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日子

碧云天下

知识青年，特殊的大群体，一个共和国历史上绕不开话题。

聊发少年狂

谢谢碧云老师的评论，理解

聊发少年狂

“休闲时间”续十三（1）                                                                                                                                       

                                                                                                                                                              

                                                                                                                                                          　　“黎老头”到村上是四个人同来，“黎老头”与他老伴和两个儿子，其实老夫妻生了四个儿子。大儿子早已结婚生子，分出单过，并没有随他下来，二儿子在铁道兵部队当不穿军装的坑道工，大多时间在云南边工作，所以也没跟他下来。跟下来的是三子“黎立三”和幼子“黎锡生”（小枪）。 “黎老头”总提起夫妻俩同在戚墅堰“车头厂”工作的大儿子太不孝顺，说好的每月十元钱生活费总不能按时寄来，甚至总有“理由”少寄或不寄；二儿子就好，每月二十元钱总是早早汇出。在村里这几年我没见过他大儿子，二儿子道是来过村上一次，还没结婚，应该是到父母这边过“探亲假”的。“黎老头”很以这个儿子为荣，带到我们这里坐过几次，后来是他晚饭后或跟着“小枪”或自己单独过来玩，聊些“营养话”或谈些云南那边风土人情，“铁道兵”总在深山处出没，其实也很少接触外面，不仅是“部队”纪律限制，更特别是少数民族边民语言不通，无法沟通。
　 “黎老头”二儿子话不多，不象他父亲打开“话匣子”后能扯出些“子丑寅卯”，这点象他母亲。“黎老头”老婆很少说话，只是总在一旁听“黎老头”说话，听到“黎老头”说到得意时，总是在旁边跟着笑，说到不开心时，也会跟“黎老头”一样脸上会出现“沮丧”表情，典型地“夫唱妇随”，“黎老头”一次与我聊天时，无意中说过，他老婆是在九江“警署”任职时娶得一个“县长”闺女。听到“黎老头”说出这些，我注意了一下她脸上表情，仿佛有点复杂，也许勾起了那些过去早已埋于“沉积”中的回忆：幸福、喜悦、痛苦、磨难……?     
    随“黎老头”下来的三儿子比我们大几岁，小学读完就没再上学，在戚墅堰一家早点店学徒。70年报纸、广播在“元旦”前后总在宣传，让“知青”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于是，与小五子、“篮园的”一商量，干脆不回去了，就在村上过年。那时候队里每到“端午”、“中秋”、“春节”“三大节”都要分些鱼、肉和豆腐，是按每户分还是按人头分搞不清楚，总之都有。拿回我们那份，鱼和豆腐怎么吃的我记不得了，肉拿回来被我们切成肉丁，炒熟后拌在糯米饭中调成“烧卖馅”，准备包“烧卖”吃。面粉到定埠“街上”粮站就买到，和好面要赶“烧卖”皮时，发现家里找不到能做擀面杖的东西。乡人很少吃面食，历年收了小麦，一般也是“充公粮”的，乡人们只是留很少一些，包几顿“馄饨”吃，那时一般都是韭菜鸡蛋馅，条件好一点的人家会在馅里放点“虾皮”，大多不放。
    我看过乡人擀皮的，尽管每年就吃那么一、两次，但那些“妈妈娘子”擀起来都能有模有样。擀“馄饨皮”一般都用的是长擀面杖，而擀“烧卖皮”则需要用到那种擀“饺子皮”那种短的，村上没有，“章宝华”也没有，找到“黎老头”家，也说没有。知道我们借擀面杖要干什么，于是“黎立三”自告奋勇“请战”，手足无措的我们当然愿意看到“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果然，“黎立三”一进门，立即抓起我们和好的面在桌面上熟练揉搓起来，让我们十分敬佩。搓成小面块后，果然不用擀面杖，仅用手掌完成擀皮全过程，严格说，应该是用手掌与手臂交接处那段完成的擀皮全过程。
    看着桌面上一个个擀好的“烧卖皮”，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但又说不出来。“烧卖”很快包好，一锅一锅的蒸熟，肉香混着糯米饭香充斥了整个房间。于是开吃，一口气吃到第三、四个时，终于悟出了刚才觉着怪怪是什么了，我们的“烧卖”全是那种厚厚的死面皮，全然没有外面那种“薄皮烧卖”有“卖相”，有“口感”，就象一只烧饼在敞开口处露出些拌了肉丁的糯米饭，区别只是烧饼用的是“发面”，而“黎立三”给我们擀的是“死面”，虽然厚度做到了“惊人一致”，这还是“烧卖”吗？
    蒸“烧卖”的香气在室内弥漫，吸引了进来玩的队长大儿子“炳根”，看见我们吃，就跟着我们吃，看见他喜欢吃，就装了几个让他拿回去。于是没有多久，“队长奶奶”以还碗名义又上门要了几个，然后是“鸣凤嫂子”，然后是“生根老婆荣新”、然后是……我一看二斤半猪肉，五斤糯米和几斤面粉做的“烧卖”不剩几个，忙拿些给“少青乌卖”等几个走的近的人送去。    乡人那时肯定没见过什么“烧卖”，年节时总是以米糕为主：比如春天时吃的“青团”，乡人叫“蓬毛头团子”（一种与马兰头差多时间长出的，叶子与马兰头叶子有点象似，但是多毛，也不象马兰头一纵纵成片生长，乡人采回与糯米粉揉在一起做成团子，中间一般用糖做馅，上蒸笼蒸熟），“蓬毛头团子”颜色是那和青绿色，与一般糕团店的“青团”颜色要淡一点，有一种特别香味。比如过年时蒸的米糕、包的汤团（乡人一般叫圆宵），无一不是糯米食品，面粉食品除了麦收时能吃个一、两顿的“馄饨”，想吃只能到“街上”吃五分钱二两粮票两个的“肉包子”，“包子”不大，但吃时必须仔细分三口吃，不然第一口咬大了就会错过肉馅，咬小了就还不见肉馅。“队长奶奶”也没见过我们的“烧卖”，于是向别人“宣传”为“鬼团子”，说：小毛他们做的“鬼团子”馅蛮好吃的，就是皮太厚，如果能薄点就更好了。说的我们哭笑不得，内心对“黎立三”的“手艺”越加鄙视。

聊发少年狂

“休闲时间”续十三 （2）
   
　　“黎立三”是到村上那年三、四月份被公社饭店请去做早点，一开始是专职“炸油条”，后来也听人说增加了做“烧饼”业务。“黎立三”被调去公社饭店是比较兴奋的，因此在店里决定“油条”开炸的前一天跑回来告诉我们，并通知我们第二天早点去，怕去迟了买不到。和小五子、“篮园的”的一商量，打算买油条回来包“蒸饭”吃，没有糯米，就跑到队长家换了几升回来，（乡人量米都不用称，而是用一个竹筒来计量，就是用一个容量为半市斤米的竹筒，装满一下叫“半升”，“升”上一级计量单为“斗”，然后是“石”，我们到村上已没见过有什么地方还在用，已被“称”取代。“石”在这里发音为“dan”，换算为150市斤．在古代常用来计量官员薪金等级）。米换回来就提前淘好，准备第二天一大早先将米放到在锅里烧好，在锅里闷着，不耽误买回油条后开吃。
    因为有“油条”这个“馋虫”在心里“钩”着，第二天我们起的特别早，在“启明星”还没下去，我们就把糯米饭烧好闷在锅里准备出发。刚锁好门，就听见后面传来“章宝华”和他儿子几个的说话声，一问听之下，竟然也是去定埠“街上”去买油条的，看来“黎立三”把“街上”做油条的事不仅告诉了我们。路上就是谈些“营养话”，交流一下“包蒸饭”的“经验”和“体会”，其实双方除了有吃过的经历，并无做过的体会，这点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聊起来只是为了打发途中无聊而已。
　 到了“街上”，已快早上七点多钟，公社饭店尚未开门，隔着店门板条能看的里面有人活动，听出“黎立三”也在其中。敲开板条，果然见到“黎立三”，一问之下，他抱歉的对我们，因为准备工作没做好，油条可能要到中午才能炸，让我们顿的失望。依我的脾气应该调头就回去的，但我看出小五子和“篮园的”都愿意等下去，也就随大流了。定埠“街上”不大，两个“省”加起来如果是匆匆而过的话只需五分钟走完全程，慢步而行并在各个店面“流连”的话，可打发半个多小时，于是我们就在“街上”“流连”，全无目的。“流连”了几遍，我记不清了，终于到了中午，每人吃了一碗面，再去“黎立三”“工作台”一看，他还在与人“吹牛打屁”，案板上全无面粉的痕迹，再问之下，说面已和好，等发酵好就可开炸，大概下午三点前油条一定炸好，于是我们继续在“街上”流连。三点钟去看了一下，果然和好的面已取出放在案板上搓揉，回答是快了，四点钟去看一下，回答是炸油条的油已批下来了，马上就送过来了，反反复复，终于在五点前油条正式开炸，由于我们在“街上”“流连”，竟然有二、三十几个人排在我们前面，听那些人说话，多数是“常州鬼子”，每人均是二、三十根起步，轮到我们是六点多钟了，回到村上天已黑透了。
    早上闷在锅里的糯米饭已冷，在灶里重新点火热饭，尽管闷出了“锅巴”，包好蒸饭吃起来并没有吃出什么“香”来，全是“流连”后的疲劳和扫兴，全然没有去“街上”说“营养话”时说出的那些“什么什么”。听说“黎立三”在公社饭店推出了“烧饼”，我再没去吃过。 “黎立三”凭做“烧饼、油条”的手艺在公社饭店站住了脚，并一直到那里干，我离开村后来怎么样，也就没消息了，就象“黎老头”一家。
　　 89年那年我去村上那次也问过乡人，没人知道，也是，因特殊原因，特殊环境，特殊社会大背景，他们一家和乡人都存在表面和谐实质互相“防范对方”地心境，于是“沉默”的来，就象后来“沉默”的走，互相在记忆中也许会留些“曾来过”的印象。
      

斜阳

         历史上有很多绕不开的话题，但是随着时间的进程和政治风云的变换，绕不开也得绕，这也是历史的要求。举个简单的例子：“对越自卫反击战”应该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吧？但是当今就是个很忌讳的话题。用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的话说：那场战争只是“兄弟间的冲突”，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敌人.......

顾林

先生一口气写下来，所涉内容我觉得文章标题[休闲日子]已不太适用了。原以为休闲日子就是写写退休后的旅游散记，现在看来话题越来越沉重，内容越来越深广了。似乎笔者在做一个回忆录，而回忆录一类的文章适合出书。

聊发少年狂

谢谢顾林老师的评定，写休闲日子只是因为返乡后引出对五十年前的曾经记忆，离出书水平还有一定距离，顾林老师抬举了，但还是要再次谢谢．

聊发少年狂

“休闲日子”续十四（1）  

    “常州鬼子”下放就象“南京鬼子”那样“蜂拥而来”，于是我们花村大队九个生产队都拥有一个“常州鬼子”家庭。但除了“前严村”两户外，我们与其他人家并无来往。只是到了71年收晚稻时，紧连着我们村的“小史家村”一个也姓“毛”的“常州鬼子”来我们村探访我们，才使我们在全定埠公社认识了第三户“异域鬼子。
　　花村大队在地图上呈“扇面”排列，“前严村”刚好象“扇柄”，而“小史家村”则为“扇中”，其余各村将其包裹中间，因此大队部就建在这个村边。站在“前严村”村口向南望去，可分辨出“小史家村”，距离大概一点五、六华里，村上也有几个“南京女鬼子”，但是我们没有去过。我们几个人很少外出走动，当时同班同学下放在定埠和下坝的也有几个，经常走动的定埠同学除了“老女人”和“三掌柜”以及下坝的几个人，其他来往很少，只是在“街上”遇到会相互打招呼，停下来聊聊天罢了，绝对没有象当初“鬼子们”才下去时三、五成群走村串户的行为。“串联者”大多是性格比较活跃的人，比如来访的“常州鬼子”“毛艺兵”。
　　提到“老女人”和“三掌柜”这两个初中后开始的铁杆，在这里不得不多啰嗦几句。我考初中时没有发挥好，只考到一个二流中学，使我当时许久保持郁闷状态。开学后，第一件事是选班干部，当然同学之间互相不认识，干部由班主任指定。班长由当时玄武区副区长的儿子担任，这小子大慨特喜欢相声，经常学着捧角腔调说话，加上变音形成的哑音，被同学尊称为“老鸭子”。然后是什么组织委员，体育委员，劳动委员等等委员，最后是文娱委员。让我吃惊的是这个文娱委员竞然是我。班主任特别强调选我的原因是小学老师在我评语中写了“能积极参加班的文娱活动，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天地良心，我五音不全，缺乏表现欲，怎么会有组织能力？细想一下，可能小学老师看我写作文还行，四到六年级三年里要我在班级活动中帮班里主持节目的同学编排一些过度词，并还能说的过去。其实这种活动三年里也没搞过几次，班主任在写评语中发现我这个人找不出有异于常人的优点，怕我出校门在吃亏，很有拔高抬举的成份，明显带有家长偏袒心理，可怜天下父母心。正因为这个偏袒给我弄个偏偏带有女性名头官衔。我当时有点象刘胡兰，江姐，（也许是太强烈地女性职务给我带来刺激太大，不然怎么会想起来的全是巾帷英雄，）宁死不屈，对班主任点名无动于衷，只到班主任大发雷霆我也没屈服。好在班上全是新生，互相不认识，同学们都在互相用询问的目光探寻文娱委员是谁，这目光中也包括做贼心虚地我。随着下课铃声响起，我正庆幸躲过一关时，班主任宣布让我留下来，这时恍然大悟地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到我身上。亲们，你们也经历过到这种尴尬吗？
    经过我认真地讨价还价，这个委员的帽子终于没有落在我的头上，实致名归地给班上另一个女同学戴上了。但可恨地是“文娱委员”的外号成为我那段时间的羞辱。为了这事，也没少对敢当面嘲笑的同窗动手。我那时人高马大，班上有个在成贤街开豆腐店的少掌柜最是硬气，继续挑衅，在我依仗身高连摔他十八跤后才算老实。摔跤是一项体育活动，运动员有专门的运动服，其特点是厚，重。可那年的九月初依旧保留南京的热情，身上衣服还是夏天样式。当然公教一村（市委大院）出来的人都比较抗热，外出一般是汗衫或背心加或长或短衬衫。但街上人（或被公教一村，白党营，空司，科学院等等叫人家“小市民”）一般仅穿一件汗衫或光穿一件衬衫，如果不是学校规定不准穿背心上学，可能打赤膊的都有。这不关文明，是贫困。摔跤后的“三少掌柜”白衬衫从背后开始裂为两片，不是我手劲大，是那布早已洗的很薄了。记得老辈人传下来的孩子穿衣序列，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是老三，而这位趴在地上的则是豆腐店“三少掌柜”。
    第二天中午，我被叫到校长室，我意识到运动后遗症的爆发，心里有点上下（忐忑）。校长室里坐着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在看报纸，听到我在门口喊报告，抬起头来看着我，用一口山西普通话对我说你是那个撕破别人衣服的孩子吧，快来坐。看我疑惑的眼神，就给我解惑，从此我认识了这个从抗大走出来的老战士，我尊敬的人--章天。那一天，我从老校长谈话中受到的是震撼。总而言之是我悟出人生层次差别，尽管当时还很模糊，但也有点启蒙的的意味，知道了贫穷并不仅是苦难的旧社会才有的产物。公教一村的人，特别是比我大的，比我小的，或者相近的孩子真没有我当时悟的透彻，讲穿了就是心理学中马斯洛理论中的“金字塔理论”，尽管这个“金字塔理论”在上大学才读到。
　　“三掌柜”娘早上起来发现“三掌柜”穿了一件厚工作服上学，唯一一件白衬衫被藏在蚊帐顶上，逼问后找到学校。说实再话，我真不知道三掌柜家生活尴尬情况，不然摔他前无论如何要劝说他先赤膊上阵再开打。后来我把三掌柜的破衣拿回家用缝纫机补好，又拿了件全新的衬衫送给“三掌柜”结束这件事。人说不打不成交，“三掌柜”后来和我成了好友，现在聚会时还时不时提起当初之事，说到时大家都十分暖心。
　　我前面介绍过我是二流中学的，在我们前三届是女子中学，南京市第六女子初级中学。教师成份其实不简单，外语（英语，我们学校不开俄语）五个教师中有三个担任过“党国”外交官，一个有英国留学经历。我的班主任就是从英国回来的，她是忌讳我们班同学去问那几个老头英语问题，反复强调不能被“美国音”破坏了“牛津音”。她对我们班上学生发音达到追毛求疵的地步。尽管班主任说了一口“牛津音”，但挡不住其他教师满口的“城南话”。
    在我们这种学校教师大部份是通过其它途径过来的，并不是通过师范选拔的。有些是知识份子或专家明明夫人学历也很高，仍在家当专职太太，五八年这些人纷纷投入社会。那时有一部电影，是上影厂著名演员韩非和王丹凤演的喜剧《女理发师》，讲的是男的反对女的出去工作，后来女的偷偷去理发店工作，后来男的受到教育，后来结局皆大欢喜。公教一村也有这种情况，当时干部拿的是津贴制，但到了一定级别后，生了孩子就可以配以保姆．而且是每个孩子都单独配有．于是有些干部老婆文化低的或资格浅的，孩子生多了，干脆就下来带孩子，那时可以拿到保姆费，五八年后重新去参加工作。我们班主任和我的地理老师就是这批高学历的人。其他老师就不一定了，比如我们体育老师是民国时国家女队的蓝球队员，音乐老师是过去音乐厅的钢琴师，等等不一而足。说这么多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学校老师大部份是党国首都的原注民，操着一口“城南话”，连我这个操着一口半普通话的人好久才听懂老师讲话。比如，学校条件限制，体育课一般都是2个班一起上。但是是各个班自成队列。体育场不大，大概有1个半蓝球场那么大。和我们拼班的是记不清是初三几斑的学生，那个班有几个校队的蓝球手，在体育老师眼中那是校宝，校蓝球在区中学中很拿过几个头奖，常在玄武区中学生中耀武扬威。还是说人不能张狂，小人兴必然要出事。体育课上就那么大的地方，讲好的一班一个半场，三年级的硬是把我们赶到旁边去跳沙坑。
    对于这种情况，孔夫子叹曰:“是可忍而孰不可忍”。赶着那天我们语文课学的是《论语》，我们班同学并没记住:“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而记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当场对擂。我们班首先是“三少掌柜”出阵，可杀不可辱。看到“三少掌柜”受欺负那还了的，我们班以我为首齐齐上阵，众志成城，初三班也不屈阵，战火一触即发。年青的体育老师赶快把“国家队”叫来。毕竞是国家队老将处理情况，不怒自威，大喝一声“一手走”。同学们立刻作鸟兽散，只有我呆立当场，不知所处。三少掌柜拉我回教室，我问他什么叫“一手走”？“三少掌柜”当时看我就象看外星人。“一手走”到了二十多年后因工作中接触到了老城南人才弄明白是“一起走”的意思。
　　“老女人”本名叫倪军光，高高大大，玉树临风。老南京话中“女”“倪”不分，“官”、“光”不分，经过老师点名，倪军光发音就成了“女军官”。经过演变，特别是学过语“woman”和“old”后，倪军光的变成“old woman”，翻译过来就是“老女人”。这个名字伴随了他一世，现在同学提起他的本名很多人都不知道。

聊发少年狂

“休闲日子”续十四（2）

　　 “毛艺兵”过去叫什么名字我并不知道，但是我能断定“文革”前一定不是叫这个的，肯定是“文革”中跟风改的名，就象什么“要武”“学青”类。他之所以找到我们村上，就因为我也姓“毛”。“毛”姓在中国不算大姓，不能与“王”“陈”“张”“李”比肩，但也比“令狐”“司马”多了许多，据近几年《百家姓》排名统计，“毛”姓在国内排名为87，关键问题当时定埠“毛”姓仅我们俩人。“毛艺兵”在常州下放前干什么的我没问过，可以肯定的是“文革”中在不知哪个派别组织“宣传队”混过，认识我们后曾多次拿出些据他自己说由他亲自执笔的“小剧本”炫耀，这些“小剧本”在当时可以算是可圈可点的，后来认识越久，对他“亲自执笔”越加怀疑，参与演出，在戏里扮演过什么角色是有可能的，但肯定不能是“正面人物”，这是我根据他的长相来推的。“小剧本”有好几个，我依稀记得有一个是宣传“军民鱼水情”的，故事说：某山村一头牛走失，被一小队刚好经过的解放军战士拾到，荒郊野岭地不见人烟，于是战士只好将牛牵回驻地准备下一步再去寻找失主。牛是附近一个村民的“土改果实”，在放牛时因故走失（这个“因故”在“剧本”里有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只是我记不清了，所以只好省略），经落后群众还是坏份子挑拨是非，于是产生误会，最后真象大白，误会解除了，更进一步加深了“军民鱼水情”。“小剧本”不是“话剧”，而是“锡剧”，“毛艺兵”后来跟我们混熟了也会时不时地“发发大兴”（“常州鬼子”叫“人来疯”的专称），调上几嗓子，比如男女声全本“锡剧”“双推磨”，“沪剧”“罗汉钱”，显示他的“戏曲功底”，“有板有眼”，只可惜他沙哑嗓音，如果能迟生二、三十年，也可以与杨昆比肩，但在七十年代就完全没有市场。
　　 “毛艺兵”到我们村上是由“章必遥”带过来了，那是晚稻收割后的一个晚上，他们村到我们村走快点的话，一、二十分钟可走到，他先去了“章宝华”家，然后让“章必遥”带路、引见，进我们家门刚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七点“新闻广播”时间，我们几个正在家里饭后打牌，聊天。十一月的天气，晚上月亮升来比较迟，那天是个大晴天，可清楚的看到天空中的“银河”和两边的“牛郎”“织女”星。“毛艺兵”经过“章必遥”介绍，很快的和我们“热络”起来，于是在说了些“营养话”后就开始打牌，气氛也可以说是“其乐融融”。大概到了八点多钟，这在乡村算比较晚了，一般人家早就上床睡了，我们大门被人猛然推开，会计“金玉伢”和“生根”气急败坏地对我们说，快去抓小偷，有人偷稻子，向“花墙门”方向跑了。小五子反映最快，当及站起来跟着“金玉伢”后面追去，然后是“蓝园的”，“毛艺兵”也跟了出去。我这人反映一贯比较慢，等我追出村口，远远的就看见他们几个已将“小偷”们押着回村。
　　 “小偷”们是向“花墙门”方向跑的，“花墙门”在“前严村”西北边，是属于“下坝”公社的一个大队，村子比较大，有一、两千户人家，分五个生产队，“杨”姓祠堂就立在村边，离“前严村”有二华里左右距离。从祠堂出来到我们村，是一条当年算比宽的土路，可容得下3个比较胖的人并肩同行。“花墙门”地势比“前严村”高不少，经过祠堂到“前严村”是一条相对平坦的路，但到了“前严村”就有一个二、三十度的斜坡从村边一个用作废的石磨盘当路石的道路擦过，连接通往定埠勉强可容纳两人并行（胖子除外）“官道”。这段路在“军事地图”上就叫“磨盘路”，有一次我们在队里干活时，有一队部队拉练从我们旁边经过，向乡人问路时，我看到图上清楚地标明了这个名称。平坦路边连接两个水塘，面积也还算大，和我们队“水库”面积差不多，乡人叫它“高塘”。乡人一般在夏、秋季雷雨天总会有意避开这段路绕行，因为这段路经常有被“雷击”的噩耗传出。

奶咖小生

佳作欣赏，问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