子”就是赵树理先生著名的《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书里的“三仙姑”和“二诸葛”本是作者作为衬托“小芹”和“小二黑”美丽的反面形象，是被嘲讽调侃的人物，这本是学过这篇课文的中国中学生认知的“理所当然”，但是老师在面对“留学生”提出“课文中最美人物形象是谁”时，几乎80%的学生都说是“三仙姑”，理由是“她知道打扮自己”。这个“理论”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在中国才得以达成共识。
    扯远了，又偏离主题，还是说“韦小娥”。按说“韦小娥”是个苦命人，当闺女时腿部受过伤，又没得到良好的治疗，因此成为陂脚，失去了“全须全尾”嫁人的“硬件”，嫁到“前严村”也不受公婆待见，早早分家单过。五零年阴历九月，当怀着第一个儿子时，“生伢尼”应征入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据我估计，怀孕时夫妇俩肯定是不知道的，因当时“兵役法”不征妻子已怀孕的人当兵，其二“生伢尼”如果知道妻子已怀孕也不会走。于是“韦小娥”显怀时，“小娥怀了野种”成了村里公开地默认，连带“韦村”娘家人也不待见。
    说实在话，过去高淳对于什么“贞操”、什么“男女大防”并没有什么明确地是非观，夏天，只要是生过孩子的妇女一律“袒胸露乳”，满村溜达，根本没有“回避”一说；男人上厕所（乡人发音叫“斜告”，尾音有个短上滑音），大老娘们可以站在旁边聊上半天。就拿“前严村”来说，村子不大，“孩子像隔壁老王”的也有十五、六个，“老王儿子”在村里同样与其他孩子一样快乐成长，甚至更能得到来自母亲的更加偏护。比如我们队长年轻时就欠过一件“风流债”，那时他还是“光棍”。“前严村”土改时评定村上有一家地主，两家富农，地主和一家富农划到西边队，少青家划到东边队。村上（西边队）富农在合作社（那时还没有人民公社这级组织）干活时，看到游山头云层很厚，于是说了句“要变天了”，这本是乡人长年根据天气变化总结出来经验，结果给人举报上去，乡里派民兵捆去交县里，判了五年。富农老婆在家“守活寡”，于是队长“趁虚而入”，“鸠占雀巢”，成了他人“代理丈夫”，并生了一个男孩。孩子象极了队长，就象金根，只是比金根大几岁而己。这段“姻缘”时间不长，维持到五八年，队长看中了“顺美”，并强占过来后才断绝了与富农老婆来往。富农老婆并不甘心，总是上门找队长吵闹，顺美也是“半路改嫁”，所以并无醋意，反而经常与富农老婆有说有笑。我们到队里后，队长不知什么原因“得罪”富农老婆狠了，人说豁出脸的妇女是不可理喻的，于是富农老婆一气之下跑到大队、跑到公社告队长“强奸”。事情当时闹得很大，初到队里的我们都认定队长要倒霉了，不禁为队长捏把汗，队长弟弟“嫩伢”云淡风轻地为我们解惑：这种事在这里不算什么！果然，公社、大队在处理这起“投诉”时，只是耐心劝慰富农老婆，就象劝慰“俩口子吵架”一样。但是乡人因此对队长则充满鄙视，共同认为惹了风流债不要紧，那是双方你情我愿的，问题是穿上裤子就不认帐的人则是应该唾弃的。
    关于“韦小娥”怀得是“野种”的事，我个人认为断无可能，理由有三点：首先“韦小娥”的“底盘”条件不好，缺乏“风流狐媚”的“勾引动力”；再一个就是“生伢尼”当兵几年，“韦小娥”日子过的可以说“艰难困苦”，也不见有“相好”接济；退一步讲，就算“相好”都象队长“穿上裤了不认帐”的话，第三点就很能说明问题：“生伢尼”是五零年阴历九月份去当兵的，“韦小娥”的第一个孩子是五一年阴历五月出生的。孩子地降生，为他娘洗刷了清白。
    高淳是个有着“男耕女织”传统的地方，“韦小娥”纺纱织布是个好手，但仅靠代人纺纱的收入根本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加上“韦小娥”不知什么原因得罪了在乡里帮忙的二伯子，连带妯娌也不待见，于是再也没有乡人敢将纱拿给她纺，请她去织布。于是，大冬天的“韦小娥”挺着已显怀的大肚子去河里摸螺丝上街卖；孩子出生后，“韦小娥”背着孩子摸螺丝，这成了她唯一的经济来源，饱受乡人白眼，直到五五年丈夫复员。他二伯“金头”那时成了大队支书，但“韦小娥”一家从不与“金头”家来往，视同路人。
   “韦小娥”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珍宝，二儿子宝珍，三儿子次珍。珍宝与我同年出生，五一年属“兔”的，只不过他是上半年出生，而我则是年底出生而已，知道我岁数后，于是珍宝总爱叫我“同年”。乡人有“结同年”风俗，就是同岁男子结拜，如同结拜兄弟，讲究的俩家父母要摆酒席宴请宾客，当大事来办。“同年兄弟”互称对方父母为“同年嗲嗲（乡人叫父亲很杂乱，有叫嗲嗲，有叫阿爷，有叫阿伯，有叫……林林总总，但绝对没有叫爸爸的。这里嗲嗲有个上滑短音，是属于比较大众化的一种称呼）”和“同年乌卖”。我不懂这个，并无响应，“前严村”五一年出生的“兔子”只是珍宝和我，找不出第三只，因此珍宝固执地这样叫，直到现在，我还是叫他珍宝，同样固执地不改变初衷，象极了一对急了眼时的“犟”兔子。
    到村上时，队里请客吃饭，因为中饭是我们在来的路上在大队吃得，于是吃的是晚饭，（乡人叫晚饭为“夜餐”，发音为“亚猜”，尾音约下滑）。对于我们的“接风宴”，队里是十分著重的，队里的“领导班子”成员队长“老丝瓜”，副队长“德渭”，会计“金玉伢”，“入党积极分子”“嫩伢”等五、六个人，和同为村上并不同队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金头”也一一出席，招待我们。菜品与中午在大队吃的菜大同小异，除了一个猪肉烧粉条外，全是蒸菜，绝无炒菜。餐桌边也有几个“小鬼头子”（乡人叫小孩子地习惯称呼，不论男女）鬼头鬼佬，东张西望，也会迅速从“领导班子”筷头吃掉捡来的菜，全无“干部子弟”的“洒脱”。
    散了酒席，队长留下与我们“论长摆短”，说了许多队里的事，村上的事，大队、公社的事……包括们“知青房”建筑的问题，过渡期搭伙吃饭的问题，林林总总，给我们上了一堂“农村启蒙课”。说到队干部时提的了“生伢尼”是“贫农代表”，叫我们有空去看一下他，第二天，我们就去了“韦小娥”家拜访。正式认识了这个“神婆”。

西风独自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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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发少年狂

谢谢西风老师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