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前言：崇祯自缢的历史追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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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皇帝修炼成油盐不进


　　皇帝修炼成油盐不进

　　不管万历帝你怎样隐居深宫，躲着众臣，也不管你如何从道德上否定直谏纳谏的样板魏徴、唐太宗君臣，众位文臣依然不怕罢官，不怕廷杖，不怕杀头，上疏直谏皇帝，而且言辞越来越激烈。
　　中国人大多 知道海瑞骂皇帝，"嘉靖嘉靖，家家干净"是何等的刻薄。万历十七年（1590）快要过年的时候，有一位臣子上疏骂万历帝之狠，一点也不亚于海刚峰。

　　这位老兄叫雒于仁，是大理寺评事。大理寺掌管刑事案件的最后审核，《明史。职官志》说："凡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狱讼，皆移案牍，引囚徒，诣寺详谳。"评事是个七品官，按理说你做好案件复核就行了，给皇帝提意见是给事中、御史这些言官的分内事，评事上书谴责皇帝有"出位"的嫌疑，即多管闲事。

　　在这份《恭进四箴疏》中，雒于仁毫不客气指出皇帝的病根是在"酒色财气"四方面，即嗜酒、恋色、贪财、尚气。这年是万历十七年，皇帝还不到三十而立之年，照理说正是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可自从张居正死后，憋了一口气的皇帝清算完他这位首傅帝师，就开始逃避政务，雒于仁说他当官一年多，才朝见皇帝三回。--他应该满足了，当时万历尚是壮年，还不算太懒，一个七品官一年还能见三回皇帝。后来的万历更是懒得出奇，三品以上的高官一年到头都不能睹圣颜一面。

　　雒说在外面闻见的理由是皇帝身体有恙，而我知道皇帝致病是由原因的。雒于仁接着分析："臣听说嗜酒就会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就会丧志，尚气则戕害身体。陛下每天面前摆着美味佳肴，沉溺于美酒之中，白天喝还不满足，持续到深夜，这就是病在嗜酒；宠爱十俊这类太监以开启佞幸之门，溺宠郑贵妃，不听逆耳忠言，摈弃忠直之士，太子之位久悬不决，这就是病在恋色；传旨索要财宝、搜取钱帛，有所进献则罢了，无所进献就怒斥，李沂（一个未进献的太监）被拷打的伤还没好，张鲸进献的贿赂又接受了，这便是病在贪财；今日拷打宫女，明天鞭笞宦官，罪状不明，立刻死在杖下，又心里痛恨直言敢谏的大臣，如范俊、姜应麟、孙如法等一经罢黜，就再不让人复官还朝，这就是病在尚气。四种病缠绕身心，哪能是药石可以医治的？！"

　　这简直把皇帝说成一无是处的混蛋了，最后雒于仁还搬出祖宗社稷警示皇帝："陛下独不思忠直之臣不利于陛下，不便于陛下的左右，却有利于祖宗社稷。"最后表了个态，说明自己是为大明朝为皇帝才敢说逆耳忠言："臣今敢以《四箴》献，若陛下肯用臣言，即使立刻杀掉臣，臣虽死犹生。"--大多数文臣喜欢摆这种矫情的pose，皇帝真听取你的意见，还杀你干什么？

　　试想一下，别说对皇帝，一个小单位里今天谁敢这样对上司说话？

　　雒于仁这份火药味特浓的"炮弹"送进宫里，皇帝看后的震怒可想而知，可正好碰到岁末要过年，简直让皇帝新年里添堵。大过年的，不便处罚他，万历将奏折留了十天。过完年万历帝准备给这位骨鲠之臣算账了，他召见申时行等内阁辅臣，把雒于仁的奏章给他们看完后，替自己辩驳一番，然后说要重惩这位放肆的臣子。

　　《明神宗实录》记载的皇帝言语多未经加工，所以有很多口语，和今天的白话几乎没什么差别，笔者直接引用这段话。皇帝给众内阁大臣诉苦道："他（雒于仁）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舞刀弄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他必相随，朝夕间侍奉勤劳……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所以用他，昨年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之在斗，斗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们也有童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如今内侍宫人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说都是杖死？先生们将这本去票拟重处！"看完这段话，觉得当皇帝的也满腹委屈。

　　此时首辅最难做，他不能和皇帝对着干，但如果不为这位直臣求情，传出去后将惹起物议纷纷。于是他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说："这个奏章不能发到外廷，否则的话外人信以为真。愿陛下对雒宽容，臣等传谕大理寺卿，让雒于仁辞职算了。"万历帝表示同意。不久雒于仁借病辞职。

　　首辅大臣这个和稀泥的办法，引起后人的责备，因为如此开了个恶劣的先例。在此之前，无论上疏内容如何狂悖，皇帝如何生气，但奏折的内容必须发给台谏官员讨论，那么公道自在人心，这对皇帝也是个约束。而从此后，皇帝将奏折留中，无限期扣押下来不予处理成为惯例。

　　朝廷多的是雒于仁这样的臣子，当皇帝的再怎样重处，还有人跟着后来提意见，如果动辄生气那就有生不完的气，渐渐地万历帝修炼出了油盐不进的脾气。

　　明末清初的张怡在《玉光剑气集》中记载：万历帝当皇帝年岁多了以后，习知人情。每见到台省上来的条陈，看两眼就说"这是老套子！"即使有臣子直言指责，全不动怒，很平静地说："这不过想沽名钓誉罢了。"许多文臣叹服皇帝的宽宏大量，而吏部尚书宋纁听到后大为揪心地说：对时事得失，言官做过激的评论，正要皇帝动心。宁愿皇帝对言官动怒，毕竟说明皇帝还有儆省。若一概置之不理，就如痿痹的疾病，全无痛痒，无药可医。

　　这位宋尚书很有先见之明，他说这番话，大约是雒于仁骂皇帝以后两年的事情。万历帝到了晚年，再来几个雒于仁这样的奏疏，也惹不怒他了，皇帝和他统治的帝国，真的得了无药可医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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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为册立太子君臣继续较劲


　　为册立太子君臣继续较劲

　　姜应麟于万历十四年，上疏请尽快册立长子为东宫太子，惹得龙颜大怒，被贬斥。当时朝廷许多官员上疏替姜应麟说情，其中包括礼部尚书沈鲤（字仲化，河南归德人）。万历帝看到朝野的舆论不利于自己，于是敷衍两句，说皇长子年纪小，身体弱，等两三年大一点再说。

　　这样的托辞，着实能看出皇帝的偏心。那时候医学水平不发达，即使是皇家，也未必能让子孙平平安安长大，但以此来推迟册立东宫，让人寒心。难道年龄大几岁，就能保证顺利继承皇位？朱元璋册立的太子朱标，以及万历的爷爷嘉靖最初册立的太子都在盛年时，死在父亲的前面。册立东宫无非是安定人心，杜绝了不必要的政治争斗，至于太子可能出现的病灾，这是谁也不能保证的，而且并不妨碍帝位的传承。即使太子夭折，自有其他皇子按长幼秩序递补。

　　臣子们把皇帝这句话当真了，所谓君无戏言。到了十六年九月，沈鲤上疏提醒皇上，陛下两年前所说的"俟二、三年"，现在期满了，请履行诺言。在皇上看来，这简直就等于年底债主拿着债务人的欠条，上门收账一样，大伤自尊，当然不高兴，太监也趁机说沈鲤的坏话。沈尚书被皇帝斥责一番，按照当年官员对皇上表示不满的流行方式：提出辞呈。照理这样为国本而争的大臣，应当被挽留，可首辅申时行讨厌沈鲤太耿直，不依附自己，在拟票时同意了沈的辞职申请。--一般说来，首辅草拟如此重大的人事任免诏书，事前应当和皇帝取得一致意见，皇帝照准，否则就显出君相太不和谐了，拟票的阁臣也很没面子。

　　怎知皇帝虽然不喜欢沈鲤这次请册立东宫的提议，但对他本人一直十分欣赏，看到申时行所拟的票，大惑不解地说：沈尚书是个好官，奈何让他离开？并且派太监上沈鲤家，暗示他不要辞职，皇帝很喜欢他。可这个人死倔死倔的，认为自己没错，皇帝要留自己为什么不明白说出来？因此说宫中太监的话不可信，坚持辞官回家。--他应当知道，皇帝如果下旨挽留他，等于承认自己错了，这何其难也。但沈鲤尽管常常惹皇帝不高兴，不知为什么一直投皇帝的缘法，回老家后皇帝一直念叨他，到二十九年拜大学士，入阁当了次辅。看来万历帝在对大臣品行才能的判断上，眼力不错。

　　皇帝不喜欢长子，但又不能明白地提出让郑妃所生的第三子即位，这不但违背了祖制，将会引起惊天的风波，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母亲慈圣太后还在，老太太一点也不糊涂。大凡母亲，往往不喜欢和儿子感情太过亲密的儿媳妇，像郑妃这样的人在老太太看来，几乎就是狐媚之人，而生育长孙的恭妃是自己身边的服务员出身，更靠得住。有一次她对儿子万历帝说，外廷议论该早立老大为太子，你如何打发老大？万历帝说，老大是都人（宫女）的儿子。意思是说他母亲的身份太低微。老太太说：你不也是都人的儿子么？母以子贵，哪分什么贵贱等级？这让万历帝无话可说，因为他母亲也是宫女出身，照他的理由，那么自己也没资格当皇帝。

　　因此，皇帝只能拖下去，拖一天是一天，心想没准会出现什么转机。因为名分一定，要改动起来就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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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较劲变成了赌气


　　较劲变成了赌气

　　沈鲤的去位，并不能让册立东宫的君臣矛盾得到解决。状元宰相申时行是个最会搞平衡的高手，他自然不会像一般大臣那样直白地逆龙麟，得瞅准皇帝高兴的时候进言。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万历帝在宫内召见申时行等内阁大臣，并让皇长子和皇三子出来和各位先生见面。--万历的次子出生不久就夭折，郑贵妃所生的三子实则就是次子，如果长子无份于储位，那就非他莫属。好比现在几位高级职员上老板家拜年，看到老板的儿女，照例要夸赞一番，申时行趁机恭维皇长子是块美玉，要早加雕琢，使之成器，并请皇帝早定册立太子大计。这种场合下，万历帝就算不高兴，也不能发作，耐心地向大臣们解释自己已有主意，并替郑贵妃撇清，说她也劝自己早立储君。--显然，只要早立东宫，只可能是长子。

　　但这仍然是皇帝在各位大臣的压力下，不得不委以虚蛇，他不甘心就此顺顺当当让长子当了太子。不久阁臣王锡爵、许国、吏部尚书宋纁先后上疏请皇上尽快选定接班人，并以引病辞职来施加压力。这些人可都是朝廷柱石，远非七品言官那样好打发。皇帝不得不表明态度，传旨内阁说，册立储君，按伦序已定，再等一段时间，侯旨意举行，到时候还得有劳各位爱卿决策。--这道旨意明确了按长幼伦序，但就是不直说将立长子为太子。

　　这道旨意刚下，第二天礼部尚书于慎行（字可远，山东东阿人）便上奏疏说，皇长子册立拖延至今，册立东宫的大事，是臣礼部的职掌，如果臣等不言，那便是有罪，请速决大计。这下把万历帝惹毛了，心想昨天我刚刚许诺按长幼伦序，你立刻上疏催促我，这不存心和老子过不去么？于是降旨说于慎行要挟君王，怀疑圣上，淆乱国本，难逃罪责，扣发薪水三个月。

　　堂堂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礼部尚书被罚，内阁大臣不能坐视不管。当时内阁四大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三位南直隶的同乡全在家休病假，只剩下资历最浅的王家屏（字忠伯，山西大同府山阴县人）在守摊，他替于尚书求情，皇帝得给他一个面子呀，派太监告诉他：如果廷臣不再上奏烦扰，准备明年举行册立东宫的大礼。若再有人提这事，那就等到长子十五岁时再说。--此年皇长子虚岁九岁。

　　这就等于万历帝拿自己朱家皇位传承的大事，和廷臣们赌气。你们越催我，老子就越推迟，看你怎么办。皇帝，发起了小孩子脾气。

　　王家屏这位老西可不像申时行那样圆滑，他知道皇帝是缓兵之计，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出尔反尔，便说口传圣谕，难以为凭，请皇帝为此颁诏天下，明示来年册立，而且当仁不让地为皇帝拟好了诏书的草稿。这摆明不相信皇上，让皇帝写保证书，皇上能高兴么，自然不答应这个要求。王家屏于是干脆把皇帝的口头保证告诉外廷群臣，心想这下皇上你不写保证书，我让大伙儿都来作证，到时休想抵赖。

　　皇帝本来是想把私下里把阁臣哄一哄，到时候再说。这下痛恨王家屏把自己架到炉火上烧烤，责问他为什么把给你一人说的话泄漏。王家屏回答得非常堂皇：如此事关祖宗社稷大事，哪能臣一人能定下来的？皇上又重罚了许多上疏请求册立的臣子，臣如果不能将皇帝许诺明年册立的德音传达给众臣，来冰释大伙的疑惑，就会被众人误解诋毁。--意思是说我这样也是为了大明江山，不得已为之。

　　碰到这样的大臣，皇帝还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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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首相成了风箱里的老鼠


　　首相成了风箱里的老鼠

　　张居正死后，申时行当首辅，采取的是走钢丝、搞平衡的为政方式。在清算张居正时，万历帝和多数廷臣的态度一致，因此申时行还能玩得转。可到了争国本时，皇帝和多数廷臣对立，势若水火，以"调和鼎镬"为己任的宰相如何能调和得了？首辅变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众臣们都还惦记着前一年皇帝说过二十年春季举行册立大典的话，到了万历十九年八月，看到还没啥动静，知道皇帝又在糊弄兄弟们了，于是大伙儿想提醒皇帝信守诺言，但害怕话说得太直惹怒皇帝。一位工部主事--六品小官张有德，想出一招巧妙地提起册立这个皇帝最烦的话题。他上疏请示如何准备册立的仪注，这理由很充分，因为重大典礼的仪注都归工部准备，当然得事先造预算、置办设备，怎能临渴掘井。万历帝便说臣工又故意用册立的话题烦扰他，于是就以上年的旨意为由：若有人再提此事，册立就往后推迟。命令册立再延期一年，并将张主事罚俸。

　　此时王锡爵已经以老母在堂需要奉养为由，告假离开了这个是非窝。还剩下三位内阁大臣申时行、许国和王家屏，联名上疏请皇帝来年春天册立太子。当时申时行生病告假，但次辅许国将他的名字列在首位。神宗看完奏疏很不高兴，问申时行，你怎么也和那些激扰的小臣一样？申时行便给皇帝写了一道密奏解释说："臣当时告假，事先不知道这事，圣上主意已定，张有德不明大计，望皇上亲自裁定，不要因小臣误了大典。"皇帝一看，觉得首辅体谅自己，很高兴，将密奏和其他奏本一起交给礼部。--皇帝批示臣下的奏疏，一定要交给分管部门归档保管，但密奏不在此列。万历帝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规矩，他此举也许故意让外面的廷臣看看首辅是何等地体谅皇帝，你们得以他为榜样。

　　这下可给申时行带来莫大的麻烦。以找茬为职业的礼科给事中罗大纮如获至宝，他上疏弹劾申时行，"申时行表面上附和众臣请求册立之议，暗中却与宫内交通合谋。"这就等于说堂堂首辅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那时候小臣特别是言官选择弹劾对象，官越大越过瘾，如果大官被自己弹劾辞职了，那么就在官场上扬名立万了；如果因此受到处罚，也就成为不畏权势的英雄人物。一个用钱买了个中书舍人--秘书局秘书的安徽人黄正宾，正想找件大事博出位，来争取被官场主流接纳，因为在重科举的明代，捐官者根本被人瞧不起。于是他也跟着上疏诋毁申时行。万历帝便将黄正宾廷杖，与罗大纮一起贬斥为民，这一赌他赌输了，买官的银子算是白花了，人家科举出身的被斥为民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受够了夹板气的申时行心灰意冷。他处在这个位置，不能像小臣一样直接和皇帝对立，小臣这样做可以邀名买直，而首辅处理不好和皇帝关系，那朝政就会乱套；可作为文官集团的领头人，他又不能为了取悦皇帝，而背叛这个集团，否则将身败名裂，连子孙也跟着挨骂。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挂冠而去，数次上疏请求退休，终于被批准。而擅作主张将申时行列在联名奏疏首位的内阁二把手许国，也没法呆下去了，请求退休回家。现在，内阁中的老人只剩下王家屏做了首辅，另外补充了张位、赵志皋两位新人入阁。因争国本使内阁大换血，其引发的政治地震不亚于现代国家内阁集体辞职。

　　缺了太极拳高手申时行的内阁，更没办法处理越来越剧烈的君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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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皇帝的批示被驳回


　　皇帝的批示被驳回

　　因争国本引发的君臣对峙，我以为到了后来，对万历帝而言，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让大儿子或是三儿子当皇帝了，他明白长子继承是几乎不可改变的结局。但他不能轻易向文臣们地头，你想呀，堂堂的皇上在文臣的压力下不得不就范，对于万历帝这样一个敏感而固执的人来说，多么痛苦。所以到了后来，事态越来越演变为赌气而较劲，一根筋的皇帝遇上一根筋的群臣们，谁也不愿意轻易认输。

　　僵局总得需要人打破，万历十九年工部主事张有德的迂回战术已经碰壁了，但有人再想出新招。二十年正月，礼科都给事中（礼部监察局局长）李献可偕同六科言官向皇帝上疏建议"豫教元子。"也就是说让皇长子正式出阁读书。皇子读书可不像普通子弟上学，随便找个私塾就行，太子和一般皇子地位不一样，其教育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太子，那么请的师傅必定是学问出众的大臣，教导他的不仅仅是识字明理，而重点是教导怎样做一个皇帝，也就是说，对太子的教育是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合二为一，就如当年万历帝自己被立为储君后，他老爸找了十几位品学兼优的大臣组成教师团。

　　李献可的奏疏说得委婉而有理，他认为皇长子十一岁了，豫教的典礼应当在早春举行。内廷尽管可以诵读经书，身边也有近侍辅导，但内廷的幽闭比不上外朝的清肃；内臣的忠臣比不上少师、少保的尊严。

　　万历帝是何等精明的人，一下子就看出李献可暗藏的玄机，如果举行皇长子正式受教育的典礼，就必定牵扯到皇长子的名分问题，请少师、少保级别的大臣来教导他，就是等于宣布他是储君了。

　　哼哼，小小的花招哪瞒得过朕？万历帝不能直接斥责李献可的奏疏荒谬，因为人家说得太堂皇了。皇帝便挑出一个笔误，李的奏疏中将"弘治"年号写成"弘洪"，照理说，一个饱读经书的朝廷命官，将先帝的年号写错，确实不应该。于是批示，以"侮君"的罪名将李献可降一级，调到京外，其他跟着上疏的言官每人扣发半年工资。

　　这处罚需要内阁去办理，可首辅王家屏可不像申时行，他认为李献可做得没错，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罚，毫不客气把皇帝这道批示驳回。这实在太不给万岁爷的面子了。在唐宋时，明确设立了宰相，并规定皇帝的诏书必须有宰相副署才能生效，所谓不经凤阁鸾台（即宰相）不能为敕。宋太宗时想任命一个官员，宰相不副署，他都不能堂堂正正用朱笔批示，只能"墨敕斜封"违法任命。明代朱元璋废除宰相后，内阁名义上只是皇帝顾问，自然没有副署的法定权力，但嘉靖以后，内阁权力日大，顾问变成了真宰相，但敢于这样驳回皇帝批示的，还很罕见。而且王家屏随后托病请假，不理政务。

　　紧接着，大学士赵志皋、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吏科右给事中舒弘绪、陈尚象、户科左给事中孟养浩以及十几位御史、给事中争先恐后上疏为李献可鸣不平，尤其是孟养浩更是指责皇帝不守信用，说话不算话，是罪一人而失去天下人之心。这就等于指着皇帝的鼻子叫骂了，万历帝面对这样的文臣，只剩下一个办法应对：廷杖。孟养浩被廷杖后罢职为民，其他官员各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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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皇帝也搞迂回战术


　　皇帝也搞迂回战术

　　言官们激烈地反对自己，万历帝并不惊奇，他伤心的是作为首辅的王家屏也动辄撂挑子，给自己难堪，于是派太监上王家训斥他不顾大局，让他尽快回朝办公。可驴脾气的王家屏就是不理皇帝的要求，一再上疏请求退休。万历帝没办法，总不能按着牛头强迫其河水，只得照准。在细节上万历帝做得比较漂亮，虽然恼火王家屏的行为，但还是派官员用公费护送他回山西老家。

　　只要进了内阁，就得代表文官集团说话，否则就可能有张居正那样的下场，因此被皇帝特恩批准不经廷推--即吏部主持公开讨论候选人进内阁的次辅张位，想到的不是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而是和众廷臣保持一致，照样三番五次上疏要求万历帝早日册封，行豫教礼。

　　万历帝真是伤心，提拔的人没一个为自己排忧解难，太令人失望了，于是召回了告病在家的王锡爵，坐上了他同年兼同乡申时行坐过的首辅位子。王锡爵敢于担当，办事果断，但他低估了争国本这件大事的复杂性。

　　因为皇帝曾答应在二十一年（1593）举行册立东宫大典，深知万历帝在这一问题容易反复的王锡爵，写了封密奏给皇帝，敦促此事。谁知皇帝回复他的手谕，耍了一个花样，不但不提当初的诺言，而且提出"待嫡"和"三王并封"的解决办法。

　　所谓"待嫡"，就是说根据祖制，有皇后所生的嫡子则立嫡，皇后没有生育儿子就立长子。如果现在将长子立为太子，日后皇后生了儿子怎么办？不如先将皇长子和三子、五子（次子、四子已夭折）一起封为藩王。如果以后皇后生不出儿子，自然由长子承继大位。

　　因为当时皇后才三十岁左右，还有生育能力。皇帝这次"迂回战术"看起来能自圆其说，但王锡爵一看皇帝的手谕，大为惊恐。他太了解皇帝这样说无非是找托辞，压根儿就是他不愿意痛痛快快让老大做太子。万历帝和皇后的感情一向不好，这也很正常，和皇后的结合，多是"包办婚姻"，所选择的皇后一般是出生清白、相貌端庄、性格贤淑，因为要母仪天下么，在美女如云的后宫中，比女性魅力，恐怕皇后是最没有竞争力的，皇帝自然不喜欢和这样的大老婆睡觉。明朝朱元璋以后，皇后生育儿子的只有孝宗的张后，所生的是那个荒唐透顶的正德皇帝。孝宗是个遵循"一夫一妻"的好丈夫，不近其他女色。这说起来是个好品德，但同样不免被后来的文臣议论，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祖宗社稷不负责任。如果孝宗多临幸其他嫔妃，就可能多生几个儿子。如此的话即使后来正德死后，没有儿子，也有亲弟弟即位，不至于将远在湖北的藩王儿子--后来的嘉靖接到北京坐龙椅，也就不会有"大礼议"那档子搅得朝局乱成一团的事情了。反正，皇帝怎样做，文臣都有说辞。

　　于是，"三王并封"的圣谕颁发到礼部，而整个朝廷立刻像炸了窝一样！

　　王锡爵为官以来，以刚直不阿著称。当年因张居正夺情事件，翰林吴中行、赵用贤被廷杖，正执掌翰林院的王锡爵找到权势赫赫的张居正，为自己的学生求情。此番皇帝出了个"待嫡"的馊主意，他竟然没能尽力反对，不用说和刚离职的首辅王家屏相比，就是他那位同年老乡申时行，看起来柔顺，而在立太子这件大事上毫不含糊，宁愿辞官也不无原则地顺从万历帝。大约王锡爵看到万历帝为册立东宫的大事，连续两任首辅都不为皇帝说话，自己再那样干，太伤皇帝面子了，不如先顺从皇帝，日后再慢慢斡旋。

　　廷臣们本来对皇帝册立东宫之事一拖再拖很不满，这下竟然等出了这样的结果。以往皇帝只是搪塞，推迟册立，但总给个时间表，现在竟然要将皇长子封为普通的藩王，而等待皇后生儿子，这就更没谱了。在大臣们看来，大伙儿被皇帝当猴耍了，于是舆情激荡，反对声不绝入耳。

　　光禄寺丞（从六品）朱维京上疏说皇帝"欲愚天下，而实以天下为戏也。"邢科给事中王如坚的上疏更加直白激烈，他历数皇帝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如何一次次失信，拖到今天，现在竟然要待嫡，质问皇帝："陛下言犹在耳，岂忘之耳？"并且讽刺皇帝，说古代帝王后宫没有偏爱，因此皇后多嗣，我朝以来，有几个皇后生儿子的？而且拿万历帝本人举例，因为万历也是庶出，王如坚反问万历帝，当年陛下六岁就被册立为太子，为什么没有和潞王（万历的同母弟弟）一起册封为藩王，而等待皇后生子呢？--那言外之意是：皇帝自己不喜欢皇后，所以才没有嫡子，如果多和皇后过夫妻生活，嫡子也许早生了，还要等到立皇后十五年后再生儿子？这几乎是指责皇帝的私生活了。皇帝没办法，处罚了两位廷臣后，后来还下了道旨意解释自己和皇后的关系好起来了，说去年中宫得了点小病，现在病好了又何朕在一起了。意思是说可以过夫妻生活了，生嫡子不是没可能。连和皇后之间的夫妻私生活也要向大臣说明，恐怕只有明代的皇帝了。

　　王锡爵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几乎所有的廷臣都在骂他不能阻止皇帝，开始他还为自己辩护，翰林院的庶吉士李胜芳一番分析让他感觉到，如果附和皇帝的待嫡、并封，几乎是在自掘坟墓。李胜芳理解王锡爵在搞迂回，巧借三王并封，实则想促使册立皇长子为东宫。但他分析道，一旦并封，册立就会更加推迟。先生在任时难以促成，一旦离开朝廷，别人当了首相，能像先生那样所愿那样促成皇长子成为东宫么？一旦不能，先生岂不是成千古罪人？王锡爵还在为自己解释，说当初给皇帝的密信中催促过皇帝册立，意思是说自己责任尽到了，以后出现变故也没办法。李胜芳反问他，这件事外面的人谁能知道？到那时天子还会将你的密信公布天下。--意思是说如果事有不测，你的黑锅背定了。王锡爵的门生更是提醒老师，如此做恐怕有灭族之祸。这用不着多解释，如果万历帝以后不立长子而立老三，必定引发政局动荡不安，所有的人都会归罪于当时的首辅王锡爵；如果拖到以后皇长子终于继位，当了皇帝的他会恨王锡爵当年支持父皇"待嫡"、"并封"，那后代的祸患恐怕不亚于张居正。

　　看到这一点，王锡爵感觉到自己的危机，为了一世清名和子孙后代，他也来了个大转折，明确表示反对皇帝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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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两败俱伤后朱常洛当上太子


　　两败俱伤后朱常洛当上太子

　　连开始替自己排忧解难的首辅王锡爵最后也反对自己，这下让万历帝意识到，固执己见，想要降伏整个文官集团几乎是不可能的。

　　皇帝终于让步，收回"待嫡"、"三王并封"的成命。但事已至此，万历帝还是不愿意痛痛快快册立长子为太子，还在想出一切办法拖延，憋了一肚子气的他就是不想让文臣们赢得轻松。

　　就如挤牙膏、压弹簧一样，在大臣的压力下，皇帝一步步妥协。二十二年，虚岁十三的皇长子朱常洛才得以出阁接受正是教育。二十九年十月，历尽波折，终于册立朱长洛为东宫太子，此时，他已经虚岁二十了。有了太子的名分，才能娶老婆，册立后第二年举行大婚，在寻常人家，当时也算晚婚了。因为天子家不如寻常百姓，普通的藩王和太子娶妻，那礼仪是差别很大的，名分不定一切都无从谈起。而且到了这时候，皇帝没法拖下去了，因为老大没有太子的名分，不能结婚；他疼爱的皇三子不可能在长兄面前结婚。他所有的皇子人生大事都会被耽误。

　　国本之争总算有了结果，朱常洛的教育和人生大事被耽误了，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整个国本之争，导致了君臣严重对立，相互不信任，万历帝对文官更加的不满甚至是痛恨。他晚年的懒惰，不见朝臣，固然和身体多病有关。但如果多加调养不至于常年没法接见大臣，根本原因是他烦这帮臣子。

　　朱常洛被册立后，"争国本"的风波并未平息，因为整个朝廷的政治生态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太子岌岌可危小心谨慎，郑妃母子虎视眈眈心怀鬼胎，皇帝心里不痛快在寻求逃避，廷臣们还在担心出现变故。后来的"梃击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朱常洛的短命，儿子熹宗从小失教只能对木匠活感兴趣，都和"争国本"的大风波有关系。可以说，"争国本"是导致明朝衰亡一件很重要的事件。

　　文臣们在这场战争中赢了，但是一场惨胜，君臣拿这个帝国的命运做赌注。

　　现在看来，立谁当太子似乎是家事，但在家国一体的明朝，这是最大的国事，文臣们焉能坐视？而且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整个帝国皇帝只是法人代表，一大帮管理人员--文官有自己的利益所在。董事长和管理人员必定有利益间的矛盾，在"争国本"的问题上，与其说是破坏制度和捍卫制度之争，不如说是决策权之争，争夺重大问题上谁的话最管用。看起来皇帝在权力上有绝对优势，可相对的是文臣们有道义的绝对优势。在道德治国的明朝，道义优势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没有公允独立的裁判机制和和平稳定的博弈体系的情况下，这种争斗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

　　有人也许要问，为什么康熙帝能两废太子，搞出一种立密诏等驾崩后才宣读这种完全皇帝说了算的继承制度？不是康熙本人厉害，而是时势异也，和明朝相比，清朝皇帝独裁专制得更彻底，文臣完全奴化，哪还敢像明朝那样和皇帝"争国本"？明朝君臣是在争谁更有发言权，清朝连君臣相争的土壤都铲除了。

　　援朝之战打响了

　　就在明朝君臣为立太子而闹家务事的时候，有两个人在打大明国的主意，一个是建州女真头领努尔哈赤，还有一个是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加上万历帝，当时东亚地区是三大政治领袖并存，怎知道笑到最后的是当时看起来力量最弱的努尔哈赤。

　　日本觊觎东亚大陆，几乎是"二战"以前该国数千年传统的国策，一旦羽翼稍丰，就会蠢蠢欲动，刀锋西向。而且日本每一次在国力迅速上升的历史转折点，一定要挑衅他们文化上的老师--中国，引发战争，且战争总在朝鲜半岛上打响。上一次和中国过招是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当时朝鲜半岛分裂为百济、新罗和高句丽，唐朝和新罗联军与日本和百济的联军在白江展开决战。当时日本刚经过"大化革新"，以为有力量和唐朝抗衡，而唐朝经过太宗朝的"贞观之治"，已经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二者力量相差太大。此役日军惨败，明白了两国的力量悬殊，退回列岛老老实实呆了900余年。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结束了各大名相互攻伐不已的战国时代，兵强马壮，又开始做起了西进大陆的迷梦。而此时明朝各种矛盾已经显露出来，国力不如洪武、永乐年间，早在嘉靖年间，日本列岛的流浪武士和中国海盗纠集起来，就可以横行中国东南，使日本有轻视明朝之心。

　　侵略中国大陆，必须先攻占朝鲜半岛作为跳板，这几乎是日本扩张计划的必由路径。当时丰臣秀吉计划攻下北京作为天皇的首都，而自己的指挥中心移驻到中国宁波，宁波是当时当时亚洲第一大港、国际贸易中心。这个家奴出身的枭雄要占据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胃口不可谓不大。

　　万历二十年（1592），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三员骁将，统兵二十万，于四月十三日在朝鲜南部的釜山港登陆，兵分三路，直指王京（今天的首尔）。这场战争，日本蓄谋已久，而且是倾全国之力。朝鲜承平日久，靠着明朝这棵大树，根本不修战备，在日本军队的进攻下，不堪一击。五月，王京失陷，国王逃到平壤，两位王子被俘虏。日本军趁胜北上，又于六月十五日攻占了平壤，朝鲜国王退到了中朝边境的义州，亡国在即，朝鲜国王一次次派使臣到天朝乞师，而且做好了请求内附的准备--即进入中国境内建立流亡政权。战火很快就要烧到鸭绿江，形势万分危急。此时，战局出现了一丝转机，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利用龟甲船重创日本海军，因此日军的粮草、兵力补充受到了影响，不得不暂时驻扎在平壤休整。

　　明朝接到朝鲜国王的求援时，自己正在打一场大仗。宁夏的蒙古鞑靼部落哱拜叛乱，波及到整个西北，帝国的精兵强将差不多全派到西北去平叛了。

分析家

第48节：第一次失败的和谈

　　第一次失败的和谈

　　明帝国不管自己有多大的困难，也必须出兵支援朝鲜国。原因有二：

　　一是出于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责权关系。明朝的十数个藩属国中，朝鲜对天朝最忠心，大约和明朝皇帝有朝鲜族血统有点关系，朝鲜对明帝国的制度文化也学得最彻底，对朝鲜，明朝皇帝真有自家人的感觉。人家朝贡不断，尊明朝皇帝为老大，老大自然就有责任为藩属国提供军事保护。二是朝鲜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他是大明的东面屏障，朝鲜要是沦于日本人手中，直接就威胁辽东，也就威胁到北京。

　　这场战争和倭寇骚乱东南沿海不同，倭寇只是图财，抢劫烧杀固然可恨，但政治目的不明确，对大明的国防安全影响不是特别大，而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是政府行为，大明焉能旁观？万历帝在处理立太子这类内政时，优柔寡断出尔反尔，但在处理外交、国防问题上，却毫不含糊，当机立断，派兵入朝参战。

　　一开始明朝对日本军的凶悍估计不足，两次派出小股部队，统领的军官级别也不高，这几乎是以卵击石。两军甫一交战，统兵的游击史儒在平壤阵亡，第二次交战三千人全军覆没，统兵官祖承训仅以身免。

　　初战失利，全国震动，万历帝立刻任命宋应昌为兵部右侍郎（国防部副部长），专门经略对倭战事，在全国广泛募兵征粮。他和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都是只会纸上谈兵、没有战略眼光的书生。这宋应昌是个大忽悠，据文秉的《定陵注略》记载，朝鲜战争刚刚打响时，宋应昌正在山东巡抚任上，山东半岛与朝鲜隔海相望，当然要做战争准备。这宋巡抚命令在沿海登州、莱州收购数万枚鸡蛋，别人问他有啥用，他说如果倭寇的船来了，我军扔鸡蛋到他们的船上，船板就会变滑，倭寇站立不住，将全部被我军擒获。--就这样智力的人，靠吹牛当上了专司抗倭的侍郎，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这宋侍郎对自己升官很乐意，但对打仗却害怕，这一点他和尚书石星一拍即合，于是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被提出来了。两位老爷派浙江嘉兴人沈惟敬去日本军营"招抚"，这沈氏一个无赖出身，家中有一个仆人曾经在日本呆过数年，沈惟敬从他那里听到一星半点的日本国情况，便俨然以"东洋通"的面目出现，说丰臣秀吉并无他意，无非想来朝贡大明天子，被朝鲜阻挡，所以举兵入朝。--这样的理由，是一种典型的天朝大国式意淫。可尚书、侍郎竟然相信了，将沈氏委以重任。

　　沈氏到了平壤，与小西行长会谈。看到明朝已经出兵，日本人觉得一下子吞下朝鲜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便哄骗沈惟敬，提出谈判条件，说如果明朝按兵不动，日军不久将班师，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南全部割让给日本。

　　这是牺牲朝鲜国的利益换取和平，而且对日本这样的国家，若不显示足够的武力，和谈是没有基础的。因此，日本的谈判要求传到朝廷后，廷议哗然，纷纷认为倭人狡诈多变，决不可信，朝鲜问题，不如速战速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