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忏悔（安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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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精神是伟大的。但是，宗教信徒的焚身殉道，封建节妇的自杀殉夫却是十足的愚昧。真正伟大的献身精神必须具有清醒的主体意识，明确这种献身有助于马克思说的“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完善。”爱因斯坦说得好：“只有在有助于人的自由发展时，我们才应当为国家作出牺牲。”1968年开始的大迁移，是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的强迫性驱赶。其结果是除极小数外，绝大多数的人材积压，知识退化，酿成个悲剧累加而成的社会悲剧。

我们年级60人，除一名拒绝接受分配被取消毕业生资格外、分配去向是新疆、内蒙、贵州、四川、陕西、江西、部队等。当然不是用其所长，而是充任最原始方式的劳动力，当农民、工人使用。现在，有少数同学发挥昔日的专长，没一个是“再教育”的成果。相反几乎全是身处逆境，愤而图强、跳出原单位找到了早该得到的自身发展之道。

我认为，在中国重要的问题不是农民教育知识分子，知识青年，而是知识改造农民。中国知识分子真若都变成农民， 中国就完了，晚年的毛泽东同志错误之一， 是他过分夸大农民在国家生活中对知识分子的教育作用，把大批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幻想用这种方式来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靠农民打天下，还靠农民坐天下， 这正是毛泽东的思想局限。

1968年8月，我无所眷变地悄悄地离开复旦园。回头望灰蒙蒙的校园，心里说“永加别了！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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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口袋里的报到证上写着：江西省瑞昌县武山铜矿。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我知道决不会是鲜花和太阳。

24岁的我迈着艰涩的步履走出复旦园。还是六年前的被絮，还是六年前的箱子。失落在12米又26厘米高的巨像下的是我的希望和作家梦；满载的是灵魂的碎片……

从“３”到“14”，我坦城地勾勒了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这就是一个显赫一时的红兵司令走过的路。是妖是魔是神是人，也许是兽化的人。巴金先生在《随感录》里说：“是什么使人变成兽？我不清楚……”我就自我解剖，希望使后人清楚一些。现在不是到处高呼“理解万岁”吗？这可不是狗皮膏药！到处兜售，廉价推销只能使进而解贬值。我个人从不乞求理解，当我走出泥潭，冲净污水，自信地寻找自我，在生活中塑造一个新我时，我能得到我需要的理解。但是，一代红卫兵企盼着理解，行进历史需要理解！我曾写了一首散文诗，那是瞻望庐山五老峰的即兴之作，始刊于《星河》，后播于电台。请允许我引用后半章：

“……安详，冷峻，肃穆的五老峰哦．后者仰望着你们，顿生三分庄重三分敬意三分畏怯．于是，山顶上没有蜂蝶蹁跹，没有百花的笑靥……凝望扬子江帆影点点，你们沉重的叹息化作丝丝缕缕的浓雾；倾听鄱阳湖鹤鸣声声，你们耷拉剑眉，绽出干裂的纹路……

哦，多一点理解与宽容吧，五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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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驻足的匡庐曾经是茫茫沧海．亿万年前，似五支拨节的春笋，你们喧嚷着、奔突着、涌动着、终于拱破地壳，告别昏黯，喷发出蓬蓬勃勃的地火，破坏着，完成了地质史上又一次痛苦却又伟大的分娩！

何等炽烈！何等壮伟！在你们年轻的时候。

那么，请用你们的昨天度量，理解骚动中走动向创造的后辈吧，五老峰！

瞧，你们白发覆额的颅顶有一丛映山红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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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梦醒来是恶梦。麻醉失效后是更剧烈的痛苦。那几年我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井下杂活我已经适应了，一盒饭三口两口扒到肚里；下夜班在半尺宽的板皮上躺照样打呼噜；跟着赣南籍那批质朴憨厚的老工人，我学会了抽辛辣的喇叭烟，也学会了用粗话骂人；和抽调进矿的上海知青混熟了，我跟他们一起吹牛皮，学看相，还参加了一次赌博，输了八元钱，觉得对不起爱人、女儿、才洗手不干了。那时，我们大学生叫“4350部队”就是月薪43元5的意思。一到下班更难受，没有书看，没有报读。马恩选集、列宁选集、读了三遍后就提不起劲气读第四遍，铿铿锵锵的党报读了头痛。难得碰到放露天电影，赛似过节，早早儿找地盘放凳子，管他什么都看。光《地道战》我起码看过八遍。一个大雪初霁的晚上，听地质队放电影《智取威虎山》，地质队球场顿时人山人海，屋顶上，树杈上都是人。缩着脑袋跺着脚，在零下二度的冬夜里整整从七时等到子夜两点多，跑片才到。童祥龄有脸相更适宜演孙悟空，片子差，银幕上丝丝拉拉像下雨，那形象更不雅观。不雅观也观到底，直观到威武山红旗飞舞，老俵家公鸡啼鸣才罢休。复旦中文系毕业的我竟“饿”到这种地步，是好笑还是可怜？

1970年10月，我妈妈死于非命！接到“母病危”的加急电报，我似遭雷电。奔到办公室请假。坑口革委会裴主任似信非信地打量我好一阵，才说：“快去快回！”签了假条，我刚在拔脚，他又补上一句：“今天晚上还要上！假从明天开始。”我麻钝的神经已作不出反应，一级级办完手续。11点依旧赶到东风井推矿车。班上赣南老师傅很同情我，又怕我出事，说：“你歇着。早点下班准备走吧！”可正在争取“纳新”的班长只同意我提前半小时下班我吞下火、吞下气、和大伙一起下班。油泥没洗拎起提包赶九江，坐火车直奔上海。我在心里呼唤：“妈—你可不能走哇！”妈16岁结婚，40多年没吃香喝辣，没骑马坐车，像嚼枯草的母牛挤光了乳汁，挨够了皮鞭，只剩下不满90斤的骨架，好不容易把哥和我送上大学，抱上孙子、孙女，可以过几年不愁温饱的日子，怎么能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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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到家里，哥哥、嫂嫂佩带着黑纱。天！妈已经走了！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她是给大卡车撞倒在地，昏迷六天六夜后悄然离开去的呀！追悼会，我凝视着妈妈的遗容，我搡开携我的阿姨，我扑上去想多看她几眼，我凄绝地叫：“妈！你开开眼呀---妈！”妈不再理我了，嘴上留着我熟悉的苦涩的笑……

各方认定是司机的责任，得爸爸、哥哥和我都宽容肇事者的罪过。死的不能生还，让活着的活得好些吧。可是，在议及赔偿事项时，虹口区公安分局军代表却脸膛似冰，活像是我妈妈撞死了汽车。冷眼！训斥！把受害者和肇事者倒过了个儿。事后才明白， 这是因我是炮打中央文革的首犯之一。阶级斗争为纲，连死人也不放过！ 我吵！我叫！为我妈妈也为我自己！结果，尽管责任全在司机，也只赔偿了500元钱！

妈妈=500元！

这就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这就是全国一片红的中国人的价值？！我说的不是钱，而是由此表现出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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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我给摔出个大明白！誓死捍卫的林副统帅竟是如此下场的野心家！黄吴叶李邱竟是一帮阴谋家！我们“誓死”值吗？我们造反对吗？捍卫真理外壳下的谬误，斗争被涂黑正义，这就是经卫兵的功绩？——我为自己被欺瞒的灵魂伤心。

当年国庆中止了大游行。林彪集团的罪行公布了；林彪早在井冈山就是革命的怀疑派；抗美援朝是反派对；林彪的私生活糜烂透顶，怕水怕风怕光；吴法宪是草包；邱会作色狼……我相信。统统相信。但是，我气恼。克制不住的气恼。为啥？这批材料铁证如山，很多是历史档案。那么，明知是虎，为啥要养虎贻患？！党报党刊吹拉弹唱是帮故意作假吗？真是荒唐大愚弄！

我真该大彻大悟了。搞倒刘邓陶的人垮台，反过不该想想刘邓陶该不该倒？九届中央委员中，政治局委员有张春桥、姚文元，副主席王文洪。中央委员有王秀珍、陈阿大，连陈敢峰也当候补委员。这些人我个个认识，个个了解，当时除了姚文元、王秀珍，我个个反感。上海进京的如此，其他各省市就不是同类？呜呼！这样的新政权，这样的中央员会！

我不想老老实实认命当矿工了！我觉得自己可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不安分的血性又喧骚起来了！

批林批孔开始后，我针对武山狠狠整人搞得腥风血雨的现状，作了番偷偷的调查研究，写了一份长达万字的大字报《还裴××的庐山真面目》，把制造冤假错案作为重点挂上批林批孔的杠杠大加挞伐。内中也暗刺已上调的陈晓东。对这份大字报，我至今不悔！“文革”初期的大字报是蒙着眼睛说瞎话，这份大字报列举对群众专政的事实是我耳闻目睹。裴某作为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无可厚非，但错误毕竟是错误，且群众敢怒不敢言的淫威。

我的下场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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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看电影时上海知青与人斗殴。矿革会头头说：“要揪胡子的幕后人物！”于是，猝发的打架变成有预谋的案件。几个上海知青被集中训导，让他们揭发我是“幕后人物”他们怕了，“揭发了”。上海人本就没有闽、广人的老乡义气，何况他们年轻。于是，讲什么故事，学过看手相，和那个姑娘有过接触，看过什么书……条条相加，总结出五大罪状，在所谓“政策兑现大会”上向全矿职工公开宣布。

第一条，“恶毒攻击革命导师马克思。”因为我说过：“马克思年轻时为燕妮写过两本情诗，可惜看不到。”出处是拉法格的《马克思青年时代》。

第二条，“恶毒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我在批《天才论时》时说过：“毛主席也是中国革命造就的伟人。他年轻时也信过迷信，信过孔夫子、孙中山……”出处是斯诺的《西行漫记》。

第三条，“坚持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立场。”我和林老师闲谈时说过我炮打张春桥的原委，也说过我至今还有怀疑的话。

第四条“算命看相散布封建迷信。”我和上海知青一起玩看手相游戏，乘凉时也给几个同乡职工扳过手掌。

第五条，“传播黄色刊毒害青少年。”这是事实，《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我们播种的爱情》被抄出来，“铁证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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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整我，意料之中；如此整我，意料之外。

接着宣传布对我隔离审查，组织民兵三班看守，每班两人。审查期间发给生活费（工资的百分之四十。后来平反，这笔钱也没补发）。关了整整51天，我的心境不可能平静。怕，也有一点，我尝过阶级斗争的无情。但更多的是恨！恨这阴阳错乱罗织罪名以整人为快的不公道。

林芝的确是外柔内刚的女性，在我关押期间，来了四封信，言短意长，又寄了30元钱让我吃饱吃好。可怜的刚刚学话的女儿得了急性肝炎，住进了九江传染病院。我这是真有点后悔：我不该触怒上峰害得妻女受累。我请求告假一天去探望女儿，裴主任回道：“你的任务是斗私批修交代问题！”我实在安不下心来，“妈的！看女儿不犯罪。”豁出去了！当天下午三点半，我偷偷溜出矿区，也不敢在近处搭车。穿小道，翻山坡，步行两小时赶到九江镇县生机林车站，拦了部分大货车赶到九江。火急火燎冲进病房，看到正在喂药的妻子和一脸灰黄的女儿，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第二天，天没亮我就赶回了矿。居然没有挨整。我明白，掘进队领导黄炳绍、曹承葵一定庇护了我。在武山，他俩对一向持保护态度的。

矿革会蒋我的“罪状”上报公安局要求逮捕判刑。感谢瑞昌县公安局以“属教育问题”的批示驳回了上诉。我总算免了场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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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上访团，我没参加；批邓小平，我没参加。胆小了？不是！我正在安装属于我自己的脑袋。我需要冷静地思索，认真地反省。挥去迷雾，抹去血泪，探索我应该走的路。生活给予我如此多的甜酸辣涩，我不用它们来滋养自己的筋骨，我将对不起生活。

马克思说过：“把人们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人的内心世界；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锁链。”这简直是现代中国的现场素描。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灵给现代宗教的锁链套得太久了。

我需要心灵的解放！

我要做一个自主的人！

假如肉体的不自由能换得心灵的自由，我将毫不迟疑地说：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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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陨石雨、大地震……天怨人怨、地动山摇……周总理、朱老总、毛泽东相继逝世……天安门事件，粉碎“四人帮”……天人感应的惊人偶合，的确惊心动魄！

历史发生剧变，民族重现生机，我也踏上了新的道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随民族的兴衰而起落。这是真理。没有1976年，我仍将在黑沉沉的地下爬行；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不会写这篇自白的可能。

1979年，我才被宣布平反，销毁有关材料，补发“停升一次工资”的损失，但只补60%，说是应体谅国家困难。同时，保卫科阴笑着对我说：“你当时炮打张春桥大概是派别斗争吧！现在中央公布的材料你当时不可能掌握嘛。”我朝他冷冷一笑不屑一辩。我没有说我是炮打先锋、反“四人帮”英雄，可说我和张春桥是派别斗争岂非笑话。他们一贯正确，我们一贯错误。我预感到阴云未散，今后的日子不会是一马平川。天还是这块天，地还是这块地，霉腐的恶土不除，像×科长这类腻人的蜗牛还会孳生出来。孕育出“文革”风暴的风洞不堵，我们前面断难免雾雨雷电。

但是，我不是13年前的我了！春风拂过我，太阳照过我，浓雾缠过我，闷雷炸过我，暴雨浇过我！苦难和错误锻造了一个新我。这个我将抛去因袭的重负，无视暗角的冷眼，从浸透血泪的沉甸甸的黑土地上站起来，潇洒地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