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前言：崇祯自缢的历史追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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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少壮派的价值


　　少壮派的价值

　　万历帝虽然需要申时行这些元老替自己扛活，但他不愿意辅臣们的权力太大，尽管申时行小心翼翼摆出一副听话的小媳妇模样，但万历帝还要不时敲打申时行等人，他被张居正压抑得太久了。

　　提拔少壮派，来压制元老派，往往是皇帝或一把手的惯用手法，万历帝也是这么干的。

　　万历帝最器重的少壮派御史是李植、江东之、羊可立，这三人在清算张居正、驱逐冯保的政治运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目的达到后，万历帝还需要这些人来造元老们的反，使这些曾受张居正恩惠的大官们噤若寒蝉，对皇帝唯唯诺诺。有了万岁爷的支持，这些言官们更是鼻孔朝天，不把那些元老放在眼里。

　　当年张居正当权时，应天乡试的主考官高启愚出的试题照例是四书中的一句："舜亦以命禹"，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御史丁此吕上疏算历史旧账，说这是暗含让皇帝禅位给张居正的险恶用心。--凡是文字狱其实都是无耻文人出的馊主意，皇帝没这么敏感。这样的牵强附会实在太不靠谱了，吏部尚书杨巍驳斥这种谬说。万历帝毕竟不是清朝的皇帝，明白这种说法实在联想太丰富了，下旨训斥："言官论列，须审雅正，据实秉公，岂可逞臆造言，诬善乱政。"本来皇帝是让丁此吕调到京外，但他所器重江东之、李植等人跟进附和丁此吕之说，王士性更是弹劾杨巍阿媚阁臣，阻塞言路。这王士性学问是相当不错的，写过一本很有价值的人文地理书《广志绎》。几位少壮派言官结成统一战线，猛烈向元老们开火，皇帝还需要这些言官替自己冲锋陷阵。于是改变了初衷，留任了丁此吕，而让丁所弹劾的高启愚闲住--相当于保留级别却不管政事。这下，把一帮元老级高级官员惹怒了，他们认为皇帝偏袒这些造反派言官，以首辅申时行、次辅（第一副总理）许国以及吏部尚书杨巍上疏乞休，许国更是指出这帮御史是"浮薄轻进好言喜事之人"，紧接着，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左都御史、吏部两位侍郎、工部两位侍郎，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卿纷纷上书，挽留申时行，斥责言官。

　　这些少壮派言官可不是好惹的，明太祖当初用小官监督大官的监察制度，很有威力，李植纠集一帮言官，上疏说这些大臣挽留宰辅是树党。大臣和言官分成两派，互相攻讦，朝局乱了起来。

　　也许文官集团内部有一定的分裂和冲突，是皇帝愿意看到的事情，皇帝并没有立刻采取措施平息这种局面。因为曾治理黄河取得罕见政绩的刑部尚书潘季驯上疏为张居正说了两句公道话，李植揣测皇帝不高兴，上疏弹劾潘季驯，潘被削职为民。万历帝为了奖赏这些敢于冲锋的言官，亲自下诏给吏部，提拔李植为太仆寺少卿（正四品），江东之为光禄寺少卿（正五品），羊可立为尚宝司少卿（从五品），在此之前，他们都只是七品御史。受到皇帝犒赏的少壮派，这下攻击弹劾那些元老的积极性更高了。以为自己以笔为刀，横扫千军，没有他们扳不倒的元老。

　　申时行等一帮元老们，久历宦海，经验老到，他们知道这些少壮派有皇帝的支持，气焰嚣张不可正面接招。就像《水浒传》中林冲和洪教头比武一样，不管洪教头如何张牙舞爪，气势汹汹，林冲以静制动，寻找对方的破绽。

　　前文曾说道，亲政后的万历帝摆出一副要有所作为的样子，万历十三年（1585）春夏之交华北大旱，皇帝步行到天坛，冒着酷暑求雨。按照董仲舒等人倡导的天人感应之说，凡有大旱等天灾，往往是上天对执政者示警，警告天子朝政出现了问题，那么不是从皇帝自身找原因，就是从臣僚身上找原因。御史中间也有看人看不惯李植等人趾高气扬的样子，江西道狱史蔡系周上疏弹劾李植，说"古者朝有权臣，狱有冤囚，则旱。"他把大旱的原因归结为李植等人的乱政，以及原刑部尚书被冤枉。而且还把李植得意洋洋给众官吹牛皮的话讲给皇帝听。李植说皇帝呼他为儿子，对他如何如何宠爱等等。在同事面前公开夸耀一把手和自己亲密关系，现在也是很犯忌的事情，皇帝知道了当然会不舒服。将旱灾和奸臣联系起来，也是瞎扯，可李植等人弹劾别的官员也是这样牵扯唯恐不及，真是可怜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另一位御史孙愈贤跟着上疏，赞同蔡系周的观点。李植等人当然要回击，羊可立上疏攻击蔡、孙两御史是张居正、冯保的余党。一时间，朝廷又是互相攻讦，唾沫遍地，申时行这些元老当然支持蔡御史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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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政治暴发户被皇帝抛弃了


　　皇帝看完双方的奏折，很生气，说朕正为旱灾忧虑，各位怎么就如此争吵不休？便出来和稀泥，给都察院一个手札，让都察院管好御史，说"谏官务存国家大体，何得以私灭公，挑激事端，淆乱国是。"皇帝不好正式下诏谴责弹劾李植的蔡系周等人，因为御史就是干这活的，他重用的李植等人在当御史时弹劾别人比这过分得多，总不能双重标准太明显。同时在羊可里的奏疏上御批，说冯保、张居正的案子是朕独断的，早就结案了，不能借奸党攻讦。看起来是各打五十大板，但实质上是让大臣们不要继续争论下去，因为李植几人在朝臣中是少数，再争论下去会吃亏的。

　　少壮派一旦得志，不会见好就收。李植等人并没有看到皇帝的和稀泥是在保护他们，树欲静而风不止。几天后，京城流传一份揭帖，说大学士许国授意蔡希周、孙愈贤攻击李植等人。朝中许多人怀疑这张大字报是李植等人写的，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上书，影射李植等正得圣眷的少壮派，说有一些人想将万历十年前，和张居正共事的人都说成是同党，希望全部赶走才罢休。这说到了问题的实质，万历帝对所有当年在张居正手下干过的大臣都不信任，但全部赶走又没这个气魄，政权还得靠老练的文臣来维持运转。

　　皇帝假装让锦衣卫去侦缉写大字报的人，但这只是故意摆出来的姿态。几位不满少壮派的御史继续上疏为潘季驯鸣冤叫屈，万历将这些人罚俸，可还是遏制不住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势头，皇帝很恼火。

　　政治暴发户被皇帝抛弃了

　　老谋深算的首辅申时行在等待中终于看到了少壮派的破绽，立刻出手给予凌厉的一击。

　　皇帝给自己造陵墓，从秦始皇开始，就是帝国的一号政治工程，年年轻轻的万历帝尤为重视这事。十三年八月，接受礼部尚书徐学谟的建议，派人去昌平大峪山勘探陵墓地址，申时行也赞成徐尚书的建议。李植几位少壮派一看，机会来了。这首辅是元老派的领头人，把他赶走，换上一个和自己交情不错的，那么朝政就基本上可以操纵了。以该地有大石头，并非吉壤为由，和江东之、羊可立这三人帮联合上疏，说"此地若是吉壤就不应当有石头，有石头则应另行卜地，徐学谟以个人意见当成公议，申时行因与其是故旧亲戚（儿女亲家）而赞许徐学谟的建议，这都不是大臣谋国尽忠的行为。" --反正，什么事都可能拿来做政治斗争的武器。

　　申时行知道选择大峪山做地宫是皇帝自己的主意，他知道这点对方攻不倒自己。这回上疏为自己申辩了，他说，皇帝起初巡察此地时，李植、江东之不提出异议。过了两年，突发此议论，他们借此想陷害我的意图太明显了。这下皇帝没法庇护李植了，下诏训斥说，阁臣的职能是佐理政事，怎能以风水师的要求去责备他？并重申吉壤是自己选定的，安慰申时行，李植三人被罚俸三年。--不过历史很有趣，坟墓最不吉利的就是被掘，后来万历帝葬于大峪山的定陵是十三陵中唯一被挖掘的。

　　事以至此，三位少壮派没有觉察出时势已发生变化，还想一不做二不休，采取强攻，把申时行拉下马。他们上疏一方面推荐通晓风水的侍郎张岳、太常寺卿何源重新勘察大峪山，另一方面极力推荐李植的老师王锡爵出任首辅。但他们低估了王锡爵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品德。此时，李植三人除了皇帝喜欢，在文官集团中几乎成为大多数人所不齿的小人，王锡爵已经是离首辅只有一步之遥的大学士，如果此时接受学生的推荐，那就等于和大多数元老为敌，必将为士林耻笑，而且皇帝最不喜欢老师和门生拉帮结派。三人推荐王锡爵等于把人家架到火上去烤，王锡爵当然没那么傻，立马上疏辞职来撇清自己，说："大臣不能帅群臣，当去；师不能训子，当去；老成而为恶少年所推，亦当去。"直白地把自己学生名之为"恶少年"，而且对同年兼同乡的首辅申时行深表同情和理解："今大学士申时行泊然处中，唾面不拭，以强陪诸臣之颦笑，不过为重国体，惜人才耳。"王锡爵认为李植之流把申时行为大局忍辱负重当成软弱可欺。王锡爵的高洁更显出李植等人的龌龊，一个连老师都以其为耻的官员，其个人信用可以说完全破产了，这下那些讨厌这三人的御史更是借势弹劾，皇帝看到了三位少壮派已经成为满朝官员的敌人，再庇护下去等于皇帝摆明要和众臣对立，万历帝当然不会这样傻，而且三人作为御用打手的价值已经利用完了。于是批示让三人都降三级，调到京外做知州或佥事，政治暴发户就这样被万岁爷抛弃了，从此淡出政坛，郁郁而终。

　　万历帝用李植等少壮派来达到制约元老，清除张居正影响，树立个人权威的目的初步达到，但不是完胜，而后遗症极为严重，这番纷争成为万历一朝各立门户的开始，后来的"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无非为党争之局火上浇油罢了。万历帝看到这种局面无法控制，心灰意冷干脆消极怠工，不理朝政。这个"魔瓶"是万历本人打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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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天下第一父亲的烦恼


　　天下第一父亲的烦恼

　　按照帝制时代一种常用的政治性比喻，皇帝是天下臣民的共同父亲，所以当臣子的动辄就说"君父"，皇帝对老百姓则称"子民"。不过这基本上是忽悠人的说法，把赤裸裸的统治与被统治、供养与被供养的关系，装修成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哪有当儿子的食不果腹、死填沟壑时，慈祥的父亲还能安心在宫殿里花天酒地？

　　皇帝当然也是实际生活中的父亲，他最疼爱的儿女，必定是和他有血缘关系的，而非政治寓意上的儿女。皇室是天下第一家庭，皇帝则是天下无数父亲中的第一号。既然是父亲，就有寻常父亲的烦恼，儿女们能否健康长大，他们的教育，以及兄弟之间的和睦和遗产的分配，等等都需要皇帝操心。而且第一父亲比寻常父亲的烦恼大得多，因为他的遗产可不是一亩三分地和几间瓦房，而是万里江山和亿兆黎民。且皇帝的江山不能像寻常百姓的田地那样，可以平均分割给子孙，必须完整地打包留给下一个皇帝。--因此，皇位继承几乎是历代帝王最头痛的难题。

　　朱元璋早在开国之初就在程序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确定了嫡长继承制。由皇后所生的嫡传儿子继承，皇后无出，则由所有嫔妃中所生的长子继承。这种传长不传贤的方式当然有毛病，可能嫡长子的智力、德行不如其他皇子。但这种刚性的制度利大于弊，它最大限度地防止皇位继承的不稳定性。否则的话，谁贤谁不肖，很难有统一的标准，所以由上天来选择，谁先来到人间谁就继承皇位，是最公平的。但皇帝对众多儿子，也会和寻常百姓一样偏心。尤其他有那么多嫔妃，所谓爱其母则亲其子，所宠爱的妃子生的儿子，总能最得皇帝欢心，比如汉武帝因宠爱钩弋夫人而喜欢和她所生的弗陵。皇帝最喜欢的女人往往不是皇后，也不是自己早年时所临幸的妃子，而经常是在御极已久，对身边无数的女人已经腻烦了，突然一个活泼可爱的女人出现，点燃了皇帝的第二春。和最宠爱的女人生的儿子，基本上不会是长子，这就给皇帝带来了烦恼，在祖制和私爱之间，难以取舍。

　　万历帝一生中碰到的最大烦恼便是这种难题，"国本之争"--即谁是皇位继承人，困扰了朝局十数年，直接影响到万历帝和众臣的关系，也影响到整个明帝国的盛衰。

　　万历十年（1582）八月，皇长子朱常洛诞生，虚岁二十的皇帝后继有人，而且此时张居正刚刚死去两个月，皇帝终于可以自己做主，不用受到首辅兼老师的制约了，可谓双喜临门。

　　皇长子来到世上，非常偶然，他是万历帝"一夜情"的结晶。这也为"国本之争"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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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宫女中了头奖


　　宫女中了头奖

　　一天，万历帝去母亲慈圣皇后所居的慈宁宫请安，碰到了一个宫女王氏，这个宫女长得很普通。美女充下陈的后宫，只有一个成年男性万岁爷，这样的宫女要得到雨露沾润何等困难。可万历帝那天不知道怎么对这个普通的宫女突然有了性趣，匆匆临幸一把。--所有的宫女都是属于皇帝的性资源，就如猴王霸占猴山所有的母猴一样，皇帝这样做很正常。而世上中大奖的总是那些偶然花小钱买一张彩票的人，那些想通过彩票发大财的人却往往血本无归。好些嫔妃长门望断，用各种方式取悦皇帝，向送子观音祈福，都没有作用。

　　宫女王氏，想不到被皇帝临幸一次，竟然怀孕了。这种皇宫内的"小人物中大奖"的传奇，不止发生一次。当年宪宗被年长自己十五岁的万贵妃控制，和其他妃子怀上孩子后都被万贵妃想办法打掉。一次他偶然去宫内某个仓库，碰到一个来自广西的瑶族宫女纪氏在看守仓库，他兴致来了，临幸一把，意外地怀孕，上上下下的太监宫女瞒着飞扬跋扈的万娘娘，生下了一个皇子，便是后来的明孝宗。


　　万历帝知道宫女怀孕后，觉得是件很丢人的事情，因为母亲对他要求十分严格，而自己却偷偷地把母亲身边的服务员肚皮搞大了。于是他叮嘱左右不要说出去，可太后李氏是何等厉害的角色？自己的身边发生这么大的事她能不知道？有一天，万历帝陪太后吃饭，太后问起此事，万历帝矢口否认，太后于是拿出皇帝的起居注。--上面详细地注有何年何月皇帝临幸某人，这当然不是宫内有无聊的八卦记者，如此做是对帝系血统纯正负责，否则的话有可能让龙子凤孙湮没于众人中间。如此看来，皇帝这个世上最大的公众人物，丝毫不可能有什么个人隐私。白纸黑字，无可抵赖。万历帝见此很是害怕，以为老妈要责怪自己。可天下的老妈一个样，不希望儿子胡闹，但如果儿子胡闹出孙子来，自家添丁，却又很高兴。太后说：我已经老了，还没有能抱孙子。如果怀上的是男孩，那就是祖宗社稷的福分。然后又说了句：母以子贵，哪用得着分什么差别等级？--太后对怀上朱家血脉的宫女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因为她也是宫女出身。以后，她一直充当着王氏和皇长子的保护神。

　　于是，十年四月，王氏被晋封为恭妃，四个月后，皇长子出生。--我去乌鲁木齐出差时，看到当地有一个地名叫"一炮成功"，不知为什么就想到了这个典故。

　　王氏尽管意外生子，但万历帝并不喜欢她，万历帝宠爱的是郑妃。郑妃小万历四岁，长相漂亮自不用说，但这不是她受宠最主要的原因。皇帝富有四海，光靠美色是拴不住皇帝的心，何况再美丽的容貌也有年长色衰的一年。皇帝是天子，在宫内有绝对的主宰权，大多数嫔妃对他战战兢兢，生怕龙颜大怒。站在巅峰上的皇帝每天面对这样的嫔妃、宫女和太监，难免寂寞孤独。而郑妃不一样，她活泼而善解人意，而且能陪着皇帝一起读书，敢和皇帝开玩笑。孤独的皇帝需要精神上的慰籍，宫内的女人除了郑妃，别人不能提供这些。其他女性只是仰望皇帝的性工具，而郑妃有点皇帝红颜知己的意思。因此万历帝终其一生，都宠爱郑妃。

　　万历十四年二月，郑妃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其得君专宠的地位自然更巩固了。但满朝文臣，特别是申时行、王锡爵登大学士，看到的不止是这些，他们洞察了皇帝的内心，看到了皇位继承的变数。--这当然是帝制时代最大的政治问题。

　　"国本论"始起

　　所谓"国本"，就是国家的根本大事。在帝制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就是谁继承皇位。

　　前文说道，皇长子朱常洛是万历帝和宫女"一夜情"意外所生，他并不很喜欢。对这点，老辣的首辅申时行洞若观火，就在皇帝所宠爱的郑贵妃怀上孩子还没分娩时，害怕夜长梦多的申时行上疏皇上，请册立东宫。如果此时册立东宫，只能是皇长子。

　　万历帝心中另有算盘，说皇长子还太小，此事不用着急。当时皇长子已经五岁，万历帝大概忘记了，自己也是在五岁时，被父亲隆庆帝册立为东宫的。所谓年幼只是托辞，压根儿他就不喜欢这位大儿子。

　　十四年（1586）二月，皇帝宠爱的郑妃刚生下皇三子常洵，就立马被册封为皇贵妃。这太不寻常了，因为皇贵妃地位在后宫仅次于皇后，而王氏生育了皇长子已经五年了，还是恭妃，地位在皇贵妃之下，按理说为皇帝生育长子的功劳最大。皇帝如此行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显失公平。

　　由母亲的待遇，大臣们就自然联想到他们的儿子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大家为皇长子担忧。今天看来皇帝让谁当皇帝是家事，但在当时是最大的国事，因为绕过长子把皇位传给其他的儿子，那是对祖宗成法最大的破坏，以捍卫礼制为己任的文臣们当然不能坐视。他们要防患于未然，给皇帝一点压力，使皇帝不能大胆妄为。

　　户部给事中姜应麟（字泰符，浙江慈溪人）上疏指出皇帝偏心。他说："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皇帝的第三子却列在后宫第二位，恭妃诞育元嗣，反而让她位居贵妃之下。如此以伦理论之则不顺，用人心来度之则不安，流传到天下万世则名不正。请收回成命，先封恭妃，然后再封郑妃。这样做既不违反礼法也不伤害感情。"而且进一步发挥道："陛下如果真的想定名分，避嫌疑，分主次，莫若听从阁臣的请求，册立长子为东宫储君，以定天下的根本，那么臣民得到了慰籍，宗社之福也就长久了。"显然，姜应麟的奏疏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真的为恭妃抱不平，而是直指皇位继承这第一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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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国本论"始起


　　这些话句句戳痛了万历帝的心窝，申时行册立长子为东宫的建议虽然令他不愉快，但人家好歹是内阁首辅，不便发作，现在一个小小的七品言官也来指责自己。于是勃然大怒，把奏疏扔到地上，召见大太监，用手拍着桌子大叫："册立贵妃，并不是为册立东宫做准备，科道官为什么要诋毁朕？！"吓得太监捣蒜似地请皇帝息怒，皇帝过后一想，人家说的有道理，不能太把这个硬骨头谏官怎样，只好降旨为自己辩解："贵妃事奉朕恭敬勤劳，故特别加封。立皇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到边远地区担任杂职。"

　　疑君卖直、讪君沽名是皇帝指责科道官最常用的词。到了明朝中期后，敢直白地骂皇帝，确实很容易成为海瑞那样的英雄人物。

　　于是，姜应麟被贬到大同府广昌县做典史。知县是正七品，往下是正八品的县丞，再往下是正九品的主簿。典史在主簿之下，不入流。

　　但贬官吓不住文臣们，大明朝多的是不怕贬官甚至廷杖、杀头的一根筋官员，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继续上疏说这事儿，被惩罚。北、南两京数十人为两人求情，皇帝都不理睬，此后上书争论这事的蜂拥而至。

　　但这只是国本之争的开始，热闹还在后面。

　　万历帝开始消极怠工

　　明朝的文臣上疏谏君，摆出的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言必称孔孟，称祖制，说江山社稷，理由一个比一个充分。皇帝自然辨不过他们，利用皇权硬生生处罚他们，舆论上自己处于劣势，而且满朝有的是不怕处罚的人。你皇帝怎么办？换一拨人他们还是这样。

　　可以说，明朝虽然也有严嵩那样的一味奉承皇帝的佞臣，但通过成熟的文官制度，已经培养了一个有着相同价值观的职业共同体。大多数文臣只有行事方法的差别，在核心价值观上是一致的，比如申时行，有人指责他柔媚事君，那是和王家屏等人比较而言，在立储君的原则性问题上他同样不向皇帝让步，而是想办法斡旋。

　　因此，万历帝很痛苦。他明明知道让自己喜欢的皇三子继承皇位，是冒天下大不韪，没法向祖宗和臣民交待，但又不愿意痛痛快快地立皇长子为储君。而这件事还不像他爷爷嘉靖帝在位的"大礼议"。嘉靖尊本生父亲为皇帝，生母为太后，尽管惹起朝野非议。但毕竟有张璁、桂萼这样的文臣，从另一个角度帮皇帝解释。比如说为人君者不能将母亲当成臣子对待，因此还活着的生母应当有太后的名号，否则"臣母"同样违背礼法人伦。也就是说嘉靖帝那样做还能找到理论根据，哪怕有些牵强。而万历帝如果想将皇位给第三子，一丁点理论根据都找不到，因为这样，所以满朝文臣，没有一个敢明确奉承皇帝，提议立皇三子为皇储。

　　万历帝感到空前的孤独无助，而文臣们还在不依不饶地争国本。于是，他突然厌烦了这些让满口正义自己无法反驳的文臣。

　　惹不起你们朕还躲不起你们？曾有过短暂励精图治的万历帝突然开始躲进深宫，消极怠工。

　　究竟万历帝从哪一天开始变懒，史无明载。但应该是郑妃生了皇三子，众臣催促皇帝尽快册立长子为东宫后，万历帝懒得继续和众臣解释、周旋，开始了怠工。《明通鉴》记载，礼部主事卢洪春在十四年十月，上疏劝皇帝勤政被廷杖。那么可以断定，万历帝最晚在十四年四月已经开始怠工。张居正是十年六月去世的，也就是说当了四十八年皇帝的万历，真正自己勤政的日子只有四年。可见，明实亡于万历这句话不是平白无故说的。

　　万历开始还找理由，说自己身体虚弱，头晕目眩，免掉了上朝、日讲和祭祖。卢洪春上疏说："礼仪莫重于祭祀，疾病莫甚于虚弱，陛下春秋鼎盛，怎么可能得这样的疾病？臣下所闻，有些不一样。先前二十六日传旨免朝，说是骑马伤了额头，然后托病而讳言受伤。若真如此，陛下因为一时的驰骋之乐而忽略爱惜身体；如果像圣谕所说的虚弱原因，那就是陛下贪图之床笫欢而不爱惜身体，危害更深。请陛下明示廷臣：若真有疾病，则当以祖宗社稷为重，不要贪图享乐埋下祸患；若不是因为疾病，就当下旨说明，不要矫饰引起猜疑。"

　　人吃五谷杂粮，都可能生病。万历帝也许是以生病为托词，但臣子这样说也太伤自尊了，不是说皇帝装病就是说皇帝贪图女色危害身体，简直就是父母教训一个装病不去上学的小孩一样。皇上焉能不怒，下诏为自己辩护说是真的病了，将卢洪春廷杖六十削职为民。

　　这一折腾，更坚定了万历躲避群臣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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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女真青年努尔哈赤峥嵘初露


　　女真青年努尔哈赤峥嵘初露

　　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英语名原为《无关紧要的1587年》。说这一年无关紧要，当然是以当时人的眼光看，此年无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以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看这一年，这一年在历史的因缘和演进中至关重要，否则黄先生不会从这一年切入来分析大明的政治运转。

　　这一年是万历由勤变懒的关键一年，也是大明由强变弱的关键一年。还有一个当时无人关注的女真青年，正在白山黑水间初露峥嵘。

　　这个人叫努尔哈赤，后来被统一中国的清朝尊为开国太祖。

　　明朝长期镇守辽东的是内附大明的朝鲜人李成梁，在中原王朝建立赫赫战功的朝鲜族将军，唐有高仙芝，明有李成梁父子。对辽东的女真各部，李成梁一直奉行的是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乐见他们之间互相攻伐，消耗力量。可对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步伐，李成梁不但没有阻挡，反而助其一臂之力。

　　万历十一年（1583），归顺明朝的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在战乱中被明军误杀，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也被俘虏。年轻的努尔哈赤长得仪表堂堂，颇有女人缘，李成梁的妻子"奇其貌，阴纵之归。"回到部落的努尔哈赤把尾巴夹得紧紧的，百般恭顺地对待李成梁，将自己的侄女嫁给成梁的儿子如柏做小妾，自称"奴儿"，把李成梁当成干爹供起来。而另一方面，厉兵秣马征服其他部落。十一年五月，偷袭尼堪外兰部落的图仑城得手，打响了建国的第一仗，满清称为"图仑兴兵"。尼堪外兰是当时建州女真中最强大的，一直臣服于明朝，丢掉图仑城后，首领带领部众逃到靠近明朝边关的鄂勒珲城，以为有了靠山，不惧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马不停蹄，一个个拔钉子似的，先攻下邻近的克栋鄂部的翁鄂洛城，浑河部的界藩城、栋嘉城、萨尔浒城，万历十四年又攻克了瓜尔佳城、贝珲城、托摩河城。兵强马壮的努尔哈赤于是在这年年底剑指尼堪外兰的鄂勒珲城。如果按照平衡女真各部力量的原则，明朝应该支援尼堪外兰，遏制羽翼渐丰的努尔哈赤，但明朝在辽东的最高统帅、宁远伯李成梁已经被灌了迷魂汤，明军反过来擒获尼堪外兰的部众，送给努尔哈赤。万历十五年新年来临之际，灭了尼堪外兰的努尔哈赤已经成为建州女真无可争议的领袖，但此时他还没有实力和明朝摊牌，明朝也把他当成寻常的"夷酋"，继续让努尔哈赤袭父亲"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的封号，并赐予岁币羁縻之。

　　对东北边境一个女真青年展露头角，北京城里的皇帝也许根本不注意，帝国周边蛮夷之间互相打打杀杀太平常了，比起谁继承皇位这个天下第一号大课题，一个骁勇的夷酋算得上什么呢？他们忘了，女真人从来就是中原王朝的克星，当年金人俘虏宋朝徽、钦二帝的故事史书上可写得清清楚楚了。等到万历四十七年，万历帝崩驾的前一年，努尔哈赤终于在沈阳告庙，控诉对明朝的"七大恨"，公开向明朝宣战，此时的大明和老皇帝一样，已经病入膏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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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先进典型海瑞的凄凉辞世(1)


　　顾宪成是无锡人，在一个亦商亦农的小康之家长大，兄弟中行三。万历四年二十七岁时中应天乡试第一名，也就是俗称的"解元"，万历八年中二甲第二名进士，授户部主事。不久，他请了三年家回乡奉养老母，直到十四年下半年才假满回朝，升任吏部稽勋司员外郎，做到了副司长，这个司分管的是官员的勋级，人事档案以及因丧守制等事务，虽不如文选司权力大，但也很重要。尽管当时顾宪成文名已满天下，但在政坛上还没多大的动静。

　　这年二月，京察开始，都察院左都御史将工部尚书何起鸣列入"拾遗"的名单中，京察"拾遗"指的是原来的考核有遗漏，不准确，让专司监察的科道官再议。显然，这是不给何尚书的面子。大凡工部尚书，必须要搞好和内宫太监的关系，因为工部主管工程建设，而宫内的建设项目是最多了，往往是工部官员和宫内管工程的太监一起勾结分肥。何尚书和大太监张诚很铁，张诚替何尚书运作，给事中陈与郊在授意下，上书将何起鸣和主持京察的辛自修放在一起评论，实际上是攻击辛而替何开脱，辛自修被攻击后托病辞官。御史高维嵩等人气不过，上疏弹劾何起鸣。正好万历帝听信了张诚的话，相信何起鸣怀疑辛自修，便责备高维嵩，说"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辄纷纷排击。"将高等人调出京外，一些官员又立刻上疏为高御史抱不平，遭到处罚。

　　顾宪成的上疏应当说是立场比较公允的，他主张这场风波的当事人"各务自反"，即每个人都反省，大家来找找自己的毛病。可万历帝看完大为生气，要求内阁拟票重重处理顾宪成和一起上疏为高维嵩鸣冤的王德新。首辅申时行开始还想和稀泥，票拟为罚俸--扣发薪水。万历帝认为处罚太轻，亲自起草处理意见，顾宪成被连降三级，贬为桂阳判官。

　　顾宪成曾经碰到同乡、内阁学士王锡爵，王锡爵对他说出自己的疑惑："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反之。"顾的回答是："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两人都看到了朝廷和民间意见的尖锐对立，但顾宪成认为责任在上面，是朝廷罔顾民意，和民间满拧。

　　这次贬官只是顾的一次挫折，几年后他又回到吏部担任要职。七年后他彻底得罪了皇帝，削职回家，完全淡出了政坛，一心一意讲学，成为东林士人的领袖，用舆论的力量影响朝政。此乃后话。

　　先进典型海瑞的凄凉辞世

　　大明官员的道德标杆海瑞，他在万历十五年九月，死在南京右都御史的任上。

　　由于朱棣夺取皇位后，迁都北京，南京成为留都，保留了一整套政府班子。但掌握实权的自然是北京政府，南京的部院寺基本上是安排闲官用的。但饶是如此，南京右都御史仍是正二品的大员，政治地位很高。

　　海瑞这位高级官员辞世时十分凄凉，《明史海瑞传》记载，他没有子嗣，南京佥都御史王用汲去吊丧，只看到葛布做的帷幕，陈旧的竹箱子，虽寒士也难忍受的清苦情形，王用汲为之流泪，和同僚凑钱将海瑞装殓。百姓罢市表示对海瑞的哀悼，出丧时，长江两岸都是自发穿着白衣冠送葬的人，一路洒酒祭奠绵延百里。如此得民心的官员，万历帝也深有所感，加赠海瑞太子太保--属于从一品，一般只用来死后赠官，谥号忠介。一个举人出身的官员，得到如此高的政治待遇，明清两代，除了靠平叛卫疆，立下赫赫战功的左宗棠，再很难找出第二个。可见，当时不仅是百姓，最高统治者皇帝也肯定了海瑞的价值。

　　海瑞的价值在哪里？我以为是在腐败而畸形的政治场里，他用不近人情的行为，对自己近于严酷的要求，在一团漆黑中发出灼灼的道德光芒。夜越黑，一豆之火就显得越明亮。如果在一个现代政治体制内，固然不允许官员贪墨，但也要保证恪尽职守的官员过着富足的、有尊严的生活。你很难美英这些西方国家的部长级官员，日子过得比普通的中产阶层还差。如果一个清廉的、尽职的官员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和贪污横行一样，都是一种变态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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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先进典型海瑞的凄凉辞世(2)


　　在明朝中后期变态的政治生态中，海瑞自己种菜，自己老婆织布，不受一分钱的礼物，冒死直谏皇帝，等等这一切行为，除了反衬时政的隳坏和同僚的不堪外，也仅仅成就了他本人道德标杆的光辉形象。越是腐败的年代，越需要这样的模范人物，因为他太稀缺了，太不容易了。

　　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海瑞只能成为挂在墙上做摆设的葫芦，不可能践行自己的政治抱负。因为，整个大明朝文官集团通行的运转规则，不可能有海瑞一展平生才学的空间。

　　嘉靖死后，海瑞从大牢里放出来。因为他直谏皇帝那惊天动地的一举，已经在朝野树立了极好的公关形象，从此很少有人敢直接打压海瑞，他官运亨通是自然的事情，这样的人不升官，有司和朝廷是要受到舆论压力的。

　　从嘉靖驾崩，到隆庆三年，短短三年时间，他从一个正六品的主事，升到正四品的右佥都御史，考虑他连进士资格都没有，说是坐火箭也不为过。而且，他以右佥都御史身份巡抚应天十府--成为南京周边包括苏州、松江、常州等最富庶地区的最高长官，掌握的实权。可他在这短暂的掌实权期间，得罪了既得利益者，搞得鸡飞狗跳，没法干下去。

　　海瑞到应天后，干的事情对朝廷，对百姓都是大有好处的。比如他抑制土地兼并，打击豪强地主，说明他看到了明朝中叶后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但这类矛盾解决起来何其难也，能兼并土地的大地主谁是等闲之辈，哪个在官场没有靠山？抑制土地兼并他首先拿松江府的徐阶开刀，而徐阶是他的恩公，救过他的命，此时已罢相在家养老。不分亲疏恩怨按章办事固然是很好的政治品格，但在重人际关系的中国社会，如此难免落下忘恩的非议。而且海瑞办事过于刚硬操切，自然会带来负面效益，比如南直隶的富豪害怕海瑞，携带家财逃到外面去了，本地的经济会因此凋敝，而你海瑞不可能把手升到其他的省。而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很复杂，很多是小户为了合理避税，自愿名义上将自家田地归于大户所有--因为家有一定级别的官员，可以免税，名曰"寄田"。田还给小民，小民还得交赋税，更陷入穷困，海瑞又没有能力改变整个明帝国的土地和赋税制度。更有一些刁民，利用海瑞打击豪强的运动，诬告陷害大户人家。这样搞得士大夫阶层怨声载道，而话语权掌握在这些人手中，于是就有言官弹劾海瑞："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皇帝何尝不知道他一心为公，但不能为了海瑞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于是半年后，又被调任一个闲职。

　　万历登基后，深谙官场运行规则的张居正当然也不会用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海瑞。万历亲政后，和他父亲隆庆一样，很看重海瑞，屡次要召用海瑞，都被内阁大臣想办法阻挡。万历帝对海瑞的器重，我以为是他看透了也恨透了满朝文官的阴阳脸，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私下里为自己牟利手段百出。在他的心中，自己曾经敬畏和仰仗的老师张居正也是这样，教导自己要勤俭要体恤小民，连少年万历想过年放焰火也不允许，可查抄张家发现张居正本人大肆收受贿赂、生活奢靡。在阴阳脸的众官中，只有海瑞自始至终是一张面孔，对自己对别人对皇帝对百姓都这样。尽管海瑞办事有些迂，但在皇帝看来这正是海瑞比其他官员更忠诚的原因。可是设想一下，如果万历真的重用海瑞，按海大人的办事风格，在政坛内引起大风波，皇帝怎么办？说不定还是叶公好龙，为了平衡还会弃用海瑞。

　　皇帝要召用海瑞，下面阻挡的官员总得给皇帝一个面子，就这样海瑞去世前两年，做了南京右都御史。没实权的他只能对手下的官员严格要求，可人家不能像海老爷那样过日子。一个御史喝酒时请伶人来唱曲，这在当时太正常了，委实算不了什么。可海瑞照着两百多年前的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规定，要对这人实行廷杖，这吓坏了南京所有的监察官员，大骂这老头太死脑筋了，如果都按太祖的成法来办事，当时的皇帝、百官都不合格，都要受处罚，于是有个御史房寰先发制人，上疏弹劾海瑞。海瑞因此乞休未被批准，直到辞世。

　　海瑞这样的官员，哪怕皇帝欣赏他，也不能在政坛有所建树，因为皇帝得依靠更多的文官来维持帝国运转，最高统治者想用而不能用，这何止是海瑞个人的悲剧。道德是救不了国的，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评价海瑞"不过是一个正统的、严格的儒家信徒，他要求其下属像他一样厉行俭朴。""这里既非贬低一个正直之士，亦非宽免官员腐败，而是强调制度的缺陷在明代后期已经变得日益严重，道德重建已无力回天。"

　　死后的海瑞享有大名，四百多年来他成为清官的代名词，不同时期屡屡被赞美被怀念被争论。当人们还不能平静地对待海瑞时，只能说明政治生态和海瑞在世时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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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用私人武装干涉司法


　　用私人武装干涉司法

　　万历十五年还发生一件对后世产生恶劣影响的事，皇帝用私人武装去干涉司法。

　　尽管在帝制时代，朕即法律，皇帝言出法随。但在明朝，具体的司法审判，还是很讲程序，严格地按照《大明律》审判，皇帝不能随随便便干涉个案。因此皇帝办事很不方便，碰到那些较真的官员给万岁爷讲程序、讲规矩，皇帝还真没办法。所以朱元璋、朱棣父子俩人给自己留下一个后门，先后组建了锦衣卫和东厂，派自己的私人，比如太监去管理，这些人只听命皇帝本人，可以自行侦缉、逮捕人犯，关进不由刑部控制的诏狱。但这类案子一般比较特殊，大多数案子还得交刑部等法司处理，锦衣卫和东厂不得干涉。

　　这一年十一月，大兴县县令王偕得罪了太常寺。今天的北京大兴县和明朝的大兴县名虽同而管辖地域不一样。明朝的北京城城内由两个县管辖：大兴和宛平。大兴县衙在今天的东城区，现在做了东城公安分局的办公场所。至今还有条胡同叫"大兴胡同"，笔者曾在这个胡同一个大院里住过三年，据说那个大院是明朝大兴县官员的私邸，也许这位王偕老爷和他的妻妾就在里面住过。县令在外地是百里侯，威风凛凛，可在京城，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的芝麻官。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几个官方的歌舞团演员--乐舞生放肆，被王县令给打了几鞭子。当时的伶人地位是很低的，可是打狗还得看主人，这些人归太常寺管辖，太常寺主管朝廷祭祀礼乐，主官太常卿是正三品。王县令的鞭子虽打在几个演员的屁股上，却伤到了太常寺老爷们的脸面，这不就等于小小的地方官敢藐视朝廷大员的权威么？太常寺控告王县令，罪名很好找，说他破坏朝廷的祭祀大典，这个帽子很吓人，倒霉的王县令被抓到吏部审讯。这本是件很小的案子，可万历帝听说后，派两名锦衣卫校尉去当堂听审，而且要求详细记录。--这就是不放心刑部审理，派人干涉司法。刑部的文官们当然不干，但又不能公开驳皇帝的面子。尚书李世达先推托，说人犯、证人还没到齐，延迟到明天审理。心想这一折腾，皇帝不好意思再派锦衣卫来听审了。可万历帝也很倔，第二天又让两个校尉来了，刑部巡风主事孙承荣说祖制没有锦衣卫校尉听刑部审案的先例，干脆直接拒绝。校尉大怒回宫向皇帝添枝加叶地禀报，皇帝很生气，下旨要将此案移送锦衣卫镇抚司审理。并责问刑部，说你们如果秉公审案，没有私弊为什么怕听记？--这是强词夺理，刑部官员所争是维护独立审判的制度。

　　孙承荣被罚俸，尚书李世达上疏谢罪，皇帝也不再坚持。事情本来平息了，可刑部的都给事中--监察局长认为孙主事被处罚不公平，上疏说锦衣卫校尉自行侦缉不可施于部院，且听记非祖制。皇帝说刑部严尚书时允许校尉听审，那是校尉押送犯人到刑部，庭审时站立一边，不是听记。--用现在的话来说，那不过是几个法警，和听审记录有本质不同。这有点得理不饶人的味道，反而激怒了皇帝的牛脾气，坚持还要校尉听记。其他言官一窝蜂上疏和皇帝争辩，请皇帝尊重祖制。当然，最后是皇帝胜了。

　　到了万历后期以及熹宗朝，锦衣卫、东厂派人监控刑部审判、干涉司法已成惯例，魏忠贤就是因此才能很方便地害死诸多东林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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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否定样板君臣的奥妙


　　否定样板君臣的奥妙

　　中国人喜欢夸耀汉唐气魄，唐代的强盛，主要是在太宗李世民之治下奠定了基础。"贞观之治"也是除了缥缈的上古尧舜禹三代之治外，历史上政治最清明的时期。唐太宗在位时政治如此清明、国力空前强大，史家归功于他的虚心纳谏。在中国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太宗手下有一个敢于直谏的诤臣魏徵，而且也熟悉唐太宗把魏徵喻为一面镜子的故事。

　　可以说，唐太宗和魏徵之间纳谏和直谏的关系，是中国帝制时代君臣关系的典范，唐以后的所有王朝中，读书人动不动就拿唐太宗和魏徵来提醒、要求正在台上的皇帝。历史，在中国人中手中，从来就是现实政治中的资源。而对唐太宗、魏徵这对样板君臣，一般的皇帝尽管做不到，但口中还得对两人的功业和品行进行肯定，若不这样等于公开否定了用以立国的儒家价值观。

　　而万历帝则不然，十六年（1588）的二月，他从道德的高度否定了李世民和魏徵。他让太监张诚拿着记载着唐太宗和众贤臣对话的《贞观政要》--这本书也是历代帝王治国的宝典之一，问申时行："上问先生，魏徵何如人？"申时行当然按照传统的标准答案回禀："魏徵事唐太宗，能犯颜谏诤。补过拾遗，是个贤臣。"

　　在太监的转述中，万历帝和申时行开始了"辩论"。他说："魏徵先事李密，后事李建成，又事唐太宗，忘君事仇的人，不是什么贤臣。"

　　接下来申时行为魏徵辩护，饱读经史的他自然从历史中找论据，说如果用大义来责备魏徵，陛下说得不错。但他最后事唐太宗能尽忠。并举管仲先事齐桓公的政敌，后辅佐桓公一匡天下，孔子称管仲为仁。太祖开国时，刘基等人都是元朝的旧臣。

　　有理有据说得万历无话可说，于是他接下来否定李世民，说："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唐代"玄武门之变"，武则天事太宗、高宗父子的史实后人皆知，这下申时行只得说，唐太宗于伦理又亏，而且闱门也多惭德，但虚心纳谏为帝王盛美之事，所以后人称赞。他顺便给万历送上一顶高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说我大明太祖高皇帝的家法是最完美的，传之圣子神孙遵守，可保万代基业。皇上当以尧舜禹（商）汤（周）文（周）武王为师，唐太宗何足道哉？--意思是说唐太宗既然不行，陛下就应该超越他。万历能否定唐太宗，却不能否定自己的老祖宗朱元璋。不愧是状元宰相！

　　最后，万历帝坚持自己对唐太宗、魏徵的评价，经筵中停讲了《贞观政要》。

　　我们不能将万历、申时行之间的辩论看成一场普通的历史人物评价，历史总是为现实服务的，万历帝否定这两个公认的样板君臣，大有深意。因为他已经被群臣蜂拥而至的直谏搞得焦头烂额，而且这些文臣俨然以魏徵自居，当然要求万历帝学习唐太宗那样虚心纳谏。万历帝干脆从道德上否定这二人，让群臣的历史武器失去光泽。

　　本来传统儒家的道德观、历史观就多矛盾之处，从里面谁都能找到对自己有用的答案。当年李世民也烦透了魏徵，曾经说过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魏徵死后将人家的坟墓捣毁，直到征高丽失败，才又想起魏徵直谏的好处来。李世民的政治人格战胜了普通人性，大我胜小我，为了大唐的政治利益，他个人忍受了魏徵带来的不痛快，并不是他真心喜欢魏徵。万历帝当然也很聪明，但从帝王的职业标准来看，他远不如李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