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忏悔（安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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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重返复旦园，我有一种回囚笼的感觉。樱花开了，白得像雪。草坪绿了，青得像铅。同学们都说我黑了，瘦了，消沉了，我只有苦涩地笑。

郭××找我：“你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立新功。”我心里想：包袱能放，轻装做不到了，许许多多的问号沉甸甸地压着我。

同学们在礼堂里用掌声欢迎我，我上台只说了五分钟，其中三分钟是请大家起立为罗文斌默哀。舍此，我还能说些什么？

冷眼向洋看复旦，复旦一片压抑的沉寂。坐镇复旦的郭××指挥棒失灵，“反逆流”阻力重重。为了控制学校运动，他炮制“共产党员造反联络站”，扶持所谓“轻舟派”，提出“归口闹革命”；出版《新复旦》，把我们比作阎王，提出“打倒阎王！”造反派红卫兵不甘沉默，针锋相对提出“让联络站见鬼去吧！”“保护革命小将！尽快解放一批头头！”于是，“保郭”与“倒郭”成了复旦的主要矛盾。其实“倒郭”是假，反张是真，一股再次炮打张春桥的暗流正在沉默中汇聚、运行。校门口柏油马路上刷着两行石灰水写的大字：“不在沉黩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正是复旦人情绪的典型反映。接着，有人贴出《复旦园里新资反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大字报，“倒郭”由地下转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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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是可悲的。我们没有意识到随着王洪文、徐景贤们的崛起，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退潮的颓势，再抗争也徒劳。

郭××是可悲的。他心怀被张春桥冷落、在市革会被排斥的怨愤却又秉承张春桥旨意挥舞大棒。一次喝醉酒，他对我大发“良弓藏，走狗烹”的牢骚。不幸而言中，最后他被张春桥甩出来含愤自杀。他有所醒悟却为时已晚。

张春桥们扶植的红卫兵只有一类，即死心塌地地护卫他们的陈敢峰之流。陈是同济大学“东方红公社”头头，以看风使能出名。“文革”初期，陈丕显同志养病，他说“陈是毛主席肯定的红小鬼，不能动！”聂元梓到上海煽风点了陈的名，陈敢峰马上表态“和上海头号走资派血战到底！”1月26日，他打电话向我摸底准备炮打，他接管的铁路局已在北上列车两侧刷上“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上到，他最早组织宣传车到复旦狂呼“坚决拥护张春桥正确领导！”“誓死保卫中央文革！”上海人称他为“陈看风”毫不冤枉。可怕的不是投机者的存在而是他们被常识重用。我想，假如东敢峰不上大学，他只是个聪明的福建农民；假如他不搞投机，他只是个一般的技术人员……结果呢，青云直上，“市革会”常委、“红代会”文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直至当了林彪死党王维国的妹夫，锒铛入狱一命呜呼！历史上，投机而得善终的为数寥寥。所以，做人还是率真坦诚为上。敢峰被重用对他本人是上火炉，对我却是个教育。我由此看透了张春桥上伙的尊容。卒子往往是主子的镜子。
上海“红三司”仍认我为头，但我消极怠工，大权旁落在他人的手里。我很悠然。
复旦“红卫兵师”成立，我是常委兼管宣传，但我不管不问神游物外。我很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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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我没有找到，旧我决不继续。这是一段空空落落迷迷沌沌的转型期。

大学五年级，按惯例7月分配。我只盼着早点分配，走向社会，对复旦已毫无眷恋之情。回想1962年8月第一次跨进校门时我那种欣喜的感觉，像逝去的幻景。五年，一场迷梦，一场恶梦。

可是，中央决定，大学生暂不分配，继续留校闹革命。又是一桶迎头冷水。继续一年？两年？天晓得。

我第一次产生对不起妈妈和哥哥的疚愧。我们班百分之七十的同学享受着助学金，而我这个经济条件偏下的没提出过一分钱的申请。总觉得党和政府送我上大学不易，能克服的就不该伸手。这份觉悟大大高于某些党员同学们。为了每个月15无5的伙食和杂用费，妈妈扳酸了指头，刚刚从师院毕业的哥哥作出了牺牲。原想读了五年走上工作岗位，让妈妈脸上多一丝笑意，让哥哥少一些拮据。而今还得“革命”，且是我渐渐厌倦甚至厌恶的“革命”。

我只有一种选择：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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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我的狂热消淡，自我得失的盘算增长，当时还有腆颜，现在想想倒是跨跃前的后缩，未必不是进步。

我是汪洋中的一滴水，基本万分是H2O，和别的水没本质区别，但主客观原因使我1966年跃进上涛头，1967年又跌向浪谷。也许，我的跌宕幅度大些，但红卫兵的际遭是类似的。狂热——迷茫——震惊——压抑——自省——清醒——抗争……是大多数红卫兵的共同心迹。

复旦没有平静过，校内的“反逆流”，“倒郭”斗争，“打杨”战役，“红复旦”成立，校外的“上柴”、“联司”之争，对“市革会”的冲击……时阴时雨，就是没有晴天。从押上文化广场那天起，我再没写过一份大学报，偶而也到一些高校走走，上台发一通很应时的讲话，但“文革”初期的热情锐减。五角场饭店倒不时光顾，没有酒量，一杯啤酒下肚，晕晕乎乎蹒蹒跚跚走回校园，真有点宠辱皆忘。毛选不太读了，报纸不常翻了，有时敞开鸭嗓唱几段京剧样板戏，声音倒像野狼嚎。

1967年11月4日，空四军组成所谓军训团团进驻复旦。他们给学校的公开信中称：“我们军训团的全体同志，一定拜你们为师，恭恭敬敬地向你们学习，做你们的小学生。”我心里明白，这只是挑在刀尖上的假面具。红卫兵挨整的新时期到了。像无汁可榨的甘蔗渣，我这个甘蔗渣，红卫兵是进垃圾筒的时候了。他们进校三个月，我这个兼管宣传的“红卫兵师”常委一直与他们藏猫猫。作为军人，他们无愧是长城的砖石，作为人，他们也不缺七情六欲，但是，空四军作为林彪的直控部队，又受制于张春桥，他们进复旦是狼外婆敲门。果然，进校不入，他们秘密成立了“安文江专案组”、“胡守钧专案组”，为开刀准备砧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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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月25日，复旦大学革命会宣告成立。张春桥亲临会场，发表了长篇讲话。看来，他对挨复旦炮打耿耿于怀或者说心有余悸。他说：“小资产阶级影响，修正主义影响，不知不觉地侵蚀到我们革命造反派队伍里来，它可能变幻形式， 花样很多的，变也很漂亮的毒蛇，很叫人喜欢的毒蛇……我们要准备垮台，有了这个准备就不至于垮台。说不定哪一天又要分裂，有思想准备就不至于分裂。我希望把复旦大学这个顽固堡垒完全、彻底地占领过来！”有神经的人都听得出话中暗藏的杀机，文笔很精的张春桥居然在贺词结尾处使用这等冰冷的语辞，这绝非疏忽。

但是，我没有参加这次庆贺大会，尽管作为革委会成员，我理应上主席台亮相。有人说我“闹情绪”，这也不算冤枉我。在复旦革委会筹备时直至徐景贤出面平衡组成，我始终在常委席，但成立当天突然降为委员。军代表老魏解释说：“你应该清楚，你父亲有历史问题！”我直视着他说：“当然，我知道。而且我也知道姚文元同志的父亲，春桥同志的父亲都是历史清白的‘红五类’！”这句话是挖苦，姚父姚蓬子是鲁讯骂过的汉奸早已不是秘密，张父张开益出身地主任过军阀军职我是听市委某同志私下议论的。魏代表拍拍我的肩头说一句“要正确对待”就走了。我心想：我够正确了。我祖父是木匠，30出头因拇指砍伤破伤风去世，祖母28岁守寡至今，把年幼的女儿送人一户村夫当童养媳，自己携儿子到上海当佣人。我父亲16岁当工人，以后当海员，40年代中期因轮船公司裁员，失业回丹山，迫于生计当了余年税收员，挂过没子弹的驳壳枪，在西安事变解决的定海庆祝会上，他各游行者一起的确喊过“蒋委员长万岁”………历吏问题？！哈！蒯大富说得妙：“历吏要为现实服务。”张春桥等人在我阁校革命会统辖的上海，我安某人绝无出头之日。所以，谋官而不得的情绪本人没有，由此遭人议论或者怜悯的忿满绪倒是有的。新闻系某君劝我：“会还是去开，否则老张会怎么想？”我说：“他想他的，我躲我的呗。”掩饰自我充当人生大舞台的演员，比如说满脸嗲笑地上台对张春桥说：“您好！”这需要高超的技艺。我没有，至今也学不会。为此吃了许多亏，还是学不会。

在这一年中，我过得稀里糊涂，也不想多说，震憾全球的武力镇压“上柴联司”前夜，我接到总部电话，说可以去“前线指挥部”观战，我提不起劲来没有去。第二天凌晨我去“市革会”，只见大厅里躺满伤员，才知道张春桥策动，王洪文等人指挥的这场血战是何等激烈，何等残酷。这是上海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械斗，组织者竟是“工总司”（实际指挥者是张春桥为首的“市革会”）。对“联司”，我的观点是模糊的。我不是支联派，“红三司”的多数持反联态度，支持“东方红”。但对他们反对“市革会”，隐射张春桥又觉得快意。第三天，张春桥说：“砸 司联 当天，我陪同毛主席坐车跑了趟南京路。主席说：“看起来，上海市民挺身高兴的嘛。” 意思是说，毛主席支持砸“联司”，这一笔历吏血债谁又敢算。不过，我怀疑老张扯虎皮，因为毛主席一贯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文化革命”演化为血流成河的惨剧显然有悖他的初衷，他是覆水难收了。

不久，以“红革会”为首，复旦园掀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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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口号更激烈，但逆转得更快。我在二次炮打中只充当了热情的观众，幕后的鼓吹者，没有公开跳出来疾叫。是胆怯？是保张？不是。教训使我明白：材料再多，没有中央表态也没有用。只要张有“现实价值”，什么“历吏问题”、“现实问题”都压不倒他。我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已的能量，以为打不倒“走资派”成立红色新政权有我们群众运动的大功劳，其实，我们只是被少数人作为“运动群众”的对象而已。如列宁所批评的：知识分子的叫器声比他们的力量大千百倍。我们却把口气当作力气，想谁翻一切，创造一切。智者的无知！

毛主席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的时候了。”人民日报说：“对于红卫兵小将也必须作阶级分析，”“如果不能正视自已的缺点和错误，任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自已头脑里泛滥，那就有被阶级敌人利用的危险。”毛主席随即发表“要斗私批修”的著名号召…….温度越降越低，态度越来越严，直到1968年7月把大学红卫兵们贬之为“臭老九”，工宣队开进了复旦园。红卫兵运动进入了没落期！

当然，那时的我全没有“打狗棍”的清醒意识，只有涩的敏感。敏感积多了成不满。不满积多了变成牢骚。牢骚不敢发作便退隐、逍遥。逍遥的最佳选择：谈情说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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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情与爱被扣上“资”、“修”的帽子，在我们眼中，爱情成了长獠牙的美人，既惑人又可怕。批判《早春二月》时，在礼堂放这部电影，我听见前坐的女同学小胡唏嘘不已地掉眼泪，第二天的批判讨论会上，她却柳眉飞扬地抨地击谢芳、孙道临的表演令人作呕，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臭货；男同学韦某谈上个挺秀气的女朋友，有人从钥匙孔里窥探动静并批评他“不正派”，毕业分配时就不照顾，“发配”到内蒙古草原；同班某女同学二年级时偷偷谈恋爱有了出格举动，团支部召开专门会议“帮助”，撤掉团支委之职加上记过处分，这位质扑……活跃的姑娘此后四年活像恶婆婆面前的童养媳，俯首走路，合眼说话……搞文学的往往多一点浪漫情调，但我们中文系学生活像一群不敢犯禁的尼姑、和尚。堂堂高等学府如是，整个中国可以想像。某些达官贵人利用权势变相纳妾，变相嫖“妓”，而革命样反戏昭示的英雄统统无情无爱，杨子荣、洪常青不消说，阿庆嫂有家，阿庆跑单帮去了；江水英有家，他丈夫在部队服役；大春和喜儿不能换成兄妹关系，就让喜儿参军解放全人类去了。一边纵欲，一边禁欲，典型的封建礼教的翻版。

“文革”大潮使无政府主义泛滥，被禁锢的爱情得到了相对自由。社会上到处是挺大肚子的女人，校园里也多了对对倩影。找不到情人的甚至演出了爬澡堂偷看女生洗澡，半夜三更摸进女寝舍作案，专门偷窈女生乳罩、内裤等等丑剧。老实说，当时我鄙屑他们，现在想倒也觉得可怜，这些作为从特定角度看不正是对建禁欲主义的变态抗议吗？！

我本来是情感型的人物，企求爱与被爱的圣火从没熄灭过。当上安司令，校内外的大中专学生对我钦敬且又爱慕的自然不少。含蓄的、直露的情书不时飞来。要说我不动心，除非我是太监。但是，1967年1月之前，我确实一心造反，无暇顾。心一冷，那股潜伏的热潮反倒冲腾起来。

我曾与芭蕾舞演员，18岁的C姑娘谈过一段时间。闹得上海滩盛传“潘司令与争美人”的黄色新闻。其实，潘XX（首任“工总司”司令）找的是跳民族舞的M女土，和我一点不搭界的。不到两个月，我发现C在舞台上很光彩，一下舞台却是个单纯得近于稚嫩的孩子，和我所希望的谈吐高雅，风姿绰约相距极大。她和毛主席照过相，和江青谈过话，时不时流露出天真的骄傲和副“誓死捍卫”的模样。渐渐又发现，她心目中的我只是安司令而不是安文江。她说：“你好高好神。”我一点也不兴奋。因为我身高1米71，身体近于“苗条”，既不高也不神。我明白，她爱的是“司令”，尽管出自真情，但是多虚幻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政坛风云莫测，我的命运多舛，我供奉不起这位美丽的小公主。我就对她说：“你做我的妹妹吧。”她好不伤心，又捶又打，怀疑我另有所爱。过了两天，又叫同伴来劝和，我推心置腹地说：“小C是个瓷做的美人胎，我今后可能要“翻山越岭”我不妒忍心摔碎她。”小Ｃ见我铁硬，突然变得豁达起来。她说：“你再吻我一下”我就吻她一下。她说“你让我咬一口！”我就让她咬一口。这事就完了。我相信，若干年后她会感谢我的明智，有机智会重逢，她一定不会那么狠地咬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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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我深怀内疚的是T姑娘。她是我校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出身高知家庭，姣小娟秀，有一双喜欢斜瞥的大眼睛。在我押上文化广场挨批斗时，她以记录的身分坐在我身后。在那段迷迷沌沌单身独宿的日子里，在我的名字被倒写，淮海路高楼顶上用黑漆着“油炸安江文！”的时候，连一些平时紧跟左右的人都贴大字报以示划清界限，她却勇敢地坦诚向我表白爱情。世态炎凉，她是一块绿州，斗争无情，她是一堆篝火。我被深深地感动了。遗憾的是感动不等于爱……书读多了，我把爱情看得太神圣，因而也太苛求。我理智说：T是值得爱的！我的感情却说：我爱不起来呀！至今我说不清为什么，只是离别没有太浓的相思，共处没有太浓的激情。也许，爱情的微妙就在于没有标准，全看你心弦是否震颤。渐渐地发觉，我对她更多患难相知的感激，落水投木的感动。看着她日益加深的感情和敏感到我冷漠的痛苦，我决心“再见”。但我采取了自以为聪明的错误策略，我写信号给她说她的家庭适应不了我等等，其中有违心的鄙薄她父母的言辞。我的本意是不伤她的自尊推诿于客观原因。但她依然被我伤害……

在她失恋时，军训团物理系军代劳某向她伸出了绿军装下的魔爪。确切地说，是同时向多名女大学生张开了淫邪的大口。为了取悦于T某，某劳竟和盘托出“安江文专案组”的内幕并当着她的面烧毁了部分材料。在我离开复旦后的一年夏天，劳某以到外地散散心为名，诱骗T同赴广州，住宿于白云机场。警惕性很高的警卫部队发现神情恍惚的女大学生，联想起前不久发生的叛逃事件，就拘留了T。T既无出差证明又没有带学生证更讲不清南下目的，她当即被武装押解到上海。一下火车，警车便尖啸着把她送进了四壁全是防自杀的沙发墙的高级拘留室。叛逃嫌疑犯！一个多月的审讯毫无结果。T人终于被开释。满腔委屈，惨遭凌辱的T跌跌撞撞回到家，钟爱她的妈妈气恼交加劈面给她一记重重的耳光。赶回学校，迎候她的“T人工流产去了”的流言蜚语。爱情碎了！母爱碎了！友情碎了！21岁的她心全砸碎了！自尊心极强的她终于被发配到唐山接受“再教育”。“四人帮”粉碎后，她面壁三载考取了研究生，而今是某大学讲师了，但是，失落的爱永远得不到补偿了……

我没有欺骗她，但是我伤害了她。没有我的断交，她不会上人面禽兽劳某的当，也不会有蹲高级拘留室的凌辱。我对她永远抱着歉疚，但又觉得我的断交实无可悔。因为我不希望建造维持型的小家庭。对T没有真挚的恋爱，结合是一种道德掩盖下的欺骗。我祈求她的理解。对今天社会上那种千方百计维持感情破裂的婚姻关系的做法，动辄用僵尸陈世美吓人的怪论，我很厌恶。过于稳定的家庭结构建立于封建伦理观念之上，这是极端的不人道。我奶奶28岁守寡，93岁寿终，我尊敬她，但我决定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该散就散，各奔东西，方能让这世界充满情和爱。我感佩的是T具有真正的现代意识，在收到我的断交信后，她痛苦，但没有半句乞怜之词。她恼恨我，但在劳某面前，为保护我演出了迫使劳某毁我材料的一幕。1969年，她还以朋友的身分特地赶到九江来探望我。她，不是弱女子！

1968年，我游移的感情终于得到归宿。她就是我现在妻子林芝。那时，她在南京工学院读书。南京两派对立直至武斗，“屁派”被“好派”赶出南京城。“屁派”头头听说上海安司令是林芝初中的同学，就派她出面求援，在上海找落脚点。我一一应允，利用权力拨了幢房子，调拨了油印机、纸张等宣传用品；在“南工东方红”成立周年大针对时，我邀请以旦卓玛为首的西藏歌舞团和“红三司”宣传队到南京演出；又以上海“红三司”的名义支持他们死保许世友将军……这一切显然掺杂着“私情”。因为，初中时，林是老师最宠爱的学生，一是成绩名列榜首，二是有“金嗓子”的美称。多年不见，我发现她出落成一个令人眩目的漂亮姑娘，据悉，在南工她有“南工一朵花”的雅号。我觉得她比C成熟，比T朴实，且有一颗时时为他人着想的慈善心肠……我下决心不放过她！没待我发起进攻，我觉察出她对我同样怀有发自内心的好感。但是我也疑忧：她喜欢的是安司令还是安江文？……在郭仁杰朝“炮打派”开刀，我已偷偷烧毁全部日记和发表过的作品时，我对她说：“我的前途叵测，也许你应该和我分手。”她坦然地说：“你当黑帮，我当黑帮婆！别以为我想当司令太太！”我大恸，我痴狂地把她抱在怀里……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不会有重逢她的机遇，这是我唯一感谢“文化大革命”，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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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每当我听到《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心里就泛起暖洋洋的热浪，多么美好的全球性的祝愿哦 ！可是，在封建专制沿袭千年的中国，播撒的是仇恨，猜疑、敌视、妒忌、伟大的人道、人性、人情被强权折磨得吱吱呻吟，作为人的天赋权利被扭曲得变相的灵呼吁。

我想借此机会写下我对朱培坤同学的久疚。

1968年春天的某夜，我同班的张某神色慌张地溜进我的宿舍。他磕磕巴巴地说：“我思想斗争了很久，我还是相信你，我要揭发……和生物系的朱培坤昨天同和我聊天,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贼眉贼眼 ,一副奸相’……”我惊骇得失控地叫：“真的假的？”他说，同时在的还有一个。我认识朱，他是“红革会”中学部的头，也是老造反。我想不到他如此狂悖。要知道，除了毛，便是林。挨上这条杠便是专政对象啊！我没有犹豫也不敢犹豫，对张说：“你能主动揭发，很好！你暂时不在声张，我马上找军训团汇报。”我大步流星奔到小三楼，找到魏代表汇报了案情。第二天上午，一辆警车铐走了朱培坤，后被判刑15年。

我不想用当时的“公安六条”为自已辩白，也不想用“你不告，张某也会告，想盖也盖不了”洗刷自已。客观上，我促成了朱入狱。但我更为愤激的是，阶级斗争何以如此无情地离间着同志加兄弟，使原该充满情爱与爱的天地变得如此地阴森恐怖！

“希望会有一那么的一天，再也没有眼泪仇怨，再也没有流血离散，共有一个美丽的家园。”聆听着《让世界充满爱》，我献上我的疚愧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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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7月，终于等来了五年级分配的消息。

频于崩溃的国民经济，熄灭的烟囱，停转的机床……容不下也不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大、中学毕业生。毛泽东同志再次使用他的绝对权威找到了难题的解式：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名义指示大学生“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为说明知认分子改造的迫切性，重要性，他又非正式地使用了“臭老九”一词；再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必要”的名义指示中学生“到广阔天地炼红心”。中国历史上出现 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从东向西，从城市到农村的知认分子、小知识分子的悲壮的大迁移！中国的现找文明出现了一次又大倒退！知识贬值，青春虚耗，时代断裂的恶果即便是百年之后，中国仍能感受到风寒遗留的隐痛。少数作品艺术地夸大“再教育”的价值，我说这些人不是出于无知，便是个人发达后对良心的叛卖。

当时，因为长期接受“听毛主席的话”的教育和恰逢其时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甘烈士名言的感召，作为知识分子又承受着牺牲个人利益的献身精神的熏陶，毕业生闪强装欢颜（一部分则是由衷欢笑），纷纷表示忠心，发宏愿：“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和王文英、朱作夫、王之平率先贴出了《走出毛主席指引的路———给毛主席的公开信》：“ 我们坚决要求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去，到内地去，到新疆去，到西藏去，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

其中最不虔诚的是我，我第一志愿填“新疆”，第二志愿填“江西”。最忠贞的是王文英，她患的先天心脏病，我们内定她分上海市区的唯一一个名额，把的男朋友朱立元分上海郊区。她坚决表示“非新疆不去！”朱立元支持她，毅然同赴乌鲁木齐县农村，活活受了冻馁难忍的三年煎 后，他们才明白献身行为无助于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只能是高尚的愚昧！恢复高考后，他俩背水一战，发愤攻读双双考取研究生，终于“杀”回大上海。1988年4月，我去探望他们。朱立元已是小有影响的美学专家，王文英也在上海社科院任某室外主任，提起20年前的“忠态”，朱立元苦笑道：“幼稚！”王文英则凄然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