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日子

聊发少年狂

“休闲时间”续八

    说实在话，之从写了“韦小娥”就想停笔不写了，因为之后我觉着自己总会把“刻在骨髓”上的“鲜活”搞的浑浑噩噩了，差点分不出乡人的“逝去”和“存在”，让我惶恐，很后悔不应该去触碰那不知的“灵邪”。同学们劝我继续，并没完全动摇我停笔的本心，昨天曾和我一家的“小五子”打来电话，聊了很多，聊了很久，让我有了重新拿起了笔的信心，准备继续我的“休闲日子”，因为那些“日子”是我俩共同经历过的“难忘”。
    从68年下半年到72年，是我国因行政命令而产生大“迁徙”的年代。继“知青”成批发往农村后，69年“广播”“报纸”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同时在“报纸”和“《新闻简报》（过去总是电影院在放电影主片前放的简报片）”展现市民“代表”们不断向各级“革委会”表达“向往去广阔天地有所作为”的决心和渴望。另一种“移民风潮”也呈趋势地出现，那就是“全家下放”运动。发往定埠的“全家户”是从常州来的“常州鬼子”，其中夹杂许多“戚墅堰”的市民。
    那是70年初，元旦刚过，离春节还有整正一个月，那年春节是2月6日星期五，我们人三个（“邓府巷”已调走，去高淳双塔公社和他下放那里的哥哥在一起了，我们这家只剩我、小五子，“蓝园的”）是那年在村上过的春节，初二才回的南京，这是我们在村上过的唯一一次春节，所以印象深刻。那天全村男劳力（包括“西边队”和“东边队”）带着同样的“使命”到定埠“街上”接下放到村上的“常州鬼子”，接人人群中，当然也包括我们几个“南京鬼子”和“西边队”的“下放佬”。那次“常州鬼子”来的比较多，九个队全有名额，每户都是拖家带口的“拖累”。前面提到的带来“自行车”就是那户下放到我们队的中年夫妇带着四个儿女的家庭；而“西边队”则是一个更老的夫妇带着两个儿子的家庭。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冬天，早上差不多八点多钟接人的队伍就出发了，村上到定埠“街上”七里路，虽然我个人一直坚持认为应该不止七里，也许要更多一些，但是九点钟前也赶到公社。公社通知是“常州鬼子”十点钟前能到，但真正看到车来时也快下午一点了。来接人的乡人很多，“街上”全是拿着扁担和绳索的乡人，几乎将不大的“街上”挤破，就象遇上“庙会”（乡人叫“集市”的称呼）一般，有个“文艺”点说法叫什么“水泄不通”。江苏定埠那时仍没通车，到达的车必须绕道安徽郎溪定埠。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89年我去吃金海（小黑皮儿子）喜酒时，定埠才通了一条从桠栖到高淳的车，下坝到定埠之间仍无路可通，真正通车已是九十年中期的事了。
    69年底，也就是“邓府巷”调走没有几个月，公社的建筑材料终于下来了，因此队里为我们在村里搭建了一个土墙草屋，位置就在“少青家”后边。当初我们在小队屋并没住几天，我们是68年底去的，春节回来后，队长看我们住在小队屋与牛为伍，有点过意不去，冬天还好，到了春夏交替之际，以致来年冬初，牛棚猪圈蚊蝇成堆，非亲身经历过的人不敢相信，特别是黄昏之时，蚊子总会集于门前，“嗡嗡声”说是“打雷”肯定夸张，但说是一个恼人的“锣鼓队”道也恰当。说到农村的蚊子都是屁股翘的很高的那种，学名叫“虐蚊”，很少见到市里常见的身上带花斑的那种。“虐蚊”一般来讲，可以说是“个大蚊傻”，除非是我们睡着了，基本咬不到人，因为它咬人如针扎，一叮上就“奋不顾身”开吸，人们很容易在它叮上开吸时将其拍死，不象市里的“花斑蚊”那样“讲究策略”，“悄悄的进庄，打枪的不要”，因此能“偷袭”成功。经队里研究讨论，将我们搬到队里仓库居住。仓库同样是土墙草屋，只是比较大，房屋进深比一般要深点，与少青家大概相似；房间共有六间，这是准备堆放收好的稻、麦、油菜子等农作物以便于继续翻晒、收藏的地方。我们搬进去时，仓库仅剩下一些稻种，分别堆放在几个“物桶”内。所谓“物桶”，是乡人收稻子专用的工具，为厚木板做成，底为约2.5米左右的正方形板，四边各装上1.5米左右高的木框，顶的部份是空的，如果要用“平面图纸”做图的话，可看出“下底”和“上顶”存在一个“三角”，大约15度左右，象一个倒立巨大的“斗”。过去稻子（特别是早、中稻）基本不用“脱粒机”，而是乡人将收下来的稻子抓住稻子的下半部，用力在“物桶”内摔打，稻粒就会脱入“物桶”当中，“物桶”可在田里拖动，方便乡人就近脱粒；“物桶”放在家中，十分占地方，所以乡人在没有成立“互助组”（土改后最早的乡人联合种田的组织，一般为自发组成）、“合作社”（是土改后最早的由政府出面组织的农村生产分配机构，规模一般相当于后来的“大队”，现在叫“村”，是“乡”下一级机构，不同“自然村”）时，都是几家人共用一个，就象当时其它生产工具，比如“牛”、“水车”等。
    六大间“仓库”，我们两张大竹条床和我们各带的箱子放在其中真的有点“辽阔”感，队里搬来了一张桌子和几张条凳，多少填补了一些“空旷”，让我们平常写信、下棋、打牌也有了一个摆放依托。当然“仓库”是个注重防火地的地方，当然不能设“灶间”，所以还是在少青家做饭，直到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
    下放到我们队的“常州鬼子”在住宿问题上几乎与我们当初“如出一辙”，第一天被安排到“小队屋”，不同得是牛已被牵走，室内也被填上了土并被夯实，只是原牛棚二间仍然没有窗户，走进时比一般室内更加昏暗而已。
    尽管当时“报纸”“简报”铺天盖地宣传城市市民“渴望到广宽天地大有作为”一番，人们心里更如“明镜”，那“代表们”只不过是“喉舌”的台前工具而已，就象当初人们私下传的那样，“报纸”上除了“天气预报”是真的（误报不算），其它均当不得真，就象如今“专家”的“真知酌见”。下放户几乎都是“戴着帽子”来的，不论“原凶”和“连代”。“西边队”下放户“帽子”是“历史反革命”，“东边队”下放户“帽子”是“资本家”。
    “资本家”到村上来时年龄是48岁，1922年生人，属“狗”的，与我父亲同岁。是原常州色织厂“股东”（五三年国家对私营工厂进行国有改造，根据各个工厂资产规模进行评定，原资本家作为持股加入方评定各人每月应拿股份，这其实就是这个资本家的每月工资），所以是“带薪”下放，每月工资80多元，相当当时行政工资“十八级”水平，是那批“常州鬼子”少有的“高薪贵族”。“高薪贵族”叫“章宝华”，上海人，他的父亲也是“资本家”，也是搞“纺织工业”的，只不过仍在上海。“公私营后”，在上海的老爷子同样成为了厂“股东”，所不同的只是“薪水”与“章宝华”的是每月“股份”要高了许多而已。我见过“章宝华”的父亲，他到村上来过，是个沉默而有主见的老人，并不象“章宝华”那样莽莽撞撞性格，让人很容易认出“不怒自威”的难以接近。      
   “章宝华”个子不高，最高不过一米六左右，让一米八四的我很讨厌他总喜欢与我并排站立。“章宝华”的老婆叫“钟宝玉”，是个漂亮的女人，个子生的高高大大，总在一米六五以上，夫妇俩并排站立时，我总觉出莫明的“喜感”和“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感叹，以及“老天爷”在“配红绳”时“恶作剧”心态，（我这里并没有着存心去冒犯“老天爷”的意志，只是说明一个不辩的事实而已）。“章宝华”有三儿一女，分别为长子“章必遥”，小名叫“毛毛”、次子“章必运”，小名“运运”、长女小名叫“妹妹”，大名不知，幼子“章必坚”，小名叫“坚坚”。乡人总喜欢拿这个名子说笑，说“常州鬼子”太奇怪了，姐姐名叫“妹妹”，而弟弟名则叫“姐姐”。（乡人口音“姐”和“建”本是同音）。春节过后，这一家被搬到我们曾住过的“仓库”，原来的“仓库”也同时迁出搬入村外与我们建房时同时建成的新“仓库”，同样是六大间，边上还建上了“猪舍”和“鸭棚”，供队里每年春天后要新抓一批鸭子放养的需要。新“仓库”门前的“谷场”印象里好像比旧谷场大了更多，“小队部”又回归成牛棚和开会、记工分的地方，还是那张原有的桌子和条凳，一切如初。我轻轻的走来，又悄悄的离去，不带走一片云彩，只是每人带走了一饭盒“山芋糖”。
    “常州鬼子”下来后，并没有“享受”到我们初到村上的“礼遇”：队里请吃饭，让我们暗暗的“得意”了许久。估计上面本着“千万不要忘阶级斗争”的“宗旨”，对这些“帽子户”采取的是后来中国接待“尼克松”的“三不”那一套。

聊发少年狂

“休闲时间”续九


     队里不请客，但“精明”的“章宝华”却主动出击，第二天一大早就准备“宴请宾客”。被邀请的有大队支书“金头”，队长“老丝瓜”，还有其他队干部，比如副队长“德渭”、会计“金玉伢”等等，其中包括没任何“职务”的“宏根”。
    “章宝华”请“宏根”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来的路上，“宏根”亲口告诉他，自己是大队支书“金头”的亲侄子，是“金头”哥哥的儿子。
　　“金头”家过去是兄弟三个，老大“江湖佬”，（就是“宏根”的父亲），“金头”是老二，老三就是“生伢尼”。“江湖佬”是“东边队”一个整天“浑浑噩噩”地“鳏夫”，除了干活，其余时间总捧着他始终放不下的“旱烟杆”。“江湖佬”是“鳏夫”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宏根乌卖”已不在人世，多年前她已改嫁给了队长的二哥，就住在我们村旁边的只有20几户的小村，村子叫“博物园”，（有乡人讲，当年“严崧”就葬在哪里，我是断然不相信的，定是乡人“以讹传讹”，或是“乌龙”了其它名人），属于我们大队第八生产队，并且给“宏根”添了个“异父兄弟”，按理说那是串了辈了。按“杨家祠堂”排辈，“江湖佬”、副队长“德渭”、包括前面提到的“生和”都是属于“德”字辈；“德”字下面是“正”字辈，我们去的时候“强劳力”均是存在于这一辈，其中包括“宏根”、“大、小黑皮”、队长、“嫩伢”、“少青”、“珍宝”……“宏根乌卖”与队长二哥生的孩子只能和“东海”、“金根”论一辈，也就是说“宏根乌卖”给“宏根”生了“侄子”而不是“兄弟”。我认真问过，杨家祠堂排家时，“正”后面是什么，得到地答案令人失望，那就是“没有”。我清楚记得，当时坐在田埂上面对着同样坐在田埂上“迷惑不解”的我时，“德渭”副队长充满遗憾表情。
    我们见到“德渭”时，他五十出头，俩个女儿都已嫁出，儿子“玉和”五四年生人，比我们小个几岁。“德渭”也是个“鳏夫”，“玉和乌卖”我没有见过，只听乡人悄悄议论过她，说她在四十不到时得了“疯病”去逝。“德渭”是队里真正的“主心骨”，队里哪块田该种什么，以及护田保墒等农活全靠他指定。而队长相比之下，更象“指导员”的角色。“德渭”是个大子，一米八多，脸庞瘦瘦的，五十多岁仍然站立挺直，从没看过哪个乡人在他面前“嘻皮笑脸”，身上有种“不怒自威”的英气。
　　那几年，每到插完秧后，他总喜欢单独带着我去各块稻田查看秧情，一把铁铲，一架轻便“龙骨”，漫游在各块田埂上。他能准确的判定哪块田要灌水，哪块田排水，需要排水的地方便在埂上挖出缺口，需要灌水的地方则架起“龙骨”，将田边水沟里的水灌入，处处体现出一个农人侍候庄稼时的游刃有余。干的“龙骨”大概五十多斤，潮了水更重了许多，我总看他能举重若轻，轻松扛起，另一手操起铁铲架在“龙骨”底部，不紧不慢行走着田埂。我怕他吃力，劝他把“龙骨”换给我扛，他总不愿意，说“伢尼”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压到。看到稻田有缺水现象，“德渭”架好“龙骨”时，才是我“大现身手”的时候。讲了半天，许多亲们还不知“龙骨”是何物，我来解释一下。“龙骨”其实是一种简化版“水车”，它没有通常“水车”的上半部分，包括：支架，扶手，转轴，脚踏块等，动力也改脚踏为手摇。用木质做成，先用木板做一个三面的长宽均为四十公分（厘米）长三米左右的架子，架子两头各装上一个转轴；第二步是用薄木板做成刮片，（刮片形状有点考较，我也描写不出，也就不费力形容了，尽管这是水车的核心，大概和大水车用的一般无二），将刮片连接，穿过水车两头转轴，安上摇柄，水车就装好了，之所以乡人叫它“龙骨”，就因为和大水车相比，它只有“龙骨（刮片）”部分还有水车的样子。
    过去乡人总喜欢唱山歌，干什么活，唱什么歌。但并不象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歌声来表达“风情”。乡人不同，表达“风情”只有语言，没有歌声，如果是道学者们听见了一定会不屑一顾的说：有伤风化；现代女性听了肯定会用两个字直击本心：流氓。乡人的歌那调子怪怪的，总是每句起调时突然发一个高音，然后拖一个长长的接尾，声音逐渐转弱，再接着又是一个突发高音，然后再拖一个长长的接尾，声音再次逐渐转弱，再来一个突发的高音……我不知道如何去评价这些“山歌”，说实在话，我并不太喜欢听。我自己知道我的细胞中缺少参与的成份，仅是“欣赏”也许会说出点“三长两短”，参与绝对不行。比如那年广播里“轰炸”似的放“山丹丹开花”，我立马把广播线从喇叭上拔掉，我太不喜欢听乡人的山歌了，所以类似也被“连累”，乡人山歌起调就象那样“歇斯底里”，尽管“山丹丹开花”中“嘿哟嗳嘿哟”部份仿佛也有几分中听。
    “车水”也有歌，我也会唱，“德渭”教的。于是，稻田经常回荡我俩摇水的歌声，“水歌”其实没有什么内容，只为数数，是不是简单点吧。“德渭”在摇把推出时，突然发出高音“一个”，在高音渐弱时我和他一起完成“水啊”，然后又是“德渭”突发的高音“二个”，仍然是我在高音转弱时和他唱和“水啊”，周而往复，乐此不疲。一般根据稻田里水情来判断需水量，就可以决定摇入多少水，摇把一转为“一个水”，一般是“三百个”，或“五百个”不等。真正出现旱情，单靠“龙骨”就不行了，就要用到大水车了。大水车也唱“水歌”，一般一架水车站四个人，一人领唱，其余唱和。数数的目的是为了休息，比如车到“三百个”或“五百个”可以休息一下，或者换换人。车水者总也喜欢“捉弄”人，特别有新手出现时。比如我们初到村上那年，乡人在村口车水，叫我上来试试。“队长奶奶”事先告诉我，不管别人踩多快，只要脚看着踏板跟上就不会被“吊瓜”（乡人对车水者跟不上节奏被挂在扶杆上的专用嘲笑称呼），有了“队长奶奶”的告诫，我那次没有被“吊瓜”，暗自得意了许久，并认定，有“内奸”帮助，“鬼子”定能快速溶入外邦土地。
    “德渭”抽烟，每次休息时，总会拿起插在腰带上的旱烟杆或坐或蹲在田埂上开抽，仿佛烟瘾很大，每次都不能少于二、三十口，对我递给他的香烟从来不接，让我迷茫，不知是他自尊的傲慢还是对香烟不屑。他也会给我敬烟，前面我提过的敬烟礼节和程序都是他的“亲传”。乡人抽的“黄烟”其实很呛人，有点象“古巴雪茄”，抽惯香烟的人，很难适应。
    “德渭”年青时在祠堂“红枪会”干过，“红枪会”是祠堂主要武装力量，“会员”就象后来的“武装民兵”，不同的是“会员”使用的大多是“冷兵器”，比如刀、枪、棍、斧等等。我们初到村上，那些年轻一点的人总喜欢聚在一起探讨新学来的“拳脚功夫”，听说祠堂那边也有“拳师傅”专门教。拳法里有什么：“入门拳”、“上山虎”、“下山虎”；什么“板凳拳”、“大刀拳”、“绳拳”；什么“鲁智深一百零八棍”……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生根、嫩伢等那些当时二十来岁的人都热衷此道，总是喜欢在人前“卖弄”，我多次听他们在讲“下坝”粮库与“王家村”因交粮次序而争斗的“壮举”，尽管每次讲的争斗过程不同，但结果道也一样，就是用“扁担拳”打败了“王家村”人。“德渭”对当时村里“闹腾”的年青人“花拳绣腿”总是“不屑一顾”，我想他“红枪会”的经历应该有这点“资本”。我认真问过他祠堂如何“排家谱”的，他说：过去由族长牵头，召集族里有影响的人，选定一首“诗”或“词”，这就是后辈的“辈分排序”，问到“正”之后是什么，“德渭”摇摇头肯定地说：没有了，解放后，族长没有了，就没有“家谱”了。“德渭”说这些话时目光总看着游山头，不知在想什么。后来我听乡人说，族长作为“恶霸地主”，四九年被人民政府枪毙了。
    “德渭”两个女儿在我们到村上时已嫁人，大的那个嫁到定埠安徽那边的村子，经常回来，一回家总是把家里脏衣服、被子拿出来洗，一刻不停，见人总是笑，只是不太讲话。乡人说她是“傻”的，分不出“钱”的大小，我暗暗注意了很久，依然看不出“傻”来，我真心希望那仅是乡人的“以讹传讹”；二女儿很少回来，但我仍然见过，是个很漂亮的女人。乡人说她当姑娘时是个很活泼的人，看中了一个是我们大队看起来比较忠厚的年轻人，两人在公社宣传队有过接触。“德渭”不同意，把她嫁到“韦村”。73年村上都在传言她疯了，先是到那个忠厚小伙家里去闹，然后又到他们村上闹，被婆家人捆起来关在家里，但一得机会她就跑出来到那年轻人那里去闹。73年冬初，晚饭后我一个人在家无聊，便去定埠街上同学家去玩，路上就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迎面过来，擦身而过时看出是“德渭”的二女儿，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去，我道希望她是回娘家，那里才会有真正疼爱她的父亲。春节过后回到村上，乡人们告诉我她死了，死在一个路边小塘里，捞上来已肿的看不出人形了。那年她应该不到三十岁，或者应该更小许多，她经历了象她母亲一样的经历，只是更年轻了许多。
    89年那次到村上，“德渭”已经不在了，“玉和”也已经结婚，娶了一个从云南过来的“驼子”。大姐依然经常回来帮助做点家务事，只是没有“德渭”在时的那么多而已。

顾林

文笔不错！如果把其中某些细节和故事摘出来，可以写成一篇篇独立的散文。或投稿于报刊、或于网刊，先生看着办

聊发少年狂

谢谢顾林老师的鼓励．
其实我东西写出来后，就象找一些报刊、或网刊投稿，但于对其中如何操作途径并不知晓，所发非常希望顾林老师指点，引荐一下，衷心感谢

聊发少年狂

“休闲时间”续十

    “章宝华”请客请了队里的全部“干部”，包括“金头”，但真正出席的仅“宏根”一人。“金头”和队长可能受到公社的“暗示”，不可能去，他们俩不去，“德渭”就更不能去，凭他那“傲气”，参加我们初来队里时请吃就有点半推半就，何况“金头”和队长不去的吃请，在这个状况下，会计“金玉伢”也更不敢去。
    我不知道东道主当时是什么心情，特别要知道“金头”与他俩个兄弟（“江湖佬”和“生伢尼”）并不来往时，应该是欲哭无泪吧。只是“宏根”饭后表现出的比以往更加“神采飞扬”的“兴奋”，我断定他饭吃地是“比较愉快”的。其实我也知道，仅从“宏根”表情来判断问题本质是件不靠谱的事，但在没有其它“旁证”考量，只能故且论之。“宏根”性格应说随他母亲，不象“江湖佬”终日“浑浑噩噩”。在村里人眼是个“出类拔萃”的“不着调人”（乡人叫说话信口开河人的专称），我与“宏根”很少接近，总觉得他每句话都参杂95%以上的水份。比如当年他跟着“福明”（大黑皮三弟，因小儿麻痹症双腿萎缩，乡人叫他“瘫巴”，是这一带有些名气的竹编专业户（乡人叫“蔑匠”），当年主要编制“苕箕”、“菜篮”、“饭篮”、“竹蓆”等竹制品为生，近几十年“塑料”制品出现，已失去“用武之路”而改行开了个村上小杂货店）学了点编菜篮技术，就试着在家里编菜篮。
   “宏根”家那时在村子最东边，墙背后是小队会计“金玉伢”家，两房之间就是乡人通向水库的路。当年村上的“徽式”建筑房子，无论砖瓦或土墙草屋，除了材质一不样外，样式都大同小异。窗户相对都比较小，而且位置较高，一般人站在屋外看不到室内人，真要看就必须垫起脚来。瓦房一般都装有“明瓦”（指在屋瓦的部份装上一块透明玻璃，以提高室的亮度，后也给草屋装“明瓦”的，只是很少），草屋室内就比较昏暗，好在乡人很少有看书识字的，如果做需要光线强一些的活计，总是放在堂屋，大开着门，比如纺纱、织布，“福明”（瘫巴）做蔑匠活……再一个是乡人房屋只有一个大门，我在村上那几年，除了“瘫巴”家为方便与建在房后的“大、小黑皮”进出方便开个后门，再无第二家。村里现在大变样了，进村几乎找不到当年的样子，但是不建后门的风俗好象仍然没变，只是多了许多院墙大门。唯一保留的能看五十年前“迹”的“少青”老屋也因年久失修，于去年坍塌在“少青”十几年前建的楼房边。“少青”建楼房时比“大黑皮”家迟了好几年，当时旧屋仍保持没拆，紧贴着新楼并立，成了“少青”堆放柴草和杂物的地方，当年村上最高大的建筑在今天乡人眼里都算不上太高的小楼面前显得那样矮小简陋，让人唏嘘。这次我回村，看到坍塌的废墟已被清理掉了，旧址上已成了一片空场，“少青”准备在空场上再建一个与旧楼连接的新楼，尽管他俩儿子都在外地做生意，开着“大奔”，除了年节基本不回来。
    我说过我不是写小说的人，缺乏“小说人”那种“天马行空”和“信口开河”，于是便随手写点“杂记”；但我也知道“思维跑题”是我最大的“短板”，总不能集中思想专注一点，本想谈点“常州鬼子”的事情，就扯到了“宏根”，扯到了“少青”的旧屋，还扯到什么？对“宏根”的“篮子”。那天记不得是什么原因，无意经过“宏根”家门口，看见他打竹篮子，乡人叫“编东西”为“打东西”，有点好奇，于是停下来观看。“瘫巴”在家“打东西”我是“司空见惯”的，他那熟练的手法让人“眼花缭乱”，看不出所以然来，所以反而产生不出好奇感来“一发不可收拾”；“宏根”不同，他蹲在堂屋中一堆拿看已破好但不怎么整齐的竹条排列着，让人能仔细看出编织过程。“打”篮子是从底部中间开始的，用六根破好的竹条首先排成一个六边形，使其按一定顺序相互咬住，然后再在每个边增加一根竹条同样用一定顺序使其咬合，形成一个十二角型；用这种方法不断增加竹条，就可以编好篮子的底。底编好就要收边，就是把底边剩余出来竹条弯折过来，用一定顺序用折、排、压、编手段完成篮子中部，最后是上箍、锁边，装篮柄（篮子的提手）。这些程序我在“瘫巴”那里早已看的烂熟，技术关键是在六边形后每增加一次竹条的下一步编排，以及编到中部折弯的编织和最后上箍后的边。
    对于这些，“宏根”看来并没有完全把握，在编织篮底部份时，就出明显迟疑和返工，连我这个外行也能看出。说道这点，我发现我和一个老同学有点相似处：就是遇到技术问题就要钻研下去，（开个玩笑，说明这点，只是为我文章枯燥无味而作的调侃，仅为“图的一乐”，解眼下地尴尬），于是干脆拿个凳子坐下来看“局势发展”。在我面前，“宏根”对自己操作笨拙并无尴尬，反而接过我递去烟津津有味地开吸，“语出惊人”地对我说：是不是想学打篮子？我可以教给你，你打了篮子也可以拿出去卖，我不管，但你要教别人就必须要事先告诉我，要得到我的同意。听到他的话我抬脚就走，心里对李商隐那句“不知腐鼠成滋味”有了“惊人般地共鸣”。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后来看到“江湖佬”挑着十几只篮子去“街上”，但回来时还是挑着回来，只是后来从没听说过“宏根”“打篮子”。
    “宏根”是我们到村上后第二年结的婚，老婆叫“小翠”，两人有“夫妻相”，都是那种大脸庞，性格也相象，并没有“一个馒头搭块糕”的互补性，只是“小翠”在外面更“泼辣”些。结婚那年夏天，夫妻吵架后“小翠”喝了农药被乡人抬到下坝医院救了回来，之后“小翠”与人吵架总被当面骂：这里死人那里死人你喝了农药还不死。乡人“妈妈娘子”吵架总爱互揭伤疤，只论“前因”不计“后果”，细分析乡人那句骂人的话也是十分恶毒的，和俗话中“祸灾活千年”恶毒程度应在仲伯之间，只是后者仿佛更“文艺”点罢了。“小翠”喝农药的第二年生了个儿子，他儿子现在也了孙子，在他们原有的宅基地上重建了一座二楼，并围上了围墙，只是“宏根”两口子搬出在村口小塘边盖了两间小屋居住。这次去看见在塘边钓鱼的我，“宏根”热情的上来和我打招呼，只是一旁有了重孙的“小翠”与我擦身而过，就象初相识的路人。

聊发少年狂

“休闲时间”续十一

　　 “章宝华”请客的第二天到我们家来“拜访”，相互聊了几句无关痛痒地“营养话”也就没什么话说了，于是看到我放在一旁的“相棋”便提出下棋要求。我那时正是热衷相棋打谱的时代，自视棋艺甚高，对敢于挑战者总能放正心态，“一概藐视”。摆好棋盘棋子，大度请来者先走，互相礼让了一下，“章宝华”执红先走，互走到第五步，我似乎感到对手地老辣，收起小觑之心，认真应对起来。下棋方面，我有着“战略家”般地“精准”，能在“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于是每一步棋为求到位，使对手不能看出我下一步的“阴险”。一盘棋最终以“和棋”握手言和，我看出“章宝华”表情很满足，并约好明天再战。一盘棋下了近一个小时，送出“章宝华”，我迫不及待对这盘棋做了一复盘，希望找出对手的庇漏，以便再下时有更多胜棋机会，这是我当时的习惯，并能在短时间回忆出刚下过的棋，那时毕竟年青，四十岁后迷上了“砌长城”，很少下棋，“忆棋”功能也同时消退了。   
    我那时看得是小学同学家里的那本中国象棋书，书名叫什么记不得了。书本内容前面是入门常识，之后是技巧和分析，再后就是大师杨官磷和胡天华的实战棋谱和评析，很多是两个大师自评或互评，让人看得爱不释手，痴迷其中。复盘后，深信如有再次，定能杀得来者丢盔弃甲，不敢言战。尽管我遇到棋力相当的对手，换个人我肯定会十分开心，但如果还是“章宝华”就开心不起来，因为他有个十分恶心的坏习惯，让人无法忍受。我本不想说出来给大家添堵，但为了实事求是的说明过去，只能讲明，胃口浅的人可以绕过这段，免的把隔夜饭吐出来。“章保华”大概胃不好，不时会象牛一样会“返趋”，如果仅是打嗝，这也没什么，我常看到胃不好的人会打嗝，会吐酸水，这其实是件寻常事。不能忍受的是他将嗝出来的东西仔细吃下去，并在嘴里发出“叭扎叭扎”的咀嚼声，津津有味，这种声音，我们住在小队屋与牛为室友时，夜深人静就能听到，同样咀嚼声，同样津津有味。
    第二天，“章宝华”如约而至，看来“和棋”让他也很不服气，如我一样。棋盘摆好，依如昨日，“章宝华”和我东西向对，小五子和“篮园的”南北对坐，各坐一个条凳，八只眼睛全部盯着棋盘上的棋子移动，各怀心思，判断下一步棋子的走向。双方棋下的依然谨慎，只是相对昨天，速度要快了许多，下了多盘，互相胜负。前几盘时，我眼睛余光瞄到小五子已离开；后几盘时，“篮园的”也不在了。我以为他们离开是对我们的棋局不感兴趣，送走“章宝华”一问早已躲在卧室里的他们，才知是被“章宝华”咀嚼声“恶心”到了。那几天“章宝华”几乎天天来下棋，乐此不疲，于是我们每天吃过饭就自觉地离开家，仿佛逃难。
    前面讲过“章宝华”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比我们都大点，四九年或五零生人，66届初中生，为人比较精明，在村里几年里与我们走的不算很近，后被大队安排在大队小学教书，与同在大队教书的“南京女鬼子”恋爱结婚，乡人对他都不熟悉，也不太愿意搭理他（或者是他不太愿意搭理乡人），后来怎么样了谁也不知道。二儿子与我同年，性格与他父亲相似，喜欢与我们混在一起，特别是74年以后，小五子已调去外地，“篮园的”也因母亲身体不好再也没过村里，直到听说知青要返城，我写信叫他回来，已是75年底76年初的事情了。那几年“章宝华”二儿子天天混在我里，76年初，被县里安排在“农业银行”工作，一直与我有书信往来，后来是电话问候到91年。91年上半年我去村上，专程去了他家一趟拜访，尽管相貌没变，但我已看不出当年天天混在一起的“章必运”了，那年他正好是“官运亨通”的时候，他自己被“银行”提拔为负责“贷款”的副主任，他爱人（高淳圩乡人）在县政府“妇联”工作，也提升了职务，算副科。面对我“官调”打打地就象我是来求他“贷款”的，让我好不尴尬，他爱人到底是混官场的，尽管和我并不认识，仍然热情递烟倒茶，让我进退两难。95年我回村，听乡人说“章必运”出了大“庇漏”，他“贷”出的一大笔收不回来，“银行”已将其撒职，每月仅发生活费，专职追款。乡人对他“风评”很差，他每年都要村上为他弟弟修坟，只到“金头”家，因为那时“金头”的儿子“运河”曾同与他在“县行”工作，只不过“运河”是副行长，其于乡人一概不搭礼，让乡人恨恨侧目。女儿是五八年生人，应该是与她父亲同属，与“金头”唯一儿子“运河”同岁，到村上年后继续上学，在下坝中学读初一，与“运河”同班。“五八”年是高淳重灾年，当年乡人“饿殍”遍地，整个高淳“五八”年出生的人“凤毛麟角”，除“干部”不能。当年队长每天夜里带“顺美”偷偷去吃大队“干部”灶，才使“顺美”心甘情愿与原来丈夫离婚当了“队长奶奶”，能吃到大队“干部”灶的人很少，仅是大部干部，少数小队干部和其家属，乡人题起这事，总会愤愤不平，恨之入骨。
    前面说过，“前严村”全村姓“杨”，唯一一个“外姓”是“冬木”瞎子的招女婿，安徽定埠那边过来的“周义根”，所以生了孩子依然还姓“杨”。乡人说，其实五八年前，村上并不是全姓“杨”，还有一户姓“陈”的，就是“嫩伢”老婆“鸣凤”嫂子家，“顺美”当初就是嫁给“鸣凤”嫂子的哥哥，改嫁后，原来“姑嫂”关系变成了“妯娌”。后来“鸣凤”嫂子娘家全家离开了“前严村”，到什么地方去了，乡人都讳莫如深，于是我也没好意思问，也是：“埋骨何必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就象许多的“南京鬼子”就长眠在这片土地。
   “章宝华”小儿子到村上来时大概五、六岁，还没上学，先是整天跟着他哥哥、姐姐满村走，后来与村里孩子混熟了，于是跟着别人的小孩满村跑。那时乡人流行养鹅，春天就会有卖鸡、鸭、鹅崽的人来卖，乡人捉了回来养，一般捉鸡和鹅的多些，很少捉鸭的，鸭都是各生产队批量捉去，有专人放养，在各个大田里成群撒欢。乡人捉来鹅总是让家里小孩每天赶出去，到晚上天黑前再赶回来，一年下来，一般是元旦前后杀了用盐腌起来，然后掛着风干，这就成了春节饭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菜：蒸咸鹅。72年“章宝华”家也卖了七、八只鹅崽，让小儿子与村上小孩一起每天去放，孩子每天拿着一根小竹杆玩的十分开心。这时他们家已搬进村后那间仓库，“生伢尼”新盖了房子就与其房屋紧邻，不同的则只仓库大门朝东，“生伢尼”大门朝南。
    那年七、八月份，小孩放暑假期间，大约中午十二点一点不到时，人们都在午睡，“章宝华”勿勿推开我的门，大声叫喊：“建建”不见了，快帮我找找！吓的我一个激灵，拔腿就跟着出来，一边跑一边问怎么回事？“章宝华”说“建建”放鹅到中午吃饭时还不回来，于是就出去找，只看见家里鹅都在村后那个新挖的塘里，那根放鹅的竹杆也漂在塘里，只是“建建”找不到了。“章宝华”的叫声动静很大，乡人听见纷纷出来，等我赶可塘边，早看到“珍宝”他们几个已漂在塘里打捞了。“西边队”在这个位置修了一个“洋车沟”，取土后就形成一个池塘，新的池塘，四周光秃禿的并没长草，塘深三米多，呈铁锅形，一称“锅底塘”，入水后，最不容易站立，何况一个孩子。到了塘边，正准备跳入水中，只见“珍宝”已将“建建”从水中托出，小孩没有溺水者腹部肿胀状，围观的乡人纷纷小声议论：没救了。“金头”大女儿“凤英”在大队当过几天“脱脚医生”，根据她得要求，将队里一头牛牵来，将“建建”放在牛背上，背部朝上，两手垂下，然后拉着交叉摆动，并牵着牛慢慢围着一个圆心走动，一个多小时，换了几个拉手，“建建”还一动不动，没有呼吸。队长过来，劝慰哭成一团的“章宝华”全家：人死不能复生，准备办后事吧。他们家没有板材，队长让我把我的两个房门先借给他们打棺材，下次让他们还我。我虽觉不妥，但队长说了，也就应承了。村上“木匠”是现成的，孩子身体不大，两块门板也就够了，墓地就在“木头山”那边，下葬时“章宝华”没去，坐在门边傻傻的发呆，不理任何人。棺材入土过程很快，帮忙出殡的乡人已回来跳过火堆了，“章宝华”仍坐在门口傻傻发呆。他女儿打一盆洗脚水放在他面前，哭着劝慰：“建建”死了也好，早死早投胎，下辈子就不会到这里受罪了。话声刚落，“章宝华”放声大哭，哭得是一个“歇斯底里”、“挖心断肠”。
    队长当时担保的两个门板“章宝华”一直没还回来，就象事情从没发生。

斜阳

您的文字自从放到“醉里”可以说得到大家一致的好评。如果仅从行文上讲，写的确实不错，从里到外，从粗到细，写的都挺别致。但是读完后我总感觉好像有些高潮的东西还未出现。换句话说，您的文字还只是停留再在“水平面“上，似乎少了些“涟漪“和“破浪”，作品可以“叙旧“，但“叙旧“的目的在于“更新“。当然，如果仅是为了消遣和打发时间，这样写也无可挑剔。但是如果想着更进一步，那就要在作品的阅读适应性上下些功夫了。一味的“温固“或许可以打动一些“过来人“的内心世界，但是，“温固“的目的是为了“知新“。也就是说，文字如果长期停留过往的岁月，而少了对现实的驻足，那肯定是不会长远，也不会引起社会效应的。即使有效性也是暂时的。上了年纪文学爱好者，可能大都读过浩然先生的“三部曲。那可是曾轰动过全中国的名著，但是有谁还记得《艳阳天》，谁还记得《金光大道》，谁还记得《火红的年代》？不用说当今的年轻人，就算60岁以上的人有几个还能记得？恐怕寥寥无几。原因就是作品只是在诉苦叙旧，缺乏了对未来的思索；只是在“家长里短“上用情，缺少了对人生的探究。我个人认为，作品形成其实需要“不忘初心“，但是不忘初心的同时一定要紧跟时代，放眼未来。这才是写作的“使命“。

聊发少年狂

斜阳老师
　　谢谢你地鼓励和衷恳评定，我认真拜读好几遍，很感到的自己写的东西的“暮气“太重，这说明自己与当前时代存在的代沟短版．“温固“和“破浪”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我非常认定你提出的“作品形成其实也需要“不忘初心“，但是不忘初心的同时一定要紧跟时代，放眼未来。这才是写作的“使命“。“
　　《休闲日子》是2017年“国庆”回乡联想的许多鲜活和逝去者，在“同学群”中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归纳起来，除了人懒外，也是性格使然，趁兴而来，败兴而归，但心里总还是放不下的，所以重又拿起笔，上个月才基本定稿．因为2018年12月28日是我的“下放”五十周年记念日，也算对五十年前的心路历程所写些祭文。开笔后就逐渐感到“思想负担”越来越重，因为想起时总感到许多鲜活和逝去者伴随着我依然流浪在那里的青春想说些什么，比如德渭和他的女儿、比如韦小娥；比如老丝瓜、比如章保华……还有些不太想动笔但曾与我在村上时和我息息相关的人纠缠，比如大队支书金头和他的女儿凤英，比如大队治保主任杨玉春……我没去下笔，我恐怕与写完韦小娥后的那一种失落重现，我不太喜欢那样感受。很多描写“知青”的作品，总喜欢把知青当作唯一的“受害群体”，其实相比原注民就差的太多太远，不同的只是原注民“怒其不争”而已。   
    “上山下乡”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潮流，裹胁着许多象我一样的“知青”在其中漂浮。潮流中，是凡有点关系的人都是去当兵或者继续留校，或者后来去当兵、上学，以避开潮动漩涡，事实证明当时这些能游离潮动人与广大“知青”相比毕竟只能算作“小众”，但大多数人都是在75年底76年初的那批，大量返城，包括苏南、苏北的知青。也有极少数因各种原因没走成的，好象在76年底或77年初也走完了，比全家下放户均走的早一些，工作分配也算不错，很少有象北京上海种待业状况；当然也不排除有早在当地分配了工作并嫁或娶了原注民，成了真正“扎根”者。除此以外，还是有个别人没有走成，而是长眠于在这里，比如我同班刘长春，他的样子总会出现在脑海里，愉快鲜活；还有也没有走的成的，因为他们在服刑，比如在定埠街上打第一拳的“黑子”……
    《休闲日子》本是篇扎记，记录着那些年的锁碎和头脑里片断，当然会与现下重合，所谓“扎记”，是游离回忆和记述以外的另一种文学模式，是在纪实的基础上将自己或溶入或旁观于事件之中，并伴以客观评定，以表现我现在的所知所以，写出来目的就是“企图”与当年经历者共同回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回看一下我写的东西几乎全篇回顾，表现我现在的所知所以与现代存在很大代沟，不能不说落伍了．这是必须要引起我反省的地方，这也是斜阳老师交在我面前的一个大课题，我会好好地捉摸一下，已成稿的东西我仍会发上来，希望各位版主老师继续不吝辞f教，指正，衷心感谢


         

聊发少年狂

“休闲时间”续十二（1）

   “全家下放”与“知青下放”相比，动静不仿相让。与“章宝华”同时到村上的还有从戚墅堰过来的“黎老头”一家四口，与“章宝华”不同的不仅是同村不同队，这户落在“西边队”，另外是头上的“帽子”不同，“黎老头”的“帽子”是“历史反革命”。
   “历史反革命”相对“资本家”而言，“阶级烙印”仿佛更强烈许多，我并不是那种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马克思”的中坚，这里写“黎老头”而不象写“章宝华”能指出全名，只因为四十几年前常掛在嘴边的名字现在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但他俩个儿子的名字道还记得，一个叫“黎立三”，小的叫“黎锡生”，小五子替“黎锡生”取了个外号“小枪”，“深刻地破析”出该人其“本质”，通俗点解释，就是小一号的“清朝那什么（男人都有的，医生这管这个东西叫“睾丸”，我是“文明人”，不喜欢说“粗俗”的话，）汉朝的头”，因此得名，并且一直这么叫，直到离开村子。四、五十年前的事要全记起十分困难，不象乡人，时常见面，总是提起，已刻于骨髓深处。于是追问过小五子、追问过“篮园的”，同样不知道。“伟人”讲过：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为得就是怕忘了曾经，于是只好用“黎老头”代替全名，好在仍记得“黎”姓，是不幸中的万幸。
   “黎老头”是湖北鄂州江夏梁子湖那边的人，1910年生人，我所以记得，因为“黎老头”常把自己1937年在江西九江“警署”任队长时在蒋经国手下干过，并以与其熟识为荣耀，说的最多的是：“经国兄”与我同岁。“杜娘”了一下，“经国兄”1910年4月27日出生于浙江奉化，因此“黎老头”就应该也是1910年出生于湖北鄂州江夏梁子湖某处。之于认定其出生“湖边”一说，也是有根据的，“黎老头”多次说过其小时候湖边经历，说的最“玄幻”的是他五、六岁或七、八岁的时候在湖边坐在木盆里采菱角，亲眼见过一条巨龙从身边不远处的水底直串天际，能清楚看清金色的龙鳞有脸盆大小，我看出“黎老头”并非“杜撰”，说话时表情依然沉浸在事发时的“惊恐”中。
    “黎老头”可以说是“文化人”，从“国学”程度来论，应在后来的初三到高二这个阶段，他说过小时候家里条件所限，从没上过一天“私塾”，只是总爱跑到屋旁“私塾”去偷听，可以算“偷学成才”。“黎老头”记性很好，能整篇背颂象“破窑赋”、“出师表”那样的“文章”和朱元璋的“放牛诗”那样的“诗作”；能“如数家珍”般的说出诸葛亮“六出祁山”和“七擒孟获”的过程。自认为自己读过几本“史书”，能熟练背颂整篇“煮酒论英雄”的我，也不禁暗暗佩服不已。“黎老头”看我面露敬佩，便将“破窑赋”默写来给我，他的字重规重举，但肯定没有“临帖”地经历，应该也是“偷学成才”的。改革开放后，特别“网络”普及后，“破窑赋”在网上就能查到，这篇充满“宿命论”的文章竟然与“黎老头”抄给我的东西仅有几个字区别，何况网上就有几个版本。
    定埠“街上”“国营店（供销社）”那时也会卖些书，除《毛选》《语录》外也会卖些别的，比如“上海第一机械厂”出版的机械加工电工、车工、铣工、钳工、机械制图等。72年卖过一本郭沫若写的《李白与杜甫》，我买回一看，“怒火三千丈”，狗屁的文字，狗屁的文章。主席在“李”“杜”之间带有个人偏见，这是正常，芸芸众生，吃五谷杂粮，总会有点亲疏远近，但“沫若兄”为拍马屁而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实再让我“忿而拍案”。李白的诗狂放不羁，大开大合，一直受到后人追捧，于是后来为了当官，接受了叛王的封赏；杜甫一直生活在社会最下层，但仍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报国思想。这一切“沫若兄”一概不管，直是追着李白后面煽扇子，拦着杜甫头上敲棒子。“黎老头”见我买的书，尤其这本《李白与杜甫》爱不释手，于是我就把这本我很是不喜欢的书给了他，并把我为什么不喜欢这本书的理由毫不掩饰地告诉他。但是他却不被我的观念所动，因为他告诉我，他并不为“沫若兄”的评论去断是非，他是只喜欢书中那些“李杜”的诗，我当时真为他的话而警醒，这才真正的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看到“仓央嘉措”的小诗《见与不见》：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不舍不弃。来我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默然相爱，寂静喜欢。“黎老头”解放后，特别被扣上“历史反革命份子”“帽子”后，内心里恐怕一直存在“仓央嘉措”般的执着，只是存于内心，没机会倾吐而已，当然，我的分析不排除的我个人的“小人之见”。
    说实在话，我并不太喜欢“黎老头”所推崇的“破窑赋”，尤其在五十岁之前，但在内心还是不得不认可的。“破窑赋”例举了历史上多个名人的经历，说明“时也、运也、命也”关注着各个人的一生，“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全是“谬论”，试想一下，一个小老百姓的子女在“江湖”上行走能象省委书记子女那样“顺风顺水”？认命吧，该去半夜排队抢一个孙子上“公办幼儿园”名额你就得去，该省吃俭用准备为儿子买“学区房”就得省……这就是“赋”中说的：蜈蚣百足，行不及蛇；雄鸡两翼，飞不过鸦。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凌云之志，非运不能通。
    又扯远了，不能集中“文思”，信马由缰肯定是我最大的“短板”。

聊发少年狂

“休闲时间”续十二（2）

   　经历过多年“大风大浪”变得有点“狐狸”一样的“黎老头”并不是那种见人就会“滔滔不绝”信口之人，外人眼里他几乎是个“阿弥陀佛”似的人，他不象“章宝华”从没参加队里的活计，而是随社员共同劳动，因为他没有象“章宝华”那样“带薪”待遇，尽管他比“章宝华”大了十二岁，到村上来时已是50岁人了，好在他当时也算身强力壮，近一米八的个子，粗壮的身体象极了从“五台山”逃出的“鲁智深”。之所以能和我“聊”在一起，我认为首先是他儿子“小枪”总能和我们混在一起，再就是通过几次交谈，对我的“博学”心存“崇拜”（亲们，咱们都这么熟了，请你们满足我的小小的要求，就当没有“发现”我的“虚荣心”好了），于是话题也就多了许多，他多次对我说过，他和我是“忘年交”，我相信，从解放后就头上压着顶“历史反革命”帽子的人，能有人每次以平等的身份认真听他讲话，心情一定会是极度放松和舒畅的。
  　 “黎老头”讲过许多与“经国兄”的交往经过，37年“经国兄”刚从苏联回国，被当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接到江西九江任专员，“黎老头”当时在九江专区“警署”任小队长，参与过一系列“经国兄”提倡的“新生活”措施：抓赌、抓嫖、抓毒……讲的有声有色，呼之欲出。参照现在“警匪”片，加上“经国兄”在九江“新官上任”急需立威的心情，我估计“黎老头”的故事应该有“原形”的，就象我写的“乡人”们。他说过的一件事我认为可信度很高：为了抓赌，“经国兄”经常便服夜巡，身边就带着两三个人，“黎老头”就是其中必须的一个（关于“必须”这点我一直心存怀疑，就象坚信“黎老头”对我的“博学”心存“崇拜”一样）。那时是“国难”期间，人们晚上都睡的早，他们经过一座小洋楼时，看见一个卖馄饨小挑子还在忙碌，一问之下，说楼里人要了四碗馄饨，要赶紧送过去，但是送馄饨小挑子又没人照看，所以很是纠结．看楼里并没灯光，于是“经国兄”主动让小贩将托盘给他，帮他送过去。“黎老头”赶紧制止，想换为自己去，被“经国兄”拒绝，“经国兄”进门后果然看到楼上透出亮光，并传来“麻将”碰撞声和小声说话。于是低着头上楼，看屋内窗户全用厚厚的黑布堵住，所以屋外并不见光，于是不动声色地将馄饨放在各人面前，并在每个碗边放上一张自己的名片，转身下楼。第二天天刚亮，四个赌钱的人已到“警署”门口等着自首了。“黎老头”说那时“经国兄”在九江声望极高，远远超过省主席熊式辉。
　  “黎老头”说过他当警察的经过，他那时家里穷，十二、三岁到镇上一家较大的“水果蜜饯”作坊当学徒，因为手脚勤快，相貌英俊，礼仪贡顺，很得老板一家喜欢。老板没有儿子，只有三个闺女，岁数与“黎老头”相近，所以能当家人相待，并不回避什么，三，四年中在作坊中也算过得顺风顺水。那时大户人家的闺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与外面并没有什么接触，能接触到的年青人只有“黎老头”，意识中只当家人，没有其他，“黎老头”那时意识中也是这样，因些没什么“二门不入”禁忌，有事也会进出其间。一次，“黎老头”进二门后，看到几件稀怪的衣服晒在院里，很是好奇，这衣服说是背心吧下摆短了些，穿上后只能胸口以下，并且没有扣子，想不明白。刚好看到小姐经过，就问了起来，哪想几个小姐不但没告诉他，反而与他打闹，于是几人闹成一团，笑成一团。说到这里时，“黎老头”强调说：我那时“精血未破”，不醒人事（用现在话就是说还是“童男子”）。打闹动静有点大，其中难免有些肢体接触，比如拉、抱等，刚好被听到笑闹声出来查看的老板看到，被拉到厅中狠狠地训斥一顿，老板是文化人，礼义廉耻一番教训，“黎老头”说当时还不如捆起来打一顿来的要好一点，从此更加觉得“无地自容”，“没脸见人”。刚好那时外面“警署”招收警察，“警署”长官是一个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人，“黎老头”当时说的有名有姓的，我没记住，你想，我连“黎老头”名字都没想起，更不用提旁人了。于是毅然告别了老板，尽管老板一家劝其留下，但是还是去当了警察。之后随“警署”到了江西九江，再没回过湖北。抗战时，“警署”也参加了战斗，但这些平时只是维持城市治安的“准军事”部队，一接触日本人就被打散，后来怎么样了，“黎老头”没说，问了也不说，我知道应该是没什么“辉煌”显要好说的。解放后，“黎老头”卖过香烟，当过搬运工，下放前在戚墅堰开了一个面条加工小作坊，到村上时，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台摇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