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猪图腾》连载

耿于天

端木衡原本是来调查梅子迟及其‘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可没想到，一来二去，他们竟成了朋友，很快，端木衡又把梅子迟介绍给了季若云。
一聊起来，季若云才发现原来梅子迟还曾是自己的‘救命恩人’。那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季若云的父亲季勤先在一场重大政治风波中没能‘站稳立场’，被开除公职，全家人搬出市委大院，租了一间半小平房勉强度日。当时，季若云家就住在离禄米仓北巷不远的地方，是一条比禄米仓北巷还小的胡同，叫‘友爱里’。
禄米仓北巷一带胡同众多，星罗棋布地像迷宫一样，胡同里又以大杂院居多，一个院子里挤住着若干户人家，通常连门牌号都没有。如此一来，邮递员送信送报便成了问题，若送到家门口，且不说没个十年八年很难彻底熟悉地形，就算真对每家每户都了如指掌，一个人要负责几十条胡同投递任务的邮递员也耗不起那时间；但若只是把报纸、邮件都一股脑放在大杂院门口的信箱内，又会隔三岔五地出现失窃问题，搞得当地邮局很是为难。
那时梅子迟刚上小学不久，有一次，她偶然在课外读物上看到一则故事：在美国，有个叫达瑞的8岁男孩儿，吃早饭时，他父亲常常让他到院子里去取报纸（美国邮差通常只是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沿街边走一趟，将打包好的报纸、信件扔到每家的院子里）；达瑞从中看到了赚钱的机会，他和邻居们商量，每家人每月只要付给他1美元，他就会帮忙把报纸送到门口，这样一来，想边吃早饭、边看报纸的人就不用在天气不好的时候走到室外，每月1美元对于有固定收入的成年人来说不值一提，于是邻居们大都同意了这笔交易；后来，达瑞还‘发明’了很多类似的赚钱小窍门，到17岁时，他已经是个千万富翁了……
梅子迟很受启发，她主动找到当地邮局，将禄米仓北巷附近那几条胡同清晨送报的‘生意’揽了过来，邮递员不需逐家投递，只要把报纸统一送到她家，再由她提着报篮、分发到每家每户手上。梅子迟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很小时就是左近地区的‘孩子王’，每个院子里住着几户人家，各自姓什么叫什么，没人比她更熟悉。邮局正为此事发愁，求贤若渴，梅子迟只是个孩子，在报酬方面要求很低，她没有像美国那个叫达瑞的小男孩一样有成为千万富翁的野心，够每天喝瓶汽水就行。如此，两下里一拍即合，整个小学时代，梅子迟一直负责禄米仓一带早间的投递工作，这也是她之所以至今都能在街坊邻居间一呼百应的原因之一。
搬到‘友爱里’的季勤先虽然已经离开官场，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依然像过去那样关心政治，订阅了三、四份报纸、杂志，虽然没有了‘在其位’时的信息来源，但季勤先仅凭报纸上的新闻稿，照旧可以把握政坛的脉搏，季若云‘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本领相当程度上就是在这段时间中在父亲那里耳濡目染来的。传统上，报纸可分为‘日报’、‘晚报’两大类，‘日报’凌晨印刷、清早上市，以政经新闻为主，‘晚报’下午印刷、傍晚上市，以生活资讯为主，季勤先订的基本都是‘日报’，由梅子迟每天清晨送到家里。
那一天，梅子迟像往日一样提着报篮敲响季勤先家的大门，通常，习惯早起的季勤先很快就会来开门，可那天，任凭梅子迟怎样将房门敲到吱吱晃动，屋里就是一点儿声响也没有。放到平时，若遇到这种情况，梅子迟就会把报纸塞到门下离开，可唯独那次，她心中无端地升起一种不祥的感觉。
有些人相信‘第六感官’，有些人不信，但无论怎样，人类具有某种我们尚未完全认识的感知能力却是不争的事实，科学家们也做过很多相关实验，有兴趣的话，您也可以试试，比方说，某人熟睡之时，你悄无声息地走到他床前，不用说话，也不用触碰，伸出右手食指，直直地指着他的脸，说起来也真挺神的，大多数人过不了多久自己就会醒！
所幸，梅子迟是个‘第六感官’很灵敏的人，季若云一家煤气中毒的那个早晨，她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对劲，门是从里面锁上的，证明屋内有人，可砸了半天门也没人答应。于是，她找来邻居，最终撬开了房门，季勤先夫妇已经没了呼吸，但已到鬼门关前的季若云却因此捡回了一条性命。
正因为有了这层渊源，自打季若云和梅子迟认识的那天起，两人就毫不生分，聊了几次，发现还很投缘。从那以后，季若云没事的时候多了一项工作——陪梅子迟出车。
由于端木衡的缘故，梅子迟和她的手下没有在‘打黑运动’中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但她的工作却着实有几分‘黑’，因为她是名开‘黑车’的‘的姐’。
在平津，个人不能向交管、工商部门申请出租车营运资格，所有‘牌照’都掌握在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租车公司手中。说起来，开出租公司可是绝对的暴利，稍微算一笔账便会得知：每辆车每月至少四千元‘份儿’钱，车辆维修、保养、油费、税费都由司机自理；而且现在出租车公司里的车大都是‘双班制’，两个人一辆车，十二小时‘对班’，一人开白班，一人开夜班，这样一来，每辆车每月就是加倍的‘份儿’钱——八千元，一年就是将近十万；现在一辆车的成本也就10万左右，换句话说，只需一年，出租车公司的成本就回来了，出租车一般是八年报废，剩下那七年的‘份儿’钱，基本全是公司的纯利。
在中国，老百姓干什么都得先争得政府的许可，未得许可擅自行事就是违法，轻者受罚，重者坐牢，说得好听叫父爱主义，说得不好听就是把老百姓当小孩、当宠物养着。其实，不管得这么死天也塌不下来，201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有感于时下审批项目太多，就曾发出过疑问：什么事情都要政府管，让老百姓自己管就不放心，好像只有政府管才公正公平，老百姓自己就管不好……
很多人可能以为，凡事有‘黑车’出没的地方，一定伴随着混乱、无序，‘黑车’司机似乎都是骗子，上了他们的车就等于上了贼船。可实际情况有时并非如此，梅子迟‘趴活儿’的‘车口儿’主要是齐化区的几个地铁站，至少在这里，‘黑车’就被她‘治理’得井井有条，大家有条不紊地排成一条长龙，没人加塞，也没人为了争夺客人而打架，即使有纠纷，只要梅子迟出面、或一个电话，事情就顺利解决了。
季若云开始时有些不理解，为什么梅子迟出车要带上自己，车上只有那几个位子，多带上一个人，不就少挣一份儿钱么？后来，梅子迟告诉季若云，他其实是自己的‘护身符’，这里开‘黑车’的司机经常都会带上个熟人，因为每当有交警来突击检查时，判断‘黑车’的标准往往是看车上的乘客跟司机认不认识，如果认识，即使有金钱交易，也可以认定为‘搭车’或‘拼车’性质（同事、邻居之间‘拼车’也是要分摊费用的），如果车上的人谁跟司机都互不认识，那就对不起了，肯定是‘黑车’无疑。季若云听说后不禁笑了，他觉得这有点儿像嫖客和妓女之间的关系，警方‘扫黄’时，同样先要问嫖客和妓女互相认识与否，如果人家本就是熟人，即使被捉奸在床，也只能算‘通奸’，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内，一男一女‘通奸’虽然不合法，但也没有处罚标准，当然，要是人多的话就另说了，那叫‘聚众淫乱’，认不认识无所谓，都得蹲班房。
季若云很享受跟梅子迟一起出车的过程，尤其是‘排队’时，季若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看着梅子迟站在夕阳中，落日最灿烂的余晖撒在她那张棱角分明却又不失俏皮的脸上，让季若云有种很温暖的感觉，这种感觉对于很早就失去家庭的他来说，已经久违了。
有的时候，为了在排队等活儿时省点儿油，梅子迟不会将车发动，只是把手刹松开，自己在外面慢慢推着车一步步向前挪动。每逢这时，季若云便要下车帮她一起推，即使不能帮忙，能减轻点儿重量也好，可梅子迟顾及他的腿，只要季若云一上车，就不再让他随意乱动，有时干脆改到副驾驶一侧推车，让季若云想下车也下不来。
梅子迟曾问季若云，为什么现在油价这么高，石化公司还总说炼油赔钱，季若云告诉她，那是‘内部交易’的结果。以‘三桶油’中的‘中石油’为例，2011年度，‘中石油’自采原油1亿2000万吨，加工原油1亿3300万吨，相对于‘中石化’，‘中石油’的原油对外依存度并不高，每年只有1300万吨的缺口。按道理来讲，‘中石油’应该将全部自采原油都进行炼制加工，再外购少部分弥补缺口，可事实上，‘中石油’自采的1亿2000万吨原油中有6200万吨都用来外销，内部使用仅5800万吨，再外购7500万吨补缺。自己明明有油，为什么要卖掉再买别国的原油呢？道理很简单——为了转移利润！‘中石油’将利润转移至上游探采领域，造成炼油业务亏损的假象，然后据此向国家索要巨额补贴并作为成品油涨价的借口。根据‘中石油’财务报表中的数据，2011年度，该公司原油探采版块实现利润2219亿元，而炼油化工版块则亏损531亿元，申请补贴约300亿元，‘中石油’采油的平均成本大约为43美元一桶，2011年度国际原油价格均值为104美元一桶，销售毛利率高达近60%，这就是它2219亿探采利润的由来，而通过外购国际市场原油，‘中石油’炼油化工版块成本始终居高不下，531亿的亏损就这样产生了。其实，如果‘中石油’直接将自采原油用于成品油加工，其炼油版块完全可以实现近700亿元的利润，而上游探采版块收益则相应减少，不过，这样一来，那300亿的补贴就没有了，成品油也没了涨价的理由（同时也没法再骂美国垄断世界石油市场了）。
季若云发现，除‘黑车’外，一部分有正规牌照的出租车也会来梅子迟‘治理’的那几个地铁口‘趴活儿’，他们大都是‘慕名而来’，知道这里秩序井然，才敢过来分一杯羹，要知道，普通出租车司机通常是不敢跟‘黑车’抢买卖的。也正因如此，即使是交警，一般也不会来梅子迟‘管辖’的几个‘车口儿’找麻烦，既然相安无事，人家也乐得清净。
家猪由野猪驯化而来，野猪的表皮是黑色的，而家猪却以白色居多。其实，猪色从黑到白是一个趋势，过去的家猪也是以黑色为多，在中国，猪曾被称作‘黑面郎’或‘黑爷’，唐藏书家冯贽《云台杂记·蛙台》引《承平旧纂》曰‘黑面郎，谓猪也’，回民至今都用‘黑’字来代替‘猪’字。
猪的肤色之所以会由黑变白，归根到底是生活环境的改变造成的。野猪以山林为家，生活条件不怎么好，整天日晒雨淋，又没有‘真对得起咱这张脸’的大宝SOD蜜，只能自求多福。让表皮呈现出黑色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防晒方法，日光中的很多射线都是有害的，而皮肤中的黑色素则可以吸收这些有害射线（跟黑色衣服吸热的原理是一样的）、防止它们侵入深层体内，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种皮肤较黑，也是这个原因（如今，很多中国人都在拼命‘美白’，可皮肤过白不是什么好事，西方人认为古铜色或小麦色的肌肤显得健康，既是种审美心理，其实也很符合生理规律）。后来，野猪被人类驯养，驯化‘domesticate’的词根‘dom’来自古拉丁语，意为‘圆形屋顶’，很明显，猪圈都是有顶棚的，有了顶棚，猪便不用再受日晒之苦，可就没了防晒的必要，久而久之，原本黝黑的皮肤开始变得越来越白皙。
老子曾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这句话历来被作为道家消极哲学的代表，明明已经通晓是非，却故意要装成愚钝。其实，‘知白守黑’完全可以从更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人类需要‘白’，‘白’意味着文明、意味着进步，但在‘白’之外，我们要必须保有‘黑’，‘黑’是自由，更是尊严……

耿于天

十二、激素

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不同于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的汉唐，相对安定的两宋是中国封建史上最富足的时代，但您或许不知道，有宋三百年间，猪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同时达到了制高点。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代宫廷‘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只）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这个说法可以被宋宫御膳房账册中的记载引证，据相关资料，真宋时，御厨‘岁费羊数万口’，神宗年间，一年中支用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猪肉却只有区区‘四千一百三十一’，且大部分是用于祭祀，只看不吃。到了南宋末年，民间甚至连养猪都不大被允许了，周密《癸辛杂识》中曾说：‘癸己十二月内，村落后间忽传官司不许养猪，于是所有悉售之……’
不仅不吃，猪在宋代甚至具有了宗教意义。史学家、‘猪文化’学者黄守愚先生考证，宋人存在‘猪神信仰’，陈师道《后山谈丛》中云：‘御厨不登彘肉，太祖尝畜两彘，谓之神猪’。猪被请上神坛，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着’了。
时至今日，猪在中国文化中依然是富贵福禄的代名词，可以是象征意义上的，也可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近几个月来，平津市的猪肉价格节节攀升，从六、七块钱一斤一路涨到创纪录的十二、三块钱，几乎翻了一倍，养殖户们自然笑逐言开。
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一种‘藻香型’的‘贵族’猪肉，最值钱的‘臀尖’、‘上脑’、‘梅头’等部位居然能卖到四百多元一斤，厂商宣称肉中‘含DHA、低胆固醇、无药物残留、重金属含量微乎其微’。这种‘藻香型’猪产自海南某县，据说是每天‘在《费加罗婚礼》的乐曲中醒来，先吃点儿螺旋藻配茉莉花瓣早餐，然后去飘满清香的果林中散散步、到‘猪会馆’里健健身，累了就回到空调房里吸负离子氧…… ’当然，这种‘贵族’猪肉盯准的是所谓‘高端人群’，简单说就是有钱或有权的，且以后者居多。事实证明，消费‘藻香型’猪肉的顾客大都持有厂家预售的‘礼券’、而不是直接用现金购买，显然，没有人会先买‘礼券’、再拿‘礼券’来换猪肉，那就真成‘脱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了，‘礼券’是肯定是别人送的，谁送的呢？不说您也明白。
‘贵族’猪肉是给‘贵族’们吃的，这些人不在乎钱，肉价高点儿低点儿无大所谓，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就完全不同了，民以食为天，挣多少钱不重要，关键是这些钱能买多少东西。过去虽然挣得少，但物价也低，并未亏待了口腹之欲，可现在，一张百元大钞买来的肉可能还不够全家人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大家普遍感觉到‘日子不如以前了’，说起此事，平津百姓无不怨声载道。
清末文士李伯元所著《南亭笔记》中记载有一则‘皇帝与鸡蛋’的故事：据传说，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很喜欢吃鸡蛋，每天要吃四个（看起来皇帝的生活也不怎么样），当时，一个鸡蛋的市价不过是三文钱左右，可在内务府报给光绪的账目中，他每天吃的那四个鸡蛋却要总计花费三十四两白银（这个故事有相当的可信度，根据后来解密的账册资料，晚清时代，皇帝每年光吃鸡蛋一项就要花费一万两白银左右，一万两白银至少可以买三百多万个鸡蛋，合每天一万个，皇帝就算吃到会打鸣也吃不了这么多），光绪是个很懂得节俭的人，有一次，他向师傅翁同龢感叹：‘鸡蛋真好吃，就是太贵了，师傅您平时吃得起么？’翁同龢能成为一代帝师，其聪明程度可想而知，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内务府和御膳房在捣鬼、中饱私囊，他也知道这些人自己惹不起，只好敷衍光绪说：‘回皇上，老臣家中只有在举行祭祀祖先大典时，才能拿一个鸡蛋放在供桌上摆摆样子，平时根本连想都不敢想… ’
还好，平津的官员们不是曾经的光绪皇帝，得知猪肉价格一涨再涨，已经关系到民心士气，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市委市政府还曾经专门召开联合办公会讨论应对措施。
近二十年来，平津市一共经历了三任市长。头一任市长姓彭，彭市长是个老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都不会、也什么都不干，执政时期唯一的亮点就是实行了‘作五休二’的工作制度。彭市长在任时，平津市曾流传过一则著名的政治笑话：
一伙儿老百姓举行抗议游行，为首的两个人一个高喊‘打倒闵XX（时任平津市市委书记）’，另一个喊‘彭XX（彭市长）傻B’。后来两人都被逮起来了，法庭宣判：喊‘打倒闵XX’的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喊‘彭XX傻B’的死刑立即执行。后边那位肯定不服啊，说：‘凭什么啊，我们俩是因为用一件事情进来的，为什么他只判四年，我上来就是死刑，还立即执行，连上诉的机会都不给？’法官苦笑着说：‘小伙子，反正你也是快死的人了，我不妨跟你说实话了吧，你们俩虽说是一起进来的，但犯的事儿性质不一样，他说打倒‘闵XX’，这属于反革命，最多判四年，你说‘彭XX傻B’，这叫在公共场所泄露国家机密，逮着就毙！’
彭市长卸任后，换了个以雷厉风行著称的姬市长，平津百姓戏称：走了个傻子，来了个疯子。
朱市长上任伊始曾信誓旦旦：‘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刀山火海，我都会勇往直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还说已经为反腐反贪准备好了一百口棺材，不是装贪官，就是装自己。结果谁也没装，反倒是这位姬市长的儿子、女儿几年后都成了高官。
姬市长光荣退休后，平津市迎来了现任的包市长。包市长喜欢文学，遇事爱引经据典：谈到工作决心时说‘苟利国家生以死，怎因福祸避趋之’，谈到统一战线时说‘泰山不拒细壤，故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就其深’，谈到总结经验教训时说‘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谈到改革阻力时说‘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遇到困难时说‘莫道今朝春将尽，来年春色倍还人’，被误会时说‘人或加讪，我心无疵’……
包市长除了平时讲话喜欢旁征博引，偶尔还自己做诗，其中一首名叫《俯看大地》的诗作最为著名：‘我俯看大地，它是如此广袤、神奇，那生命的絮语，是我上下求索的动力，我俯看大地，它是如此富饶、旖旎，那奔波的足迹，是我永志难忘的心曲…… ’ 那年高考，平津市的作文题目正是包市长的《俯瞰大地》；后来，这首诗还被谱上曲，成了家喻户晓的‘红歌’。
与两位高高在上的前任不同，包市长一向以亲民形象示人，多次在公开场合袒露心扉：‘民心所忧，我之所思，民心所思，我之所行’，‘全市11个区县、159个乡镇、街道，我都去过，2782个社区、自然村，我去过2200多个’，‘每当我闭上眼睛，脑海中便会浮现出群众的欢笑、愁苦和期待，每当我睁开眼睛，就会开始思考该如何分享他们的欢笑、排解他们的愁苦、饯行他们的期待’，他还曾引用经济学家舒尔茨的话说：‘无论到什么时候，穷人永远是占大多数的，倘若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明白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道理。’
话虽然这样说，但包市长家却富可敌国，他老婆是平津最大的一家珠宝行的创始人，业内人称‘珠宝女皇’，儿子是国企老总，女婿是私营企业家，十年前就有私人飞机了。
既然走的是亲民路线，包市长自然也成为这一届班子中对猪肉价格最关心的一位，在肉价涨得最离谱的那段时间中，为平息怨言，包市长曾几次三番就此做出指示，要求必须通过‘调控’将猪肉价格‘实实在在地降下来’。可会没少开、话没少讲，肉价就是降不下来，包市长有点儿沉不住气了，他把市发改委、商业局的主管领导都找来，撂下狠话，限肉价在两周之内回落20%，否则一定严肃查办，别怪不念多年同僚的情分。
官渡之战时，曹军与袁军长期对峙，袁绍根基深厚，兵多粮足，可曹操这边却渐渐支撑不住了，眼见军粮只够维持数日。曹操召见负责为各营分粮的仓官王垕，让他用改用小槲分粮，王垕担心士兵会因不满而哗变，曹操满应满许，说出了事自己担着。没过多久，营内果然出事，吃不饱饭的士兵们要讨个说法，王垕慌了，让曹操拿主意，曹操却反咬一口，说王垕从中作弊，将其诛杀以安抚军心。
平津市发改委、商业局的头头儿们都读过《三国演义》、知道曹操杀粮官的故事，如今，包市长已经把大话说出去了，向百姓承诺猪肉价格一定能限期降下来，如果到时候不能如愿，市长位高权重，肯定不会因为这点儿小事下台，可自己作为主管官员就悬了，弄不好还会像王垕那样成为替死鬼。但肉价不是说降就能降的，更何况是限期降价，万般无奈，发改委、商业局的领导只能硬着头皮编瞎话，又给包市长安排了一次视察活动，希望能借此蒙混过关。

耿于天

那一天，包市长在众人的陪同下，来到平津科技大学，先接见了校领导，又看望了几位离退休老教授，垫场结束后，真正的重头戏上演了。时值中午，包市长突然驾临平津科技大学食堂，和同学们一起吃饭，市长见同桌进餐的一位大学生正在吃红烧肉，便问他这肉多少钱一份，学生说四块钱一份，包市长端起餐盘掂了掂，分量很足，没有半斤也有四两，市长很欣慰地笑了，说只有大家吃得好自己才安心。很快，这则消息登上了《平津日报》的头条，市电台、电视台也在晚间黄金时段的新闻中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结果可了不得了，从第二天开始，半个平津城的人都跑到平津科技大学食堂去买红烧肉，甚至有小贩将米饭、红烧肉外加一个素菜装成盒饭，卖给写字楼里的白领，一份十二块，坐地就是一倍的利，销路还巨好。没过一个礼拜，平津科技大学就盯不住了，那份红烧肉光原料成本就不止十块钱，短短一周之内，原本效益很好的平津科技大学食堂净赔了八万多，伙食科长引咎辞职。再这么打肿脸充胖子肯定是不行了，没办法，学校只好出面通告：食堂不对外营业，用餐时间校内以食堂为中心布置三层保安，所有肉类菜肴的销售均实施‘实名制’，每个学生每天只能凭学生证购买不超过两份……
这出闹剧搞得包市长灰头土脸，本打算将弄虚作假的相关责任人撤职查办，却不料，没过几天，猪肉价格竟然神奇般地降下来了。
此事的头号功臣是平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和谐办主任龚泽，他有个儿子叫龚诗扬，龚诗扬从小练习游泳，在市体校时与俞健曾是队友，俞健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还是龚诗扬替他谋了个‘志愿网络协管员’的位子。龚诗扬与俞健身材相仿，都属于四肢舒展、肌肉修长的类型，练游泳很合适，但这是相对于普通人来说，进了体校后，在众多百里挑一的好苗子的映衬下，两人的条件就算不得突出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龚诗扬和俞健的成绩开始被其他更有天分、更刻苦的孩子超越，到后来，俞健逐步退出了专业体育的行列，‘泯然众人矣’。
可龚诗扬却不愿意就此放弃，他找到老爸龚泽，希望能利用‘官二代’的身份继续练下去。那时的龚泽在平津还只能算是个中层领导，但托关系让儿子继续待在市游泳队却也不难，可问题是，队里可以为龚诗扬保留一个雷打不动的位置，却无法让他在成绩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毕竟，竞技体育讲究的是‘费厄泼赖（公平竞争）’，泳池里可不相信‘拼爹’。然而，吉人自有天相，就在此时，一个对龚诗扬影响深远的人出现了。
此人名叫史蒂夫·孙，听着像个假洋鬼子，而事实上，史蒂夫·孙应该算是个真洋鬼子，他的父亲是位老国民党员，当过厅局一级的官员，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他旅居大洋彼岸，成为美籍华人，后来又有了儿子史蒂夫·孙。史蒂夫·孙年轻时也练过游泳，成绩一般，退役后去医学院混了张文凭，在某游泳俱乐部谋了个队医的差事，史蒂夫·孙的医术很平庸，却有一手‘绝活儿’，很精通药剂学，中西结合，只要吃了他给的‘大力丸’，运动员的竞技水准一定能在很短时间内产生质的飞跃，不用问，这‘灵丹妙药’肯定是兴奋剂。
凭着这手‘绝活儿’， 史蒂夫·孙很快从队医变为教练，还曾经培养出数位著名选手。可后来，这家伙终于玩火自焚了，在一次全美级别的重要比赛中，为了让偶感身体不适的运动员取得好成绩，史蒂夫·孙居然选择使用兽用兴奋剂，冠军倒是拿下了，可比赛刚一结束，那位吃了‘大力丸’的运动员当场就昏了过去，索性抢救及时，否则这人命官司史蒂夫·孙算是吃上了。虽然侥幸没出大事，但史蒂夫·孙使用兴奋剂的秘密终究还是东床事发了，他本人被处以终身行业禁入，多年来得到的奖金也都被没收殆尽。
史蒂夫·孙很生气，‘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一咬牙一跺脚，他‘毅然’回到了祖国。虽然不像当年被四名美国飞行员（也有说是十一或十三个）换回的钱学森那样光彩，但史蒂夫·孙依然受到了应有的礼遇，反正他也没别的能耐，被顺理成章地安排到平津市游泳队执掌教鞭。来到平津后，史蒂夫·孙改了名字，叫孙拳拳，拳拳报国心之意，又更换了国籍，彻底和美帝国主义划清界线。
平津市游泳队的成绩原本很一般，在国内也只能属于中下游水准，可自从孙拳拳来了之后，果然是远道的和尚会念经，平津市游泳竞技水平直线上升，涌现了不少摘金夺银的好手。不说您也能猜到，狗改不了吃屎，孙拳拳成功的秘密肯定还与‘大力丸’有关，但他本人却不以为然，在孙拳拳看来，兴奋剂和营养品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再者，兴奋剂与反兴奋剂本就是一对辨证统一的矛盾体，被查出来才叫兴奋剂，只要没被查出来，都属于‘擦边球’的范畴。
在孙拳拳麾下的众弟子中，龚泽的儿子龚诗扬应该算是最‘成功’的一位，他主攻中长距离自由泳和混合泳，在这些项目中，技术、速度、力量都不是最重要的，只要耐力过硬，别的都好办，而耐力，恰恰是兴奋剂效果最明显的领域。孙拳拳为龚诗扬成立了专门的‘营养团队’，成员都是他从各科研院所网罗来的药剂专家，专门研究那些适合龚诗扬、且不易被发觉的‘特殊营养品’。在孙拳拳的悉心调教下，龚诗扬的竞技水平飞速提升，十年间，不仅在中长距离自由泳、混合泳项目上称雄平津，还曾多次在国内外重大赛事上创出佳绩，甚至引起了国际游泳界的关注，被誉为‘平津海豚’（中国人很喜欢用‘豚’来命名动物，海豚、江豚、白鳍豚、河豚的通用拉丁语名都和‘豚’无关，但到了中国，全成了猪的‘近亲’，海豚、江豚等是因为口鼻部突出，像猪鼻子，河豚是因为遇到危险时将身体充满水和气，像只圆圆胖胖的小猪）。不过，每逢龚诗扬到其它国家参加比赛，孙拳拳都不亲自陪同前往，只是留在平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道理很简单，虽然他改了名字、换了国籍，但人还是那个人，在国内没人管他，可到了外面，终身行业禁入还是有效的。
经孙拳拳和‘营养团队’多年的升级换代，现有的反兴奋剂技术根本检测不出‘大力丸’中的违禁成分——某种十分罕见但非常有效的内源性肽类激素，龚诗扬在若干次常规或突击药检中均顺利过关。这就像电脑杀毒软件一样，没查出来不代表没有病毒，也可能是病毒种类超出了杀毒软件病毒库的存档范围。
然而，纸里终究包不住火，不久前，龚诗扬和‘大力丸’的秘密败露了。
龚诗扬这次出事，与‘大力丸’的技术水准无关，完全是他‘自作孽，不可活’。上个月，龚诗扬到位于东北某省的D市参加一场全国规模的游泳赛事，再次取得佳绩的他很亢奋，晚上睡不着觉，决定到风化场所去消费一下。东北小姐的大名尽人皆知，全国各地红灯区的从业人员，相当部分是东北贡献的，‘贸易顺差’尚且这么大，本土的风化场所自然更名不虚传。龚诗扬平日里少有‘放松’的机会，此次‘天时地利人和’，当然要充分把握。那个晚上，他和三位东北妹子一连折腾了四、五个小时，那几位都是既有本钱又有技术的实力派，到凌晨两点多时，龚诗扬就有点儿吃不消了，渐渐招架不住的他忽然想起了孙拳拳给的‘大力丸’，既然比赛时能用，干这个估计也能‘触类旁通’。您还别说，‘大力丸’确实管用，在激素的作用下，龚诗扬如虎添翼，又将对手们杀了个人仰马翻。
通常来讲，每次比赛前，龚诗扬最多也就吃一到两枚‘大力丸’，可这回，意犹未尽的他却接二连三吞了将近十颗，‘是药三分毒’，任何药品在实验阶段都要进行‘极限剂量’测试，倘若超过了这个剂量，就算是感冒软胶囊，也一样能吃出事来，更何况是‘大力丸’呢。刚开始时还行，吃了‘大力丸’的龚诗扬龙马精神、意气风发，可后来，随着药量的增多，他先是满嘴胡言乱语，进而神智恍惚，到最后，一边浑身抽搐，一边发出阵阵鬼哭狼嚎。见状，三位小姐中的两个都被吓跑了，剩下那个也不知是有职业道德，还是良心发现，亦或是贼不走空（龚诗扬还没给人家结账呢），非但没跑，还报了警。警察来的时候，龚诗扬已经慢慢平静了下来，在派出所睡到天光大亮，体力渐渐恢复，所里的医生给他做了初步检查，倒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就是有些心肺功能透支，按常规，罚点儿款，教育教育，就可以放走了。

耿于天

但那个经办此事的民警却不打算就这么轻易地饶过龚诗扬，他是个体育迷，一眼就认出龚诗扬是刚刚参加完比赛的运动员。这些年，平津市游泳成绩的快速提高引来了很多在此项目上有传统优势的省市的不满和猜疑，此次比赛中作为东道的D市也在其中。这个民警历来就看龚诗扬不顺眼，见落到自己手中，就想好好为难一下他，再加上听那个报警的小姐说龚诗扬曾服用某种神秘药丸（搜查时没找到，已经被吃光了），便感觉这里面可能有蹊跷。龚诗扬醒来后，民警第一时间进行了详细盘问，只会游泳的他本就是个绣花枕头，哪见过这阵势，没过多久，就顶不住民警的‘政策攻心’了，加之‘大力丸’的效力并没有完全褪去，神志多少还有点儿恍惚，于是，从嫖娼说到比赛，再到孙拳拳和‘大力丸’，把这些年来的事情交代了个干干净净。
这下问题可就严重了，民警通知了D市体育局，体育局高度重视，联合了不少兄弟省市，将此事汇总成一个书面材料，报给上级体育主管部门，联名的各体育局、运动队群情激愤，他们在游泳、尤其是中长距离自由泳和混合泳项目上被平津压了好几年，总感觉这里面有问题，如今真的抓了包，当然不能善罢，大家要求务必严肃处理此事，否则绝不甘休。消息传到平津，不光市游泳队和体育局，连龚泽都慌了：往小里说，龚诗扬一世英名就此报销，其实他原本也快到了该退役的年龄，龚泽已经安排妥当，先到市体育局做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之后逐渐找机会往上一步步爬，现在看起来这些计划可能都要泡汤；往大里说，龚诗扬是自己的儿子，他出了事，龚泽的仕途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现在的龚诗扬，就像陷进了流沙或沼泽中一样，眼看着缓缓下沉，越挣扎沉得越快，龚泽若不出手相救，儿子的前途就完了，若出手，搞不好自己也要搭进去。
然而，令龚泽没有想到的是，孙拳拳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却一点儿也不慌张，反倒很有种‘佛塔在掌镇心魔，心清性善自吉祥，任凭惊涛骇浪起，我自稳坐钓鱼船’般的大将风度。‘多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我们全家人到了纽约，野火呀烧不尽在心间，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别人土地上我成长，长大以后是龙的传人，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的擦亮眼… ’孙拳拳虽然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但回到平津这十年，早就使他彻底入乡随俗，到底是龙的传人，虽然中文还说得不太利索，但他却已经对在国内处理问题、应对危机的手段了如指掌。孙拳拳告诉龚泽，在国外，只要运动员使用了可以提高成绩的违禁药品或成分，甭管你是自觉自愿的，还是无意、歪打正着甚至是被胁迫的，都一样要接受严厉处罚，根据国际奥委员颁布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运动员及其辅助人员须对其服食的所有药品、食品负完全责任。但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有‘故意’和‘误服’之分，孙拳拳已经通过私下渠道了解过了，倘若龚诗扬可以证明自己是‘误服’兴奋剂，最多也就是禁赛两年，反正他也该退役了，禁不禁赛区别不大。但如果是‘故意’使用兴奋剂，那可就糟糕了，禁赛期至少四年，且近些年取得的各种成绩、奖项也将被悉数取消。这对于龚诗扬显然是致命的，他退役后之所以可以到市体育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当副主任，除了龚泽的因素外，曾经取得的嘉绩也是不可或缺的资本，禁赛、罚款都不要紧，关键是成绩不能取消，否则这些年就全白忙活了。
龚泽是老江湖了，一点就透，想证明儿子龚诗扬是‘误服’兴奋剂，乍看上去很难，可细一盘算，倒也并非不可能。龚泽联想起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上个月，《平津时报》的一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记者写了篇关于某不法养猪场给猪食用生长激素的文章，近来肉价飞涨，故而有人动起了歪脑筋、想‘大干快上’。那家被涉及的猪场规模不小，老板也挺神通广大，在文章正式见报前就得到了消息，本想找那个记者‘私了’，可小伙子挺有社会责任感，拒绝了。猪场老板几经辗转，找到龚泽的小舅子强民，在强民的软磨硬泡下，龚泽给《平津时报》的主编打了电话，把稿子压了下来，没发表。现在看起来，这篇文章倒可以利用一下。
那家猪场使用的是一种名曰‘富得快’的复合型精饲料，该饲料是由本市平沽县的某乡镇企业生产的，该企业规模一般，除饲料外，还生产一些畜禽药物，产能也就是每年几万吨，基本都供应给平津本地的养殖场。正常状态下，生猪出栏时间应在180日龄、也就是6个也左右，但是，若采用‘富得快’精饲料，将一头刚断奶的小猪崽养到100公斤最多只需4个月。育肥阶段，猪上1斤肉通常得吃6斤左右饲料，而食用‘富得快’的猪却只需要2到3斤料。吃完‘富得快’，猪很爱喝水，且不喜活动，每天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到出栏前，几乎什么时候看它、什么时候它都在睡觉，连食物的诱惑都无法将其唤醒，喂食时要先人为地把它们打醒，这种猪长到100公斤时必须卖掉，否则就站不起来了。
‘富得快’复合型精饲料分为两种，‘一期富得快’和‘二期富得快’：‘一期富得快’在育肥阶段使用，其中除了激素外，还含有大量安眠药和氮肥；到临出栏前，就该换成‘二期富得快’，为了让猪的卖相好看，‘二期富得快’中还添加有含砷药剂，猪吃了以后，体表会出现轻微中毒症状，但冷眼看上去，的确是皮红毛亮，煞是喜人。
龚泽将有关‘富得快’饲料的资料找来仔细研究了一番，又召集药剂学、生物学、运动医学等领域的专家们开了次研讨会，请众人写了些声讨‘富得快’以及为龚诗扬鸣冤的文章。准备就绪后，龚泽开动宣传机器，打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清白保卫战’，目的很简单，就是将龚诗扬服用兴奋剂与‘富得快’饲料联系在一起，让龚诗扬从‘故意’变成‘误服’，‘富得快’中含有激素，猪吃了‘富得快’，体内便残存有违禁成分，龚诗扬又吃了猪，那些物质便‘阴差阳错’地转移到他的身体中。
可事实上，平津市体育局下属的各专业运动队一直都很重视队员的饮食安全，从几年前‘瘦肉精’事件暴发后，局里便开始采购境外猪肉，因此，龚诗扬吃的猪肉都是从俄罗斯空运来的，就算‘富得快’会‘污人清白’，也绝对吃不到他嘴里。不过，这些都是细枝末节，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掩盖过去。
1948年，由于内战和天灾，中国遭受了普遍的粮食危机，很多人饥馁而死，国统区的情况尤其严重。为扶持即将垮台的国民党当局，美国政府运来了大量面粉、大米、猪肉、副食和营养品，有的按极低廉的价格出售，有的干脆直接以救济粮的名义免费发放。当时，著名学者、散文家朱自清生活在即将解放的北平，多年来的困苦生活和工作劳累，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身体极其虚弱，体重不足80斤，但他依旧不忘民族气节，拒绝美国人‘收买灵魂的施舍’，拒绝领取救济面粉，导致病情加重，不久后逝世，年仅50岁。
既然朱自清能做到，龚诗扬自然也可以做到，至少从逻辑上来讲是这样的。孙拳拳出面为他‘作证’，证明龚诗扬始终抵制洋货、坚持吃中国猪肉，即便在队里吃不到，也会利用业余时间、到街上悄悄地吃，吃来吃去的结果，就是‘误服’了兴奋剂。既然龚诗扬这么赤胆忠心，上级主管部门便不好苛责，尽管疑点重重，但也只是对他本人和教练孙拳拳处以禁赛两年的惩罚。龚诗扬随即宣布退役，先在孙拳拳的陪同下到欧洲玩了几个月，风头过后回到平津，顺利成为市体育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最年轻的副主任，人生翻开新的一页。
龚诗扬面临的危机就这么被‘巧妙’地化解了，但事情并不算完，由于‘富得快’饲料中含有违禁激素的消息被大肆炒作，导致平津百姓对猪肉的信心大打折扣，虽然‘富得快’的市场占有率并不高，但恐慌就已经足够了，消费者为稳妥起见，纷纷选择替代品，猪肉的需求锐减。没了需求支撑，本已高得不可理喻的猪肉价格顿时失去了支撑，像断线的风筝一样，短短两周之内，肉价高台跳水，一路下跌超过30%，曾经让市领导寝食难安的猪肉价格风波，就以这样一种谁也没想到的方式归于平静。
无论是龚诗扬，还是那些食用过‘富得快’饲料的猪，现在都不再吃激素，然而，有形的激素虽然已经消失，但那些无形的激素却仍旧在大行其道……
截止去年底，平津市完成国民生产总值2905亿元人民币，合约460亿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平津倘若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可以排到全球第75位左右，比塞尔维亚、立陶宛、阿尔巴尼亚、波黑、冰岛、马其顿等欧洲国家还要高，真真地‘富可敌国’。当然，要是计算人均数值的话，那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
不过，这个数字多多少少是有些水分的。

耿于天

从1985年开始，中央与地方分两个层面核算GDP数值，从那时起，地方数据就始终高于中央数据，这个‘剪刀差’且有越变越大的趋势：2008年各省GDP统计数据之和高出全国2.68万亿元，2009年各省GDP数据之和高出全国3.2万亿元，2010年各省GDP之和高出全国3.5万亿元，到了2011年，各省GDP之和竟高出全国4.6万亿元之巨。
这当中的玄机大概谁就能猜出几分，地方领导班子为求政绩，难免要对本地区的经济数据‘上下其手’，掺进点儿水分是难免的，以至于近年来国家统计局多次派工作组到某些‘可疑’地区展开调查，以免粉饰过的数据误导中央决策层。
平津也不会例外，彭市长执政期间，平津市GDP总量从450亿增长到830亿，平均年增速12.2%，这是市里自己发布的数据，国家统计局那边的数字比这要低60亿左右。彭市长光荣退休后，姬市长接过了接力棒，这时平津市实际经济总量应该在770亿上下，可既然账上写的是830亿，这一届领导班子就得在这个基数上‘继续努力’，让数据恢复正常是不可能的，那样做只会有两个结果，要么‘拨乱反正’、承认过去的数据有问题，要么用后来的增长弥补这个‘窟窿’，前者会得罪老领导及相关利益集团，后者等于是在牺牲自己的政绩来替别人‘擦屁股’，圆滑的政治家们绝不会这么傻，于是乎，这个谎就得继续撒下去，且越撒越大。姬市长在任的5年中，平津市GDP总量从830亿变成1370亿，年均增速近12.8%，此时，市里公布的数字和国家统计局那边相比已经多出了105亿。包市长继任后，也只能如法炮制，以掺了105亿水的1370亿为基础，8年当中，经济平均年增速13.1%，最终达到创纪录的2905亿。
然而，即使是这掺了水的数据，想长期维持下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自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平津市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从外部看，金融危机余威尚存，美国、欧洲、日本的日子都不好过，外部需求乏力，出口增长受阻；从内部看，由于贫富分化严重，多数普通百姓手里没有多少钱，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制度改革又迟迟难有作为，老百姓就算有钱也不敢花，刺激内需成了一句空话。
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4-5%的的经济增速已属难得，就算再低些，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但中国的情况就要复杂得多，GDP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社会的繁荣与稳定，很大程度上是靠高增长在维持，一旦经济陷于停滞，积累良久的社会矛盾必将总爆发，这个后果谁也不敢设想。
运动员成绩上不去时可以使用激素，经济不振时同样也可以使用‘激素’，而这个‘激素’，就是政府投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GDP中投资项目的贡献比例大约在25%到30%之间，而现在，这个数据已经高达50%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中国现今的GDP有一半是靠投资‘堆’上去了，在国际上，投资拉动GDP的平均贡献比例一直维持在20%到25%，即便是政府主导经济的中低收入国家，该数值通常也不会超过30%。
不过，就像龚诗扬在东北嫖娼时‘大力丸’吃多了会犯病一样，政府投资这个‘激素’也并非包打天下的灵丹妙药。伴随着投资对GDP的贡献比例大幅攀升，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率却在节节下滑，15年前，政府每拿出1元钱用于投资，便可以拉动8元钱左右的GDP增长，可现在，砸进去同样多的钱，得到的实际效果却只有过去了四分之一。
和吸毒的原理类似，边际效用递减无法避免，因而，为达到同样的效果，就需要不断加大用药剂量。过去，平津市也曾多次采取政府大规模投资的方式来拉动经济，投资规模从几十亿到数百亿不等，可这次，却一出手就是一千个亿。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史无前例的‘千亿投资计划’的确是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

风先生

耿于天 发表于 2016-9-24 16:29
谢谢您的安慰

支持你！！

耿于天

风先生 发表于 2016-9-25 01:11
支持你！！

只有斑竹支持

耿于天

十三、生死

转眼之间，又是新的一年。
中国人有个习惯，在每年阴历的正月不剃头，因为怕‘死舅舅’。这件事还得从明朝灭亡、清军入关说起，当时，清廷为实现所谓‘削平四夷、定鼎中原’的治国理想，决定推行一种奇怪的发式（其实满族人自己原本也不留这种发型，而是入关以后新‘发明’的）：将头发从前部到脑顶尽皆剃去，再将四周发际悉数刮净，只留下中间一块，编成一条长长的辫子，还给这个新发型起了个在今天听来并不怎么体面的名字——‘金钱鼠尾’。汉人当然不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么能说剃就剃，那不是‘不孝’么，可满人更狠，剃也得剃，不剃我帮你剃，‘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要脑袋还是要头发，你自己选。看看，谁说满洲铁骑野蛮，人家这不是挺讲民主的嘛。
每当西方的‘一小撮’人拿所谓的‘人权问题’来对中国横加指责时，咱们的发言人总会回应说：‘人权，首先就是生存权！’这话说的多有水平，再闹‘人权’，就让你连生存权都没有！怎么样，和当年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有几分神似吧。
清初的汉人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脑袋比较重要（事关生存权），可就这么让人把头发剃了多少觉得有点儿没面子，于是便灵机一动，跟满人说：‘剃头可以，但正月里不行’
‘为什么？’
‘正月里剃头死舅舅。’
‘死舅舅？有科学依据么？’
‘不知道，反正都这么说。’
满大人还是很讲道理的，从善如流，不就是正月嘛，不剃就不剃吧，反正还有另外十一个月呢。其实，汉人心中另有一番‘小九九’，所谓‘死舅舅’，据说是‘思旧’的谐音，寄寓着‘思念旧明王朝’之意，这便是鲁迅先生所总结的‘精神胜利法’之经典战例。
过了正月，到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时候，中国人的头发已经攒得差不多，于是，大大小小的理发馆、发廊、洗头房开始忙碌起来。
在中国人忙着理发的时候，九洲养猪场的猪也该剃头了，具体来说，就是拔猪鬃。
猪鬃是指猪颈部和背部中脊生长着的那些长度超过5厘米的刚毛，可别小看了这些不起眼的家伙，市场上一公斤猪鬃大约能卖到100元左右，而且绝不愁销路。目前，世界猪鬃的总需求量每年至少要有65万标准箱，可总产量仅为25万标准箱，缺口很大。
猪鬃刚韧且富有弹性，不易变形，耐潮湿，受冷热温度变化影响很小，这些独特的理化特性使其成为重要的工业和军事物资。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此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时期，沿海港口相继失守，随着日军针对滇缅、滇越公路展开代号为‘断’的作战行动，对外陆路交通也基本陷入停滞，中国大陆的猪鬃运不出去，导致国际市场价格暴涨（全球90%以上的猪鬃供给来自中国）。为应对这一局势，美国政府通过驻华使馆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出口猪鬃优先供应美国（中国的抗战物资大都是美国无偿提供的，这点儿要求不算什么），可在当时，苏联、英国也急需大批猪鬃，于是，三国专门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商讨中国出口猪鬃的分配问题，美国政府还颁布了‘M51号战时猪鬃特别法令’，规定3英寸以上长鬃全部供给军需，民间使用的毛刷中猪鬃含量不得超过55%，且生产企业需向有关部门申请特殊执照。
动物和懂得穿衣的人类不同，它们完全靠皮毛来保暖，而皮毛，是可以随着季节更迭变化的。家里有猫狗等宠物的人都知道，春、夏两季气候温热，是动物掉毛的时候，到了秋季，新毛逐渐开始生长，为过冬做准备，这便是成语‘明察秋毫’（连秋天刚刚长出的细毛都能发现，比喻富于洞察力）的来历。正因动物皮毛的这种周期性规律，春季便成为拔猪鬃的最好时节，此时的猪鬃最长、最粗、最硬，若不及时拔取，到了炎炎夏日，它们自己就会脱落。
不过，与拔猪鬃相比，这个春天，九洲养猪场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经过去年的尝试配种，现在，母猪大规模临盆的时候到了，按照人类社会中的说法，这应该叫作‘生育高峰’。
按照常规，母猪在临分娩前的几天，会主动叼衔青草、嫩叶等柔软物体来铺垫猪床絮窝，而在养猪场里，由于猪舍地表是水泥砌成的，且无草可衔，母猪便会不停地蹬抓地表，直到饲养员为它们准备好‘产床’，母猪才会放下心来。
即将临盆时，母猪显得既紧张又不安，一边磨牙、一边摇尾，鼻子拱地，排尿也比平时频繁，一会儿站起身来活动几下，一会儿又回到原地趴下，翻过来掉过去，换了若干次姿势，总嫌不满意，它要摸索最舒服的体位，好让猪宝宝顺利地来到世间。
在人听来，母猪的叫声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是用喉部轻轻哼出的‘嗯嗯’声，表示亲昵或享受；第二种是遇到危险时张开嘴发出的尖利叫声；第三种则是鼻腔喉腔的混合共鸣，伴随着其它肢体语言，用来警告入侵者。与人类生育时的大喊大叫、指天骂地不同，在母猪生产的整个过程中，除了每头小猪将要‘破壳而出’那一瞬间，母猪会伸直脖子发出痛苦的呻吟，其余大部分时间内，它都会温柔而欣喜地‘嗯嗯’着，让人既感动、又钦佩。
通常来讲，家猪长到半岁左右就会开始发情，而野猪‘懂事’却要晚得多，雌性需到一岁半，雄性更晚，至少要等到三岁以后。此外，在生育能力方面，家猪也要比野猪强得多，野猪一胎只能生三、四只小猪，家猪却十分厉害，少说也得六、七个，一胎十四、五只都不能算新闻。这一次，九洲养猪场中共有十一头母猪临盆，总计产下一百零五只小猪崽，除四只因有‘胎里带来的不足之症’，出生后很快夭折，其余全部活了下来，十分健康可爱，令大家爱不释手。梅子迟还特意找季若云要走了两只小猪，拿回家在院子里养上一段时间又送了回来（长得太大就不妙了），端木衡本也想要一只，因怕挨萧洛君骂，只好作罢。
在自然界，越是高等动物，每胎平均产崽率越低，翻车鱼一次会排三亿只卵，但绝大多数都不能长成成体，高等动物有较强的自我保护能力，又有社会组织作为支持，不需要用高生育率来维持种群的存续。
人类也一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相反，越是文明、富足的社会越讲究生活质量，不会让众多孩子出来受穷，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当然，生得多，有时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从清朝中期开始，中国始终流行着一则极为著名的传闻，说爱新觉罗·弘历本是汉人陈元龙陈阁老的儿子，被雍亲王（雍正登基前的封号）强行抱去认作自家孩子，成为后来的乾隆皇帝。针对这一说法，鲁迅先生在1934年9月发表于《中华日报》上的《中秋二愿》一文中笑道：‘这一个满族的英明之主，原来竟是中国人掉的包，好不阔气，而且福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今后满人若再欺负汉人，那可就真是‘儿子打老子’了。
而现在，落后的民族似乎真要‘靠生殖机关革命’了。放眼世界，越是先进国家，生育率越低，欧洲、日本已经步入人口负增长，美国要不是因为有大量新增移民，情况也会差不多，在疯狂生孩子的都是南亚、非洲、拉美国家。照这个趋势，过不了一、二百年，如今的发达国家都将不复存在，仅剩的那些遗老遗少也沦为微不足道的少数民族，而他们创造的灿烂文明成果将被那些除了生孩子、别的什么也不会的民族理所当然地据为己有。
就在九洲养猪场的母猪们忙着生儿育女的时候，和国永兴刚结婚半年的吕菲菲也到了临盆之期，她腹中的孩子马上就要横空出世了。
这样说绝没有贬低许万年和吕菲菲‘爱情结晶’的意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能将自己的身世和猪扯上些关系，反倒是大富大贵之象，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不少对我们这个民族政治、文化走向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大人物’，在出生前后，都曾经和猪结缘……
战国时期史书《竹书纪年》中记载：‘季历（周文王父亲）之妃曰太任（文王母亲），梦长人感己，溲于豕牢而生昌（姬昌，即文王）’，《国语·卷十·晋语四》也说：‘臣闻昔者太任娠文王，不变，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也’。文王的母亲梦见和一个大块头亲热，之后就怀孕了，虽说是怀孕，但她自己却没有感觉，后来去猪圈小便，完事后回头一看，哎？怎么有个孩子？这就是后来鼎定八百年江山的周文王。先是‘大块头’，后是猪圈，你说文王是谁的孩子吧。
汉武帝刘彻原名刘彘，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人说是因为武帝出生时饱满健硕、有帝王之相，也有人说父皇刘启希望借此来祝愿儿子福寿终生，但西晋葛洪在所著《汉武内传》中却持不同观点：‘（武帝）未生之时，景帝梦一赤彘从云中下，直入崇芳阁（武帝母王夫人居所），景帝觉而坐阁下，果有赤气如雾，来蔽户牖’，景帝因为梦见一头红色的猪从天而降，故而将未出生的儿子（后来的汉武帝）命名为‘彘’。
此外，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名字在满语中就是‘野猪’的意思，这还不算完，努尔哈赤有个同母弟弟叫舒尔哈齐，舒尔哈齐在满语中则是‘小野猪’的意思，可见猪在满族先民心目中的地位之崇高。
这一次，吕菲菲生的是个整整八斤、粗壮魁梧的男孩儿，真真不枉许万年的一番苦心，总算是如愿得了儿子。
如今很多人选择使用各种技术手段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当然，绝大多数人都是‘丢芝麻捡西瓜’，把未出生的女儿‘干掉’，若怀的是儿子，则皆大欢喜。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新生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有的人很奇怪国家为什么不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时那样发大招、出重拳整治这股歪风邪气呢？‘宁可血流成河，绝不超生一个’、‘能引的引出来，能流的流出来，坚决不能生出来’、‘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杀鸡牵牛’…… 有这决心，什么困难克服不了？怎么到对付性别比例失调时就没招了呢？其实想想就会明白，国家不是不能管，也不是不想管，而是没必要管。如果这种‘先进经验’可以迅速普及的话，中国的人口问题用不了多久就能得到彻底解决，道理很简单，至少到现在为止，生孩子基本还是女性的专利，女人越来越少、男人越来越多，长此以往下去的结果就是生育率显著降低。古脊椎动物学家们研究发现，在恐龙灭绝前一段时间，这个物种的性别比例曾经严重失调过，十只成年恐龙中变得只有一两只雌性，其它都是帮傻老爷们儿，没过多久，恐龙种群数量便开始急剧下降，直到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不过，吕菲菲这个母亲当得可真是有点儿不称职，首先，她在没有任何手术指征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怕疼’，执意要求实行剖宫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的数据，中国产妇剖宫产的比例高达46.5%，雄居世界第一，究其原因，跟菲菲差不多，大都是不愿忍受长时间分娩过程带来的痛苦，或是担心顺产会导致产道松弛进而影响今后的‘生活质量’。当然，实事求是地讲，此次选择剖宫产还真不完全是吕菲菲的意思，这里面也有许万年一份，他倒不是怕疼，或者说倒不是怕菲菲疼，而是想给孩子找个吉利的时间出生。剖宫产与顺产不同，顺产是
‘尽人事、听天命’，什么时候生由不得自己，而剖宫产却是想什么时候‘剖’就什么时候‘剖’，中国人真了不起，居然这时候都不忘要‘人定胜天’。
废西汉建立‘新朝’的王莽是个极其迷信的人，治国无方的他，刚当上皇帝15年，天下就大乱了。公元23年，‘绿林’起义军攻入都城长安，皇宫岌岌可危，这个时候，王莽不把心思用在整军御敌上，反而依靠谶纬符命之术。眼见绿林军已近在眼前，王莽不慌不忙地来到未央宫前殿，命‘天文郎’操作星占仪器，模拟天体运行，他本人则在用精铜和五色石炼成的星阵里游走，一边还念念有词：‘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我的德行是上天赐与的，叛军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为了给孩子选择一个最好的时辰出生，许万年给焦必成放了一个月的假，四处打探，最终寻访来五位‘不食人间烟火’的‘高人’。‘高人’们经过反复计算，认定那一日午时是求嗣良机，说什么‘煞北，冲戊申，不遇白虎，三合生旺’。后面那些话许万年听不懂，反正是好时辰就行，于是要求医生在午时动刀。可事有不顺，中午12点40左右，许万年、国永兴等人正在产房外等待着喜讯，焦必成气喘吁吁地跑来，说‘高人’们改主意了，午时不好，‘煞北，冲壬子，六戊建刑，司命帝旺’，若此时出生，得受一辈子苦，应该等到未时，‘煞西，冲癸丑，勾陈，禄贵，六合’。许万年急了，咱可不带这么玩儿的，里面手术都开始了，现在再改也来不及啊。但见焦必成说得认真，知道此事急切，前后思量，许万年冲进手术室，当时吕菲菲已经‘开了膛’，医生从子宫中取出胎儿，正要剥去胎衣、剪断脐带，许万年一把抓住医生的手，说先别剪，只要不剪脐带，就不算出生。医生也头一回遇到这种事，楞是一手拿着吕菲菲的子宫、一手托着婴儿，大家大眼瞪小眼地等了十几分钟，到了未时，才最终剪断脐带。
孩子落生后，吕菲菲不知是听谁说的，担心给孩子喂奶会使胸部变形，进而影响她完美的身材，‘毅然’拒绝母乳喂养。在怀孕期间，菲菲就因为体重日渐增加而不停地埋怨许万年，这回，虽然也知道不喝母乳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没什么好处，但也实在不好再拂拗吕菲菲，退而求其次，反正军分区大院里处于哺乳期的随军家属有的是，很多人巴不得找机会拍许万年的马屁，替孩子寻个奶妈并不困难。
其实，吕菲菲真是错了，事实上，给孩子授乳才是女人一生中最美的瞬间。
比较而言，九洲养猪场里的那些母猪就比她强得多。从第一头小猪刚刚离开母体时，母猪便立刻伸展四肢，露出肚皮下的乳头，并开始主动放奶，母猪始终保持舒展的侧卧姿势，形成热源，乳头饱满而高耸，吸引小猪前来吸吮，小猪们排成一排，四肢张开，尾巴紧卷，贪婪而甜蜜地享受着美味，母猪发出低低的哼鸣，幸福地望着自己的宝宝们……
接下来，就该给孩子起名字了。为这个，许万年可费了好一番心思，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翻检了各种资料，最终，选择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名字——肥肥。
吕菲菲听后险些没气背过去，自己叫‘菲菲’，儿子叫‘肥肥’，到孙子、孙女那辈大概要叫‘匪匪’和‘狒狒’了。
但许万年却有自己的逻辑，他告诉吕璐璐，这叫‘贱名长命’。
类似做法古已有之，如男孩子叫‘狗剩儿’、女孩子叫‘鸭蛋儿’等等，据说，阎王爷那里有个‘生死簿’，每个世间之人的名字都要记录在上面（孙悟空就是因为打到阎罗殿，强迫阎王勾掉‘生死簿’上自己的名字，才落得个‘不生不死’、‘福寿齐天’），没事的时候，阎王、判官、小鬼们就会翻看‘生死簿’，觉得哪个名字好，就派黑白无常把哪个人带到阴曹地府来，而那些名字难听的人，连阎王都不愿意见，于是反而活得长。

耿于天

不过，一般来讲，‘贱命长命’都是愚夫愚妇、市井之徒的勾当，读书人通常不信这一套，斥之为陋习。比如国学大师、辛亥元老章太炎，在给自己四个女儿起名字时，费劲心机、遍阅古籍，终于选中四个怪异到极点的字，这四个字分别由四个‘乂’、四个‘又’、四个‘工’、四个‘口’构成，结构不算复杂，但却几乎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念。章太炎的四个女儿系出名门，不光饱读诗书，而且温良淑娴，可到了适婚年龄，却迟迟不见有人上门提亲，一打听才知道，都是被那四个字给吓住了，连名字都不认识，让人家怎么开口啊。没办法，为了不耽误女儿们的终身，章太炎只好主动召开记者会，给大家讲解那四个字的读音、意义、来历，并希望大家‘竭诚惠顾’、‘非诚勿扰’。
可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个规律反了过来。越是没文化的人，越要给孩子起个高雅的名字，最好是用电脑字库里都没有的字，透着与众不同。反倒是那些达官显贵们，捡起了‘贱名长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倘若不信，可以去搜罗一下开国元勋和顶尖富豪们后代的名字，‘瓜瓜’、‘豆豆’、‘点点’、‘毛毛’之类必不胜枚举。想来也不奇怪，这些人的富贵是天生的，用不着靠名字来显露不凡，当然，这种现象也从另一个角度透射出了权贵们的某种焦虑感，他们深知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并不具备理所当然和合法性，给孩子起个不起眼的名字，盼望好养活，也就是期待这满身的富贵能多存留一天就别少存留一天、能多延续一代就别少延续一代。
除了给儿子选了个‘好名字’，在‘肥肥’过满月那天，许万年还送上了一份寄托着自己无限希望的厚礼。这是一支20K派克金笔（金笔通常没有24K的，纯金太软，不适于书写），笔身为深邃的暗黑色，带有雾状的灰波纹，笔冠上两道精巧的银线，顶端配有火焰状拼花，极富潇洒写意。但这些都不是重点，这支笔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曾经是平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签署死刑命令书时使用的‘判官笔’，听说，当初枪毙那个‘好汉身躯为群裂’的悍匪郑某时，庭长用的就是它。吕菲菲开始很不解，拿这样一支笔给孩子做礼物，岂不是很不吉利？可许万年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这当中还很有讲究。看过古装戏的人都知道，死刑犯上法场时背后都插着一支纸叠的长标，学名叫‘招子’，招子上写着‘人犯某某某’，名字上用朱砂打着个明晃晃的红勾，红勾都是由当地父母官亲手勾上去的，这么一勾，人就算是完了。每次遇有死刑犯斩首时，父母官都会换支新毛笔，红勾画完，毛笔就势甩出去，三班衙役均左躲右闪，此时谁要是被这支笔碰到，必有血光之灾，可毛笔一落地，大家又蜂拥上去争抢，据传说，谁家孩子要是用这支笔开蒙，将来一定能状元及第。许万年就是受此启发，才托公检法系统的朋友搞到这支笔，希望自己的宝贝儿子‘无灾无难到公卿’。
看看，这就叫‘含着银勺子出生’，普通人家的孩子，赶考前最多弄个猪蹄来讨口彩。相传在唐代时，进士及第的举子们彼此约定，将来谁位登宰执，要请同科的书法家用红色笔墨将名字题于大雁塔之上，这便是‘朱笔题名’的由来，因‘猪’‘朱’、‘蹄’‘题’谐音，每逢谁家孩子进京求取功名，邻居们总会送红烧猪蹄来为他壮行，预祝有朝一日‘朱（猪）笔题（蹄）名’。
添丁进口，无论是许万年、吕菲菲，还是吕妈妈、‘明白人’姥姥，甚至国永兴、国维民，都一派喜气洋洋。然而，正在此时，本有机会成为吕菲菲‘孩子他爸’的俞健却遇到了大麻烦。
自从摆在‘大陆架自然延伸’上的‘大排挡’被城管队抄走后，‘未家坊’的经营状况便每况愈下，连续几个月出现账面亏损，且数额越来越大，后来甚至连店面的租金都赚不回来。‘未家坊’入不敷出的原因很多，除经管无方、揽客乏术外，成本过高是最重要的拖累因素，这家餐馆规模一般，但雇的人却不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很多岗位完全是虚设，尤其在客流稀少的时候，没活儿可干，但工资却得照发。‘未家坊’成立初期，俞健立志要做个‘儒商’、‘开明老板’，在制定员工待遇水准时十分大方，连整天坐在门口打瞌睡的保安每人每月都能拿到2500块，大厨和各‘部门领导’就更不用说了。
给猪喂食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要‘少喂多添’，顾名思义，不要一次性往槽里倒太多料，等猪吃光了再加。这样做有很多好处，首先是避免浪费，如果食槽里的料多得吃不完，猪就会把剩余的料拱出来，经过踩踏、被屎尿污染过的料猪就不爱吃了，此外，想让猪尽可能地多吃多上肉，就得让它保持适度的饥饿感，有饥饿感才有食欲，如果一次性把料给足，那猪吃饱后便会停止进食，相反，倘若采取‘少喂多添’的方法，让猪始终保持对食物的渴望，那它才会最大限度地 ‘努力加餐饭’。
人也一样，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均表明，想让人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和创造力，最好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处于贫困或相对贫困的状态。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醉生梦死谁成器，破马长枪定乾坤。有压力才有动力，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速之所以雄冠全球，很大程度上就是‘少喂多添’之功效。
文艺复兴时代早期的意大利政治理论家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在名著《君主论》中曾提出过一个经典的御下原则——‘缓赏而速罚’，简单明了，却十分实用，历来为人所称道。对下属的奖赏不宜一次给得太多，应该慢慢来，就像喂猪时的‘少喂多添’一样，这次给一点儿，下次再给一点儿，这样才能不断激发下属的积极性，倘若一次性把能给的奖赏都给完了，以后下属再有什么功劳，便赏无可赏，没法激励，反而容易引起怨言。与之相对，如果下属犯了什么错误，该惩罚时不要手软，但罚完就完了，一切朝前看，不能像中国人搞‘政治运动’时那样没完没了，不停地‘批斗’、‘游街’、‘翻旧账’，让下属整天生活在惊恐郁闷的气氛中，不利于充分发挥大家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对西方文化充满敌意的俞健显然是没有读过《君主论》，不知道‘缓赏而速罚’的治理之术，他的错误在于一次性将‘未家坊’的工资水平定得太高，违反了‘缓赏’、‘少喂’的原则，刚开始时大伙儿挺感激他，工作热情也很高涨，但没过多久，便‘习惯成自然’，把自己得到的一切看成应当应分。而俞健，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多添’已经没有余地，而降薪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那样的话，不仅‘未家坊’会立刻分崩离析，他本人在平津市‘爱国者’圈内的‘名声’也将遗臭万年，可如果维持现有的工资标准，倘若餐馆的生意不能尽快触底反弹的话，作为‘打工者天堂’的‘未家坊’恐怕是撑不了太久的。
此时，不仅俞健，作为‘执行经理兼财务总监’的贺义全也很着急，对于多年来四处漂泊的他来说，能找到这么个‘安乐窝’可不容易，绝不希望‘未家坊’如此之快就完蛋。贺义全和‘副财务总监’小唐将几个月来的账簿细细翻看了一遍，感到餐馆的进货环节似乎存在一些问题（到这会儿才意识到，可见其外行），他们找来近期的食材价格走势数据，和账簿上相关的成本项目进行逐一比对，发现‘未家坊’进货时报账的价格足足比同期市价高出了三成以上，积少成多，每月的总差额竟可达近万元，很明显，是负责采买的老汪在捣鬼。
俞健听说后自然很来气，他对曾勇敢前往H国海域‘宣示主权’的老汪始终很钦佩，‘未家坊’开业后将其委以重任。大多数餐馆的采买都是蹬着小三轮进进出出，可俞健却很贴心，怕老汪累着，专门把自己的二手小面交给他使用，每天就是开着车跑趟菜市而已，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每月的工资却不比他当年‘冒险’做‘渔霸’时少，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老汪都没有吃里爬外的道理。
然而，当俞健拿着铁证如山的账簿找到老汪理论时，这个老江湖却比谁都‘冤枉’，他一脸无辜：‘没有啊，这怎么可能？我老汪一向光明磊落，怎么会做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
‘汪哥，我俞某对你不薄吧，你要是嫌工资少可以明着说嘛，我最恨别人骗我，毛主席说过，不要搞阴谋诡计，阴谋诡计是不会得逞的… ’
‘我真的没有，不信，咱们可以到菜市场去三方对质，看看我报的账有没有问题… ’其实，老汪说这话时比谁都心惊肉跳，要真是去找供货商对账，他便一点儿辩白的余地都没有了，但老汪明白，越是这种时候，越得‘置之死地而后生’。
果然，俞健真被他这手‘欲擒故纵’给唬住了：‘那… 那咱们餐馆的成本为什么总也下不来？’
‘为什么？因为其他老板的心都比你黑呗！’进入‘未家坊’后，老汪已经将俞健的脾气禀性摸得十分透彻了，他知道，对付天真的俞健，必须要使用‘道德伦理’作为武器，像他这样的人，无一例外，都有‘晕高’的毛病，只要被人放在‘道义’的‘制高点’上，立刻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什么意思？’俞健把帐簿放下，坐到老汪身边。
‘我问你，咱们店里炒菜用的油是从哪儿买的？多少钱一斤？’
‘你从菜市场买的啊，玉米胚芽油，散装的，8块钱一斤，一直是这个价。’
‘可其它餐馆的油却只要2块钱一斤，我也能花2块钱买来，甚至更便宜，你信不信？’
‘不可能，柴油也不能2块钱一斤啊，连成本都不够。’
‘嘿，你还不信，’老汪拿出一个玻璃瓶，往桌上一墩：‘就这种，2块钱一斤，要多少有多少，只要你一句话，明天咱们店就换这种油，成本立刻下来。’
‘这是什么油？’俞健拿起瓶子端详着，这种油与普通食用植物油外观差异很明显，一个清凉透明，一个浑浊暗沉。
‘你闻闻看，’老汪从中倒出两滴，滴在俞健手中。
俞健合拢双掌，用力摩擦几下，一股清晰可辨的臭味扑鼻而来，其中还混杂有些须矿物油的味道：‘怎么这么难闻？’他用舌尖稍稍舔起一点，口感又焦又苦，令人作呕。
‘这就是传说中的地沟油！’
俞健神情严峻：‘地沟油？你从哪儿弄来的？’
老汪笑：‘别紧张，现在，这东西满大街都是，就拿咱们店来说，隔三差五就有人上门推销，我就料到你早晚得有此一问，所以特意买一点儿当样品。’
地沟油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地沟油专指从下水道中油腻漂浮物中制取的油，‘掏油工’从污泥浊淖中捞起一种呈现暗红色的膏状物，经过沉淀、分离、过滤、加热，生成这种‘再生油’，而广义地沟油则还包括从厨余泔水中提炼的、以劣质猪肉、猪内脏、猪皮加工出产的和在生产油炸食品过程中反复使用过的油。经专家估算，现今，每年流向我国餐桌的地沟油总量大约在200万到300万吨之间，而中国人每年消费的动、植物油脂总量只不过2250万吨左右，也就是说，你每吃十顿饭，就有一顿是用地沟油做的。
显然，从理论上来讲，地沟油绝对不能食用。其中的细菌、真菌等有害微生物群一旦进入人体消化道，将引起众多胃肠疾病，此外，油脂经污染后，产生酸败、氧化、分解等一系列理化反应，含有严重超标的铅、砷、黄曲霉素、苯并芘，食用后会破坏白血球及黏膜组织，引起中毒甚至致癌。
毛主席医疗保健小组的负责人李志绥晚年撰写过一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其中披露：1956年夏天，毛主席南下广东，畅游珠江，主席下水的地方位于珠江入海口附近，地处广州工业区下游，水质很差，李志绥等人担心水体污染会影响健康，主席本人却不以为然：‘照你们医生的标准，人都活不下去了。生物除了太阳是热力总供应者以外，离不开空气、水、土，这三样就那么纯、那么干净么？我不相信。没有纯空气、纯水、纯土，里面总有杂质，就是你说的‘脏’。鱼要是养在蒸馏水里，能活多久？’
中国人一向擅长‘无限发挥’毛主席的智慧，‘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说法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三聚氰胺牛奶、漂白面粉、化肥月饼、明矾瓜子、苯甲酸泡菜、瘦肉精猪肉、敌敌畏火腿、亚硝酸钠牛肉、苏丹红鸭蛋、乙二醛纯净水、硫磺土豆、增白豆芽、激素草莓、乙烯利苹果、甲醛蜜枣、人尿虾仁、口水油火锅、连二亚硫酸纳海带、色素葡萄酒、明胶腐竹、墨水木耳、印染绿茶…… 照理说，哪样吃了也好不了，可大家依旧活得好好的。
除中国人外，猪也是具备‘百毒不侵’本领的，就拿毒蛇来说吧，大多数动物避之唯恐不及，但猪却不怕它，不光不怕，猪还爱吃蛇，越毒越好。首先，猪的表皮很厚，一般的蛇牙根本就咬不透，就算咬透了也没关系，猪皮下面是一层厚厚的脂肪组织，可以阻挡蛇毒侵入血液和内脏。此外，猪的胃部具有一种神奇的功能，每当它将还没咽气的毒蛇吞下肚，死到临头的蛇一定会拼尽最后的力气、死死咬住猪胃的内壁，别担心，猪可不怵这招，非但中不了毒，而且受伤的胃壁组织会很快生出肉芽，进而形成纤维和瘢痕组织，在胃内壁的黏膜上形成一个‘疗’。别小看了这个‘疗’，‘疗’越多，猪肚的药用价值就越高，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疗’中含有大量特殊氨基酸、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食用可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而且对胃出血、肠胃炎、消化道溃疡有奇效。
如今，很多餐馆都在使用‘地沟油’，毕竟，地沟油在成本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普通散装植物油每斤至少要5块钱以上，可地沟油却只需区区2块。以俞健的‘未家坊’为例，一每个月少说也得用1000斤油，经过老汪手的玉米胚芽油一斤8块，是地沟油的4倍，这可就是6000块钱以上的出入，不要小看这6000块钱，若分摊到菜价里，竞争优势还是挺明显的。中国人自古讲究勤俭，对价格十分敏感，一盘干炸丸子，你用正规油、卖16块，对门用地沟油、卖12块，食客肯定不进你的店，边吃对门的地沟油干炸丸子还得边骂你奸商。
为挽回不利局势，也为了还消费者一个公道，俞健决定对‘地沟油’采取措施。他的第一反应是想向电视台举报，人人都说媒体是‘第四权力（相对与立法、司法、行政）’、‘无冕之王’，倘若能在电视上给他们暴暴光，必定事半功倍，一来能打击那些无良奸商，二来又可以缓解自己饭店的经营危局，说不定还会因此出名走红。中国观众向来喜欢看这类报道，因此相关栏目并不在少数，可俞健打了一圈电话后得到的却只有失望，各栏目组要么推三阻四、来回‘踢皮球’，要么就是草草应付一番、之后再无回音，甚至有人直接用‘吃饱了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之类的言语来羞辱俞健，只有一个栏目答应‘调查一下’，可没过几天就态度大变，告诉他‘这事挺复杂，超出我们能力范围’。

耿于天

同很多人一样，俞健确实是高估了中国媒体的地位和作用了，所谓‘第四权力’、‘无冕之王’，那都是有前提的，没有知情权和独立性，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的功能全会变味儿。就拿一年一度的‘3·15晚会’来说吧，这个曾经被标榜为‘正义’和‘良心’的‘保留节目’，已经渐渐沦为整人工具，回顾一下近年来的‘3·15晚会’便不难发现，‘中招’的大都是些著名的国际品牌，比如2010年LG、索尼、东芝、2011年锦湖轮胎、依云矿泉水、美赞臣奶粉、2012年麦当劳、家乐福…… 涉及的问题往往也只是些细枝末节，不过，这些‘犯了小人’的国际品牌倒是很具大将风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实你不整人家，人家有问题也会自我反省，这些年没少听说欧洲、美国、日本的汽车企业在华‘召回’‘问题车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些修不修两可的‘瑕疵’，但这些大品牌依然不敢掉以轻心，可您什么时候听说过国产车‘召回’的，难道咱们的车比‘德系’、‘美系’、‘日系’更‘久经考验’、一丁点儿‘设计缺陷’都没有？
‘3·15晚会’中被暴光的‘民族工业’倒是也有，却只是一些你听都没听说过的小鱼小虾：2010年会同县一次性筷子、康福宝治疗床、2011年田婆婆洗灸堂、网秦软件、2012年澄海玩具、东顺灭火器……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肯定听都没听过，与其说是在暴光，倒不如说是在替这些厂家做免费广告。事实上，不少在‘3·15晚会’上‘亮相’的‘小微企业’确实因此‘走红’，一夜之间尽人皆知，销售额与利润直线上升，以至于出现某些企业挤破头抢着被暴光的‘奇景’：‘求你了，骂骂我吧！’对自己人只挠个痒痒、甚至‘劝百讽一’，对别人却是不问青红皂白、痛下杀手、吹毛求疵、甚至无中生有、‘鸡蛋里挑骨头’，这就是很多中国媒体的做派，指望他们行使监督权，真是见鬼了。
电视台靠不住，俞健只能自己想办法，他学着好莱坞大片上的招数，冒充客户，通过售卖地沟油的中间商，一路向上游察访，试图找出真正的源头。说起好莱坞大片，俞健倒是对此很有研究，和大多数人不同，他看美国电影的目的不是为欣赏，而是要‘充分了解西方社会的黑暗’。俞健做‘志愿网络协管员’时，多次以那些反映欧美国家阴暗面的影片为例子，驳斥各种‘美狗’、‘汉奸’、‘五美分党’的‘崇洋媚外’立场：‘看过《教父》、《西点揭秘》、《现代启示录》么？这就是你们崇拜的西方社会！’的确，比起好莱坞大片，中国影视剧始终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创作原则’，但因此就认为外国的月亮没咱们这边圆是不是就有点儿荒唐了？这不等于是在说‘坦白从宽的人比抗拒从严的人更可耻’么？俞健甚至还将一些美国电影的片段进行剪辑，当成真事儿在网上散布，不过这手确实是有些老套了，那些都是中国媒体过去在‘暴光’西方社会‘尖锐矛盾’时玩儿剩下的，当年的电视观众常常很纳闷，为什么被防暴警察打、被高压水枪喷、被催泪瓦斯熏的总是同一拨儿人，他们也不嫌累，昨天在纽约、今天在伦敦、明天在柏林、后天又跑到罗马去了，难道是格瓦拉同志的追随者、在‘输出革命’？
你还别说，好莱坞大片的确是‘扎根生活’、‘为工农兵服务’，里面的招数还挺灵，不出一个月，俞健便找到了地沟油产销链条的发源地，据几个‘一级批发商’讲，平津市市面上超过90%的地沟油均出自坐落于北郊延平县的一家名叫‘新长开’的化工厂。
‘新长开’？俞健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觉得有些耳熟，后经贺义全提醒，他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自己的偶像罗青名下的那家企业么？起初俞健实在无法相信‘爱国者’罗青会干出这种事情，可现实是残酷的，所有证据和线索都指向‘新长开’，绝对不会搞错。
罗青当年在老家C市制造‘炎皇山事件’帮助政法委书记赖某逃过纪委调查惩处后，带着赖某给他的报酬以及多年‘无本生意’积累下的财富来到平津，其实这些钱已经够他一家人今生吃穿不尽，但资本永远是嗜血的，保值增殖是它的本性，见过‘大场面’的罗青自然也不愿意坐吃山空。刚开始，罗青在延平县办了家服装加工厂，给国外企业做代工，靠压榨农村廉价劳动力小赚了一笔，后来，随着人力成本越来越高，搞劳动密集型肯定是没有出路的，罗青本想打造‘自主品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砸进去好几千万，全做广告玩儿了。巧得很，当时正值延平县搞‘产业集团化’，为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县委县政府决心创建‘化工延平’，将重化及相关产业作为该县的主攻方向，在C市当‘黑老大’时就很懂得紧跟父母官的罗青来到平津后也一直致力于同政府方面搞好关系，恰逢主管经济建设的副县长上门游说，罗青自然要与大方向‘同进退’，毅然关掉了服装厂，改行做化工。
其实人人喊打的地沟油原本是有正当用途，比如可以生产生物柴油、制备选矿药剂、生产乙醇、沼气等等，很符合‘循环经济’的理念。罗青的‘新长开’化工厂就是干这个的，被延平县拔擢为远近闻名的新能源企业，短短数年内，已经发展为具备3万吨生物柴油、1万吨油酸、8000吨硬酸脂产能的大型化工企业，年产值超亿元。可问题是，用地沟油炼制工业用生物柴油、油酸等化学品成本很高，与使用其它方法生产同类产品相比没有价格优势，市场反映一般。‘新长开’作为‘环保新能源’企业名头很响，但冷暖自知，几年下来，罗青基本没有赚到钱，那些先进设备都是从欧洲进口的，虽因政策支持获得了银行贷款，但每年的折旧和利息就够他头疼的。
后来，经业内的‘高人’指点，罗青发现做‘食用地沟油’赚头很足。对于‘新长开’来说，干这个不需要添置任何设备，一切都是现成的，只需简单调整一下‘工艺流程’就行，更妙的是，由于‘新长开’原本就是搞生物油脂循环利用的，且产能很大，可以理直气壮地收购地沟油‘原料’。很快，罗青的‘新项目’便上马了，‘新长开’虽然依旧生产部分生物柴油、油酸、硬酸脂，但这些都是幌子，该企业真正的利润中心已经悄然发生了转变。‘食用地沟油’的油水很大，倘若形成规模，一半的利是绝对有保证的，‘新长开’可不是那些小作坊，弄个十吨八吨的地沟油到市场上偷偷摸摸地散散，凭罗青的性格，要来就来大的，‘新长开’的效率很高，头一年就生产了3万吨‘食用地沟油’，由于销路甚好，产能始终按照每年20%以上的速度飞快扩张着。1吨地沟油‘新长开’可以获得1500元左右纯利，3万多吨至少能赚5000万。您可听清楚了，这是利润，不是产值，化工行业的利润率是原本是很低的，很多企业外人看上去很了不得，年产值好几个亿，但真正的盈利算下来可能连1000万都不到，还要承担巨大的市场及库存风险，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新长开’做‘食用地沟油’简直是一本万利，跟罗青当年在C市的‘无本生意’也差不多了。
坦率讲，‘新长开’的动静这么大，当地政府不可能一点儿风声都听不到，但县、镇两级班子基本上都装聋作哑，‘管它黑猫、黄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新长开’可是延平县的‘龙头企业’、‘经济支柱’，理当‘重点保护’。该县地处山区，是个农业县，经济发展水平在平津所辖的11个区县中排名倒数第一，GDP只占全市总量的2%左右（跟‘欧债危机’策源地希腊在欧盟中的地位差不多），地方财政更是连年入不敷出，只得向平津市和兄弟区县‘拉饥荒’，弄得延平的干部都不愿意去市里开会，见了同僚总觉得低人半头。搞了好几年‘产业集团化’，厂房盖了不少，真正赚钱的没几个，‘新长开’能‘发展壮大’已属难得，罗青这个人又很‘善解人意’，倘若是领导出面请他‘帮忙’，向来无有不从。
基层政府的财政构成与中央或省市不同，税收所占比例并不高，很大程度上要靠以各类‘费’、‘款’为名义直接从企业和老百姓手里‘抠’钱，延平就是典型，以前几乎每年都会因‘乱收费’被上级点名。自从有了‘新长开’，准确地说是自从‘新长开’‘转型’做‘食用地沟油’，延平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长开’每年的利润中有大约一半以各种形式到了县、镇两级财政手中，要知道，这些‘利润’在公司账面上可是看不出来了，不入账就不用交税，没有了这项‘负担’，罗青也愿意多拿出些钱来‘支援地方’，有了这笔‘横财’，延平县领导们的腰杆硬了许多。
说到这儿，大家肯定以为‘地沟油’换来的钱都进了干部们个人的腰包，您还真错了，如果以贪不贪作为衡量标准，延平的领导绝对都是‘清如水、明如镜’的清官。据说，县委郝书记一直坚持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那辆‘二八永久’还是70年代末当公社副主任时用上级奖励的自行车票买的，跟了他整整三十年，郝书记喜欢下乡，‘二八永久’在崎岖的山路上始终与他形影不离，虽然已经破旧不堪，但在主人的悉心保养下，车子仍能忠于职守。近几年，郝书记岁数大了，有些骑不动了，他便让秘书小叶骑上‘老爷车’带着自己访贫问苦，郝书记选择身边工作人员的标准永远比别人多一条——自行车必须骑得好。有这样的领导，不用问，‘新长开’贡献的资金肯定全部用到了该用的地方：村里小学的危房可以修了、民办教师的工资可以结了、乡间的公路桥梁多了起来、农民们也不用再交‘苛捐杂税’了……
经俞健反复明察暗访，平津及其周边地区市场上流通的地沟油几乎全部来自‘新长开’，销售人员也大都操着浓浓的延平口音，看起来，罗青不光解决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还为拉动当地就业贡献不小。
坦率讲，当确认罗青就是地沟油的源头后，俞健一度很矛盾，一方面，他不想和自己的偶像撕破脸，可另一方面，他也绝不能容忍地沟油长期肆虐下去。最终，理智战胜了情感，俞健决定找罗青恳谈一次，他天真地认为，同为‘爱国者’的罗青一定是受小人蛊惑才走上这条歪道，甚至可能对真相并不完全知情，经过自己的规劝，肯定会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只要他答应今后不再干这种害人的勾当，自己可以‘既往不咎’，将业已掌握的情况‘内部消化’，不去为难‘新长开’。
然而，这次俞健彻底想错了，罗青听说小兄弟前来拜访，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可俞健说明来意后，罗青态度大变，先是否认，让他不要听信谣言，当得知俞健已经手握真凭实据时，罗青立刻显露出当年在C市做黑道大哥时的嘴脸和手腕，软硬兼施，安抚结合威胁，一面表示将照顾俞健和他的‘未家坊’，一面语含机锋地警告他：‘不该你管的事情别管，否则容易麻烦上身’。谈到最后，俞健几乎哭了出来，他恳求罗青不要一意孤行，希望自己的诚意能够打动对方，可罗青却越来越没有耐心，后来干脆‘端茶送客’，让俞健‘好自为之’。此后，执著的俞健又几次主动登门拜访，可罗青始终托辞不见，有时让秘书送来一信封钱，说是朋友间的一点儿‘小意思’，有时则直接由保安出面把俞健‘礼送出境’，并告诫他‘不要再无理取闹’。
在罗青那里碰了壁后，俞健也曾通过相关渠道向延平县及平津市政府反映过‘地沟油’的事情，得到的结果都很不让人满意。县委郝书记当然知道‘新长开’生产的究竟是什么，可他是个大老粗出身，没有太高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听说过地沟油的危害，但在郝书记看来，充其量就是比一般的食用油‘略微脏一点儿’，吃不出什么大问题，再者说，‘新长开’的设备那么先进，一定可以将其中的‘有害杂质’降低到最低水平。想‘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总难免要抄点儿近路，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就不必‘小题大做’，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改革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必须用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式来解决，而不能采取否定改革成果、倒退回旧体制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