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日子

聊发少年狂

谢谢碧云老师的鼓励，说出我积在内心渴望．用我的理解对知青做些诠释，
你那句“留点回忆与当事人，留些络脉给历史，留点文字给未来”。说的太好了，再次谢谢碧云老师．希望今后多联系，交流

聊发少年狂

“休闲日子”续十九 （1）

   73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闭塞的年月，“老女人”是73年中大概六、七月份调走了，他老家是响水、灌云那边人，家里动了一些关系，到那边一个国营厂当了一个驾驶员。缺少了这个关系，尽管和张宁混得比较熟识了，但我还是到定埠“街上”时也总不好意思去“息个跘”，真正遇上也是站在路上谈上几句话，或多或少，完全凭双方的心境和时间。73年年初小五子也调走了，到六合一个有他母亲关系的大队当“广播员”，之后在那里选入“工农兵大学生”，彻底离开了农村；“篮园的”也因其母身体原因几乎不再来村上，所以我几乎就是一个人住在村上。我那时也不下地干活，“金头”让我暂时在村上小学代课，除每周三下午必须到公社中学开一次会，其余业余时间总在忙活自己的“自留地”里的那些蔬菜和自己的养的几只鸡，晚上看书，过着平淡而无聊的日子。本来亲近的人越来越少，就更加不想外出“串联”了。不过，在与其它同学接触中，多次听到张宁的名字，总是些有关“风月”的“花边”。
　　73年底，张宁又来到我们村上，那天是快傍晚乡人要收工时，学校已放寒假，我也回到队里与乡人一起干活。收工回来，一眼看到张宁就站在我的屋门外边等着我，忙让进屋，正寻思去乡人那里买几个鸡蛋，被张宁制止了，说他带菜过来的，只叫我多准备一些蔬菜，说还有几个人要过来。冬天地里没什么菜，队里分给我两分自留地我种的全是“矮脚黄”，这是我从南京种子市场买来的品种，乡人不种这种，乡人种的都是长杆青菜，就是那种腌咸菜的。挑回七、八斤，和张宁一起到村口小塘洗好，回去到屋里，看见五、六个人已在家中，其中包括“三掌柜”和毛头，其余都不认识。铁锅里放着一个咸猪头，看来这就是他们带来的“菜”，我认定猪头肯定来路不正，也不管了，放上水埋锅烧饭。那时都是刚放下筷子就能吃第二餐年纪，何况有荤腥，七、八个人，连菜带肉一顿吃的干干净净，最后连锅里煮咸肉的肉汤被众人就着锅巴吃的一点不剩。
　　话说当年，说句实在话，“偷鸡摸狗”不仅是传说中“二流子”的“专利”，许多“知青”也做过这些不上台面的活计。搬入新房后，我们几个也抓过几只，只是吃的时候，并没吃出什么鸡肉的美味，满满都是“三八作风”中除“团结、严肃、活泼”外的感觉。我相信乡人心里总是会怀疑到我们，只是缺少“捉奸在床”凭证而已，否则定是会上门追讨的。因为母鸡在当时条件下，关系到一家人的包括小到“针头线脑，洋火煤油”，大到“油盐酱醋”等各项开支，断不可小觑。乡人说，在老太太眼里，母鸡和女儿是并列在一个地位上的。后来回乡，和熟悉的中老年妇女聊天时经常被追问过当年是否偷过她们家的鸡 ？尽管我从她们表情中看出问话中调侃意味占98%，依然“正人君子”般的咬紧牙关，全盘否定。“江姐”说过，“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但我不会告诉你的，因为那是我党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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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日子”续十九 （1）

   73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闭塞的年月，“老女人”是73年中大概六、七月份调走了，他老家是响水、灌云那边人，家里动了一些关系，到那边一个国营厂当了一个驾驶员。缺少了这个关系，尽管和张宁混得比较熟识了，但我还是到定埠“街上”时也总不好意思去“息个跘”，真正遇上也是站在路上谈上几句话，或多或少，完全凭双方的心境和时间。73年年初小五子也调走了，到六合一个有他母亲关系的大队当“广播员”，之后在那里选入“工农兵大学生”，彻底离开了农村；“篮园的”也因其母身体原因几乎不再来村上，所以我几乎就是一个人住在村上。我那时也不下地干活，“金头”让我暂时在村上小学代课，除每周三下午必须到公社中学开一次会，其余业余时间总在忙活自己的“自留地”里的那些蔬菜和自己的养的几只鸡，晚上看书，过着平淡而无聊的日子。本来亲近的人越来越少，就更加不想外出“串联”了。不过，在与其它同学接触中，多次听到张宁的名字，总是些有关“风月”的“花边”。
　　73年底，张宁又来到我们村上，那天是快傍晚乡人要收工时，学校已放寒假，我也回到队里与乡人一起干活。收工回来，一眼看到张宁就站在我的屋门外边等着我，忙让进屋，正寻思去乡人那里买几个鸡蛋，被张宁制止了，说他带菜过来的，只叫我多准备一些蔬菜，说还有几个人要过来。冬天地里没什么菜，队里分给我两分自留地我种的全是“矮脚黄”，这是我从南京种子市场买来的品种，乡人不种这种，乡人种的都是长杆青菜，就是那种腌咸菜的。挑回七、八斤，和张宁一起到村口小塘洗好，回去到屋里，看见五、六个人已在家中，其中包括“三掌柜”和毛头，其余都不认识。铁锅里放着一个咸猪头，看来这就是他们带来的“菜”，我认定猪头肯定来路不正，也不管了，放上水埋锅烧饭。那时都是刚放下筷子就能吃第二餐年纪，何况有荤腥，七、八个人，连菜带肉一顿吃的干干净净，最后连锅里煮咸肉的肉汤被众人就着锅巴吃的一点不剩。
　　话说当年，说句实在话，“偷鸡摸狗”不仅是传说中“二流子”的“专利”，许多“知青”也做过这些不上台面的活计。搬入新房后，我们几个也抓过几只，只是吃的时候，并没吃出什么鸡肉的美味，满满都是“三八作风”中除“团结、严肃、活泼”外的感觉。我相信乡人心里总是会怀疑到我们，只是缺少“捉奸在床”凭证而已，否则定是会上门追讨的。因为母鸡在当时条件下，关系到一家人的包括小到“针头线脑，洋火煤油”，大到“油盐酱醋”等各项开支，断不可小觑。乡人说，在老太太眼里，母鸡和女儿是并列在一个地位上的。后来回乡，和熟悉的中老年妇女聊天时经常被追问过当年是否偷过她们家的鸡 ？尽管我从她们表情中看出问话中调侃意味占98%，依然“正人君子”般的咬紧牙关，全盘否定。“江姐”说过，“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但我不会告诉你的，因为那是我党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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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日子”续十九 （2）

　　乡人有个习惯，中、老年人和妇女、小孩天黑一就上床睡觉，除了夏天乘凉外。但年轻人会不分季节地经常聚在一起，聊天或操练拳脚，性致来了，也会摸到别人家菜地里弄些蔬菜回来吃“夜宵”。事后一般女人知道后往往是一笑了之，小器也会骂几句，偷菜人和被偷人均不会认真当会事，很少会当回事讨上门的。我却不同，就被人追上门讨要过。    72年仲夏，插中稻秧不久，南瓜已掛果，如果此时采摘有点早，再过一、两个星期正好。生产队在水库边那片坡地上种了许多南瓜喂猪，满满的一大片。杂粮中，我总不爱吃南瓜，讨厌那种水叽叽的甜，不如山芋那种粉粉的面。60年代初，我们一家随父亲调动到“南钢”，宿舍周边是大片荒地、山坡，于是我们家也学着其它各家开出荒地，种些山芋、花生、西红柿、韮菜……并在门前山坡上种了十几棵南瓜。南瓜是比较好侍候的庄稼，只要上足底肥，每天浇水，于是疯长，成一片片的扩张，一棵上往往结十来只小磨盘般的果实，于是每天都是南瓜稀饭，闷南瓜，吃的怕怕的。乡人也不太吃，只是喂猪喂鸡，山芋上来后就不同，乡人的山芋是那种粉粉的山芋，不是现在市面上的“红心山芋”。乡人将山芋切开贴在饭锅边上与饭一起烧，有点象苏北那边的小鱼锅贴，于是，吃饭时就各家去“扫荡”。“兰园的”祖籍是河南人，于是名字里有“崧”字，南瓜面片是他的最爱。那天他身体不舒服，有点发烧，于是吃饭没什么胃口，就想到了南瓜面片。麦子收过没多久，乡人收了麦子主要用作交公粮，只留下很少一点分给各家，各家都是包馄饨，我们不会做，最多只会烙几张饼什么的，或下点面疙瘩，所以家里还有一些面粉。关键是需要南瓜，于是当然盯上了队里的南瓜。    吃过晚饭不久，天已灰暗，我拿上一根小竹杆，带上电筒向村外水库走去。队里水库不大，20多亩面积，紧靠在村边，带上小竹杆主要是防蛇。乡里蛇主要分几种，一种是“火赤链”，是那种带红色的花蛇，常在水里或稻田里活动，游动时声音比较大；另一种是“土公蛇”，是那种土灰色的蛇，常蟄伏在田埂上，有较强的毒性，乡人走夜路，总喜欢拿一根小竹杆惊蛇。
　　金玉伢的房子就在村最东边，站在他家门口就可以看到水库，大概距离有三十来米，出村必须从他门前经过，于是就看到吃过饭站在门口溜达的金玉伢。金玉伢是东边队的小队会计，读到小学毕业，在当时村上算比较高的学历，所以，我们到村上，以及我离开村一直当队会计和记分员，从没变过，其实一直干到分产到户才结束。乡人都叫金玉伢为“猪郎”，连带他“妈妈娘子（老婆）”“老魔头”叫“猪婆”。“老魔头”叫王老美，乡人用在名上凡是用到“老”字就表示是最后一个，最小的一个。村上叫这个名字的有两个，一个是末狗子的弟弟正清的老婆韦老美，一个就是王老美。韦老美先嫁到村上，乡人就叫她老美，王老美后嫁过来，乡人就叫她老魔头，以示区别，因为妇女嫁人以后很少再被人称到娘家姓氏。
　　“猪郎”就是乡人们对公猪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每年开春后都会有专业户赶着“猪郎”去各个村上去配种，与专养母猪（猪婆）的人家与其交配。配种时，将“猪婆”固定在放倒的条凳上，然后驱赶“猪郎”爬上去勾搭，结束后，“猪婆”方付给“猪郎”方一定的钱，具体多少，没有问过，不想关心。
　　前面我提到过，金玉伢房子在村边，经过水库到“九王头”，也就是当时我们花村大队的大队部的必经之路。到大队部或者有人去小卖部买东西、看赤脚医生都只能经过他的门前。相传有一次晚上“老丝瓜”去大队部开会经过金玉伢门前，听见里面床上哼哼哈哈折腾声，也没当回事，因为那时金玉伢新婚不久，但“老丝瓜”开完会回来经过他窗前依旧听到折腾声，于是，就在队里干活时说了出来。乡人干活时，都喜欢说些“风月花边”，众人也爱听，不论男女，一来二去，夫妇俩就被人叫着“猪郎”、“猪婆”。
　　金玉伢是个慢性子的人，与我的关系一直很好，他和“大黑皮”同属，也属兔，他那些同年里有四个，现在只有他还健在。“老魔头”则相反，在村上是个与宏根老婆小翠旗鼓相当的泼辣货，乡人总之敬而远之。
　　金玉伢看我晚上出村，问我去哪里，于是我就告诉他想摘几个南瓜。金玉伢开心的笑，调笑地告诉我水库靠前一点的“青瓜瓜（青蛙）”大些。南瓜地面积很大，铺开来爬满整个坡面，瓜都不算大，没有到收获时季，果然在手电筒光照下认出靠前面一个颗还算可以，于是摘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起来，将面粉调成稀糊，准备切南瓜时，“老魔头”找上门来，说我偷了她家的南瓜。乡上妇女早上不出早工，在家洗衣服烧饭，吃过早饭才和男人一起出工。大概昨晚听到金玉伢说过我外出的事情，担心我摘到她家紧靠队里的瓜，于上一大早就前去查看，果然如此，便立即找上门追讨，使我十分尴尬，只好执行了“三大纪律”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将南瓜还给了她。回来吃早饭的金玉伢知道这件事，怒火中烧，拿起烧火棍追打“老魔头”，于是“老魔头”拔腿就跑，金玉伢就在后紧追不舍，象极了八十年代的爱情电影，什么女的在前面跑啊跑，男人在后面追啊追，鸡飞狗跳，惊动四方，搞的全村老幼皆知昨晚小毛偷了瓜。中午，“老魔头”捧着已切开的南瓜给我送来，被我断然拒绝。
　　“偷菜”尽管不是“知青”专利，但也磨练出不少个中高手。小五子和“兰园的”就是高手高手高高手。71年下半年，国庆过后我就回乡了，小五子和“兰园的”快到年底才回来，晚饭后，两人神秘出行，一个小时后，提着一个装得满满的旅行包回来，脸上掛满满足兴奋地神情向我通报，“收获了整个一块韮菜地”。打开旅行带，我立刻惊讶当场，袋中除了满满的小麦青芽并无其它。58年有个嘲笑上海大学生无知的笑话，说一个学农业的大学生到农村体验生活，看到满地小麦青苗大发感叹，说这里韮菜长的真好，眼前就出现了现实版。不禁问他俩，就算他们利令智昏的想发财，收割时全无韮菜味也分别不来，三人大笑。前几个月我们聚了一下，旧事重提，小五子认定是偷的荞麦苗。荞麦苗外形是紫杆三角形叶，象极棉花芽苗，与韮菜毫无相似之处，可见小五子虽然有过几年“农龄”，但依然保留着“孔夫子”风骨，“五谷不分”。
　　又扯远了，回到正题。   “猪头肉事件”之后，许久没听到张宁的消息，一直到75年初，春节前，乡人带来的消息，说张宁又在定埠街上大出风头，与“东方红农场”的“狗司令”大打出手，将对方从十几米高的定埠桥打落到冰凉的河里，并怀着“宜将剩勇追穷寇”地勇气跳进河中痛打落水狗，凯旋而归，在乡人们心是树起一个不可逾越的“丰碑”。

               

聊发少年狂

《休闲日子》续二十（1）

　　“东方红农场”具体在什么地方，我其实并不清楚，估计应该在顾陇到鸭子港之间。下乡8年，不算定埠，高淳境内几十个公社、农场我仅去过下坝、东坝、青山、双塔和保胜，路过古柏和砖墙。知道“东方红农场”完全是因为“狗司令”臭名远扬。
　　“狗司令”是一个64年邢燕子、董家耕那批因没有考上大学或高中的城市青年到农村入户，“老三届”人称呼他们叫“老插”，以与后来者有所区别。64年在中宣部倡导下，各地“现代戏”不断出现，豫剧《朝阳沟》应运而生，故事情节就是用了这个主题为基调，写出了城市姑娘银环和农村青年栓保到农村扎根的爱情故事，成了脍炙人口好戏，上演后久经不衰。
    考证了一下，64年到高淳的南京人不是很多，后来大都数被县里安排到县化肥厂，机械厂，或国营农场工作，这些都是还在出现“老三届”“扎根”运动之前的事情。这批人中有一位当年安排在化肥厂工作的人后来当到县长还是县委书记，风光一时。俗话说：人上一百，五颜六色，“狗司令”在其中是属于“下九流”的，最后以牢狱生活而落幕。
　　“狗司令”叫孙玉礼，是当时安排在“东方红农场”的一个城市青年，他在周边方圆十几里闯出巨大名气，是因为和另一个同为农场职工叫刘四宝的人在农场养了几只大型犬，经常带出“游荡”，使乡人唯恐蔽之不及，在乡人眼里和真正的“日本鬼子”享受同等待遇的位置，很是不待见，定埠也是他们常来的地方。
　　高淳在江苏版图上处于西南边缘，与安徽省宣城、郎溪等的多个县交界；定埠在高淳版面上处于正南部，与江苏溧阳县和安徽郎溪交界，其乡驻地就与郎溪县定埠乡隔河相望，形成不省份的同名乡。下放那几年，“知青”和“下放户”高淳这边由高淳县本土的和“南京鬼子”、“常州鬼子”构成，而郎溪那边则由郎溪本土的和“上海鬼 子”组成。不是地域偏见的问题，我还是要说，上海人都是一群心理阴暗的群体，尽管我也算有几个上海亲戚，但我仍是要这样客观地评定。郎溪的“上海鬼 子”的行为往住令人无法理解，有靠“三只手”生存的，有靠上街行乞的不一而足，人数还算不少。不是说“南京鬼子”和“常州鬼子”中没有靠这行“扒窃”谋生的，或“流入风尘”的“笑贫不笑娼”，但绝对没有混入“丐帮”的，定埠“街上”就曾有过好几个“上海鬼子”拜倒在“洪七公”门下，而且是“污衣帮”。客观来说，“扒”这行业是不分地域的存在，我亲眼见到过公社分管“知青”的赵秘书“语重心长”劝诫当时住在公社卫生所后面的记不清一个到底是姓王还是姓张的“南京鬼子”要“洗新革面、回头是岸”。姓王的还是姓张的“鬼子”手里拿着好几张崭新的十元大钞，恳求赵秘书帮忙，希望到生产队买回全年口粮。“三掌柜”告诉我，这就是个贼王，长年流窜各方，很少回乡，是公安机关的“常客”。这毕竟只占少数，不象“上海鬼子”批量产生，层出不穷。
　　公社卫生所在“街上”中间末端，前面我谈到过，高淳定埠其实是依附于郎溪定埠延生出来的产物，当年郎溪定埠青石板路面，两边各有铺面相对，古朴庄严。隔着几个店铺就有一、两人宽的巷口向延深处伸展，地面同样铺有青条石路石，使人在静宓中产生淡然、遐想，这一切组成了浓厚的文化底蕴和江南的小镇气息；而高淳定埠这边仅是一条“丁”字型石板路，“一”字部分稍长许多，另一部份相对稍短不少，石板仅标志着公社驻地范围，有出口处再无石板连接。卫生所后面其不归公社直辖，是个什么大队，这个村我去过两次，都是跟着“三掌柜”和“毛头”后面“瞅热闹”。第一次去到了一个“常州鬼子”家，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单身男人，见人是那种淡淡地平静，并不热情，更不拒绝。“常州鬼子”下放是家庭式的，单身比较少见，于是好奇。家里家俱陈置很是简单，但整洁到一尘不染；墙壁用报纸仔细糊过，使本不大的房间更显“辽阔”；家俱简单到除床、凳、桌外几乎什么都没有，让人眼睛一亮得是床边紧靠墙壁那个四层的柳条书架，书架放的位置说明主人并不想使之显眼，但相对屋里不多的简陋中，书架仍是那么醒目。书架最下层好象放着鞋子等杂物，上面全是书，书最上层中间显眼处放了四本伟人选集，可以看出是主人有意为之，其余都是些有关医学方面的书籍和外文书藉，令我刮目。
　　不认真得去考证的话，我也算个“爱学习”“追求学问”的人，下去的时候，我把家里能拿到的最高知识书藉都拿了下去。我们家当时学历最高的是我父亲，学历是“相当高中”，他的书在家里满满一书柜，但全是些“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联共（布）党史”等“形而上”的东西，很是枯燥；我母亲是解放后在江苏省干部速成学校拿到初中文凭，用的课本语文相当于现在高中，数学则相当于我们小学五年级就学过的繁分数；其实当时家里文化水平最高的是我姐姐，差点初中毕业，于是便把她课本带了下去，拿得只是“英语”。我姐姐就学的“南京九中”当时教学水平还算不错，初三上半学期已把全年的课程教完，并在学习学校印制的其它教材。在家闲散时，一个人在家，总喜欢在看史书看累了，就找出姐姐的“英语”书，凭着音标读着玩，也汇集了一定的词汇量。
　　专心扫过单身汉书架，医学书我是无论如何是看不懂的，不管哪国文字，在书架下层突然看到一本外文书籍，平装英文版的《格里佛游记》，我姐姐教科书里有“格里佛游记”片断，因些我认得出“Gelifouji”，于是指着书本向单身汉问了句“Gelifouji”？其中不乏有点“卖弄”（亲们，请原谅我年轻时地浅薄虚荣）。单身汉看着我没说什么，在他单调的几乎平面地表情上依然无嗔无喜。我以为是我仅凭音标得来的口语不太标准，于是又重复了一遍，当然相对第一次问话时少了许多自信，得到地依然是无嗔无喜的平面，完全冲毁了我带有“卖弄”的现摆，于是我也沉默，一直到随大家出来，无嗔无喜，只是多了些许失望。“三掌柜”告诉我单身汉下来后就在卫生所上班，他们去串门，主要是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坐一下的地方，彼此几乎没什么交流，除了每次敬给他香烟他会接过去，然后点燃默默抽着。后来看到描写“陈景润”的文章，我突然想起那个单身汉，悟出这类人都有着一个难于贴近“红尘”地“崇高”，让人们无法仰望，更不用妄谈沟通。

顾林

提个意见，先生发帖至今，没见与其他文友互动一次。其实文友和小竹们也需要别人的点评

聊发少年狂

谢谢顾林老师的意见，是我考虑不周。今后会不仅用眼睛看，也会说些自己的拙见。

聊发少年狂

《休闲日子》续二十（2）

　　再有一次去卫生所后面那个地方，是和“老女人”、“三掌柜”一起去的，严格来讲，其实我是半路裹胁盲然而去的。事后我总感到“冤枉”，早知道事情原委断不会去跟着搅浑水。这次跟到得不是单身汉的家，而是知道了这队里也有“南京鬼子”，“三掌柜”冲着是躲在那“鬼子”家得“毛头”而去的。
　“毛头”叫建生，是我的中学同班，因脸两边都长有“酒窝”，于是上中学后得名“密斯”。记得那时班上很有几个同学得以“英文”冠名，比如“毛头”叫“Miss”，还有个是后来从上海跟着家长到南京上学但仍操着一口“洋京帮”腔的同学干脆被叫成“American”（美国的），本意是叫作“外国人”，因为初中一年级词汇中还没有学到“foreigner”（外国人）这个单词，所以不得以为之。还有前面提到的“老女人”也在其列，不同的是“老女人”被改成了意译，以便于国人理解，其他两个的保持了“密斯”和“阿卖利克”原音。下放时，“毛头”和他哥哥“黑子”，以及“三掌柜”组成一家，下放的村叫“夏庄”，紧靠我们大队的第六生产队，离我们约三、四里路。
    听同学议论时都说“毛头”很有些“女人缘”，我是没有看出来，于是，“毛头”也会时不时地在外“鱼”。“文革”以后，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严打”，这种现象得以收l蔫。之于再后来冠以“文化”头衔卷土重来，招摇于大庭广众则不是我想评论的，我也不是什么“道学家”，去评定那些用金钱与女色交换得你情我愿之间地是否曲直。“钓鱼”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流行在市面上的“黑话”，意思就“招嫖”。于是那天“毛头”“钓”到一个“漆桥”还是“青山”或者是“东坝”的“鱼”。后来听他们说，这条“鱼”在南京很有名气，因为家住在“夫子庙”“石坝街”，所以叫“大石坝”。那天“毛头”和“三掌柜”上街，到“老女人”那里串门，中途“毛头”单独来上街，到吃饭时仍没回来，于是其余两人出门去找，这就碰到刚好上街的我。我对“街上”除了公社、粮站，供销社，卫生所以及公社中学这些掛着招牌的部门外，两眼一抹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于是就跟着走，于是就第二次来到卫生所后面这村子，不同得是直奔“南京鬼子”的家，门是虚掩着的，推开门就闯了进去。
    “鬼 子”家和我的家是同一规格的，应该是按县里设计的模板建造的。“知青”屋子一般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地方，同样是草屋，同样是那样并不高大，但远远的就能辩出，因为它的窗户比乡人的都比较大。徽式建筑的特点中就有窗户较小的特点，一般开在一米六以上的位置，站在外面指定看不屋内的情况，开窗子只是起到屋内透光、通风的目的；“知青”窗户一般开在房屋离地一米四左右的位置，窗户宽六十公分，高八十公分，如果不装上木栅拦，一个很胖的家伙也能轻松穿过来。进了“鬼子”的门就感到一种杂乱感，满地洒落着烟头、草屑和其它杂物，活象一垃圾场，只是没有垃圾场堆集得那么多，是那薄薄的一层，仍让人无法下脚。当时与盖房子配备的桌子、板凳已不存在，连最初配备的木板床也已不知所踪，床是用土坯砌好的架子上放着竹条床。进屋就看到“毛头”与“大石坝”分别坐在竹条床上，中间放了个比小板凳大了许多的，有点象北方人用的炕桌，只是没炕桌大的物件。“毛头”表情看来十分兴奋，“大石坝”也配合着跟着“娇笑”，象“银铃”一般。我们三个突然闯入，出于大家意料之外，其中包括了我，“卖糕的”（my God.），我干什么要去帮人“捉奸在床”，这又关我鸟事，真是吃饱撑的，于是立马撤退。走出十几步，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回头一看，“老女人”紧跟我走着，就象当年一同步行串联时队列，两人同时大笑，笑得那样开心，那样无邪！
    其实我很少到“街上”去，73年在村上代课一个半学期课时，每星期三下午必须到公社学习那个阶段，是我到“街上”去的最多的年份。“三掌柜”和“毛头”总喜欢串街，于是知道那些游窜在街面上奇葩，哪个是“剁子”（行里黑话，小偷的意思），哪个是“乞帮”。“上海鬼 子”一般通行“文功”，绝对不占“武行”，这与“南京鬼子”大相庭径，“南京鬼子”崇武，这点与乡人有点接近。比如“邓府巷”因周边环境影响，从小锻炼身体，相对我们三个“麻杆”强了许多，乡人聚在一起举石担子，一般能举个三、四个就能赢来一片赞扬，“邓府巷”一口气举了七、八个还面不改色气不喘，确立了在乡人心目中祟拜地位。“邓府巷”在“前沿村”可算“第一人”，但与“黑子”相比，不论从体格、胆识，还差着不少的距离，好在“邓府巷”在理智上胜于后者不少层次，也能搬回许多得分。
      “上海鬼子”要想立足于世面，干些上不得台面的事，就必须要有个“保护伞”庇护，“狗司令”和刘四保就“义不容辞”承担了这一角色。

聊发少年狂

《休闲日子》续二十一   

　　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狗司令”要想在定埠“街上”凭仗几条恶狗横行霸道当然受到就住在“街上”，平常自冠“行侠仗义”的张宁强力反感和出手争斗。不仅张宁，包括唯恐天下不乱的“三掌柜”等人对跨过界的“过江龙”怒目以对，并且冲突不断发生并且升级，这些情况我是从经常来串门的“老女人”、“三掌柜”和毛头等聊天时多次谈到，冲突有时还很激烈。听多了，我总感这些人与“狗司令”之间的冲突并不仅是象“三掌柜”那样是单纯的“义气”之争，其中还夹杂不少“利益”成份，而导火索往往是郎溪“上海鬼 子”引发。
    客观来讲，“上海鬼子”很少过桥，一是高淳定埠饭店、合作社少，而且过于分散，给“扒窃者”作案空间比较小，不象郎溪定埠不论规模还是数量都不是高淳定埠同日而语的；其二就是“南京鬼子”天生就与“上海鬼子”相冲，“马哲”就强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于是演生出“屁股决定脑袋”。“南京鬼子”对“上海鬼子”之间相互的“地域”歧视往往发展到相当国人对日本鬼子仇恨程度之间，不同的是“上海鬼子”总是用语言极尽“刻薄”，而“南京鬼子”只是还以“老拳”，尽管各有“理直气壮”，祖籍是宁波的我，站在客观立场上，认定这种是非就是个“先有鸡还有蛋”地得无解“公案”。在双方矛盾不可调和时，“狗司令”应运而起到了个“中间地带”缓冲作用，就象抗战时候的“汪精卫”政府。我不知道“狗司令”与“上海鬼子”狼狈为奸后，“上海鬼子”有没有趁机跨界作案，因为我不能够象“三掌柜”和毛头说得那样，能一眼从人群中分辩出“剁子”（黑话：小偷的意思），只是仍没见过“污衣帮”过桥乞讨。
    外乡人到公社范围来耀武扬威，引得乡人咬牙切齿，甚至引起公社领导的忿怒，到了75年初，当时定埠公社书记马胜军和分管治安的魏委员，就经常在当时混的比较熟的张宁、鸣铎、“三掌柜”等人面前暗示，希望能与到定埠来流窜的“狗司令”针锋相对，张宁当然是“闻弦歌而知雅意”，在刻意营造下，爆发了75年初定埠街上以张宁为首的与“狗司令”正面冲突。客观来讲，这本应定性为“流氓打群架”，与当年定埠赶集那场群体欧斗性质完全可定为一类，但冲突双方结果有着天然之别。“狗司令”经高淳定埠公社革委会报请高淳县政府以流氓罪批捕并判刑，而造事一方的张宁、鸣绎等人先是入了团，其后在“知青”回城名单上均排在第一批上报行列，张宁被分到当时在新街口的“同庆楼”。    　回城后我与张宁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再次见面是80年“元旦”鸣铎婚礼上，张宁夫妇俩一起来的，尽管是冬天，还是能看出女的怀孕体形。席间与我谈了许久，中心思想就是对分配到商业部门很是不满，想出来单干。那一年社会上已出现不少“两牢人员”出来干个体户了，有几个后来在社会上也混出风声水起，比如谢庭保和他的“红果”商店，市党校以此为题将其列入商品经济开山典型，曾在南京市红极一时。但因为这批人自身的文化水平和修养问题，大多数仅是昙花一现，销声匿迹。说实在话，我当时满脑子全是“计划经济”模式，还不能从“投机倒把”框架里摆脱出来，于是完全不能领悟他说的其中三味，只能带着耳朵品尝桌面菜蔬，就象南京土话中说的那样：麻雀吃老鹰，讲的讲，听的听。后来张宁果然下海在北极阁下面原南京工艺美术大楼办了一家什么公司，一开始也红火了几年，后来“鸡窝里发瘟”，被合伙者告到工商、税务部门被抓，有着“七窍玲珑心”的张宁被审时立刻认定谁是“犹大”，果断反咬一口，使合伙同样被抓捕，同为判了五年刑期，这是80年代中期的事。 两年后，因在狱中表现突出，张宁重新回到社会。
    后几十年里，总在鸣铎那里听到说张宁，说到他在经营中的“风声风起”，说到他在股票市场的“游刃有余”，总使我在记意中慢慢淡去故人固执的不肯离去。2012年7、8月份，鸣铎儿子结婚，我和老婆去参加婚礼，与同样来参加婚礼的张宁同桌，那年我61岁，张宁比我小一岁，五二年的人，也许经常活动的原因，我总觉得他还象当“知青”时相貌，只是多了些岁月的痕迹。许久不见，两人也讲了许多心路历程，以后我总会不经意记起张宁讲到儿女时说过的那句话：我们送走了父母，抚养了儿女，并且帮助他们成家立业了，可以说是问心无愧的，现在应该为自己好好活着。尽管我经常猜测他这句话里有些什么其它难言之隐，但我的相信是他的真情吐露。
    鸣铎家亲戚很多，儿子婚礼摆了五十几桌，其中当年插队的“哥们”仅占了两桌，一桌就是“三掌柜”夫妇、张宁夫妇、我俩口子和其他也曾经在定埠插队的俩对我并不熟悉的夫妇；再一桌就是“黑子”和他妹夫等他家亲属，也占了一桌，但毛头却没有来。回城后毛头就很少与旧同学往来，特别是结婚以后。记得一次“黑子”还在南京烟厂当电工时，说到毛头生病住院时，于是去探望，买了许多水果，见面时，毛头已快出院，坐在床上看一本什么书，表情淡淡的，并不热情，也不拒绝。同去的还有“黑子”和“三掌柜”，我看出尴尬，于是礼节性的慰问几句就告辞了。之后问过许多人，包括鸣铎、“三掌柜”等，均不知道所终，当然不包括“黑子”，因为“黑子”那时候当上南京烟草公司第三销售部副经理，学会了满满的“官腔”。

聊发少年狂

《休闲日子》续二十二（1）   

    　69年最后几个月，天已冷下来，但不到穿棉祆时，乡人都在谈论东坝到下坝的路上出现了抢劫案，并由公社治保委员和大队治保主任伙与各生产队，紧锣密鼓地排查。那时有线广播还没有安装到每家每户，消息传播的主要途径是生产队开会和口口相传。案情比较简单：一个走夜路的当地女子从东坝向下坝方向走时，遇到七、八个“南京鬼子”，于是同行，结果被抢劫。经排查，由于锁定罪犯人范围较小，所以二个星期不到，案情就被侦破，罪犯抓获后，很快由县公检法立即判刑，延用了当时各地“革委会”“从重从快”判刑的风格，判了两人为五年徒刑，其余的均为一至两年徒刑，以及交由生产队监督劳动。被判五年者中“黑子”就是其中之一。
    　“黑子”出事我们是后知后觉，是在看到法院判刑《公告》时才得知。那时法院和公安局通常是那种快捕快判的《公告》出现频率很高，有政治的，也有刑事的，张贴《公告》后，人们总是围着认真地看，以收集一些平常聊天过于平淡地谈资，看榜者不管是心态上还是在站立姿态上都象极了当年北京“菜市口”观看者，麻木并兴奋着蜂涌而上，当然我们也不例外，只是少些兴奋感，只是看到这张《公告》顿时吃惊不小，因为我们在这张《公告》看到我们极为熟悉的名字。当时《公告》还是张贴不久，《公告》下角的公章还很鲜艳。听乡人说，《公告》往往张贴后，就会有人偷偷将公章挖去放在家里某些位置辟邪，听到这种说法，如不是看说话人极其认真的表情一定是不会相信的，因为不能理解。
　    不能理解地东西还有许多，比如当年乡人总会说些似是而非的传言，做出不可理解的举动，让人啼笑皆非。乡人说在村上有人“做月子”时，头三天乡人不能刮锅底，否则将对婴儿不利。乡人做饭用的是大灶，到了一定时间锅底总会结上厚厚一层灰，通常是将锅子取出，反扣在地上，用锅铲将锅灰刮除。锅灰在民间叫：火炭灰、俩底灰、锅底黑等；中医里叫：百草霜、灶突墨；药性“辛、性温，粉末或细颗粒，质细似霜，有止血、止泻和消积作用。阴虚火燥，咳嗽肺损者勿用”。有一年，村上“妈妈娘子”好像约好的，接二连三有人“做月子”，“少青乌卖”看锅底太厚，没有办法只能将锅子拿到塘边去洗锅底，看到的人都是笑。我们并不懂这些，于是不知者无畏，搬到新建好的房屋中自己生火做饭，于是就难免遇到刮锅子的俗套。记得那天一大早是小五子在门外刮锅子，还没刮几下，碰巧“老丝瓜”到村后去办事，刚好看到，于是赶忙制止，说“金木”老婆刚“做月子”，于是忙把锅子拿了回来。过了几天，乡人就在传那个婴儿“坏了”。其实我心里总觉得冤得很，孩子是被他父母压死的，“金木”那年二十一岁，他老婆十九岁，都是倒头就睡的年纪，新生婴儿在俩人中间出现什么状况无人知道，反正早上醒来，铁青脸儿的婴儿早没有呼吸，仍呼呼大睡的“金木”手臂还压在婴儿身上。“金木”一直与我关系很好，他老婆叫“淡胖美”，很少的姓，乡人都叫她“胖魔头”，我总怀疑她有“色目人”血统，高挺的鼻梁，深凹的眼眶，她比我大两岁，到现在走路仍是腰背挺挺的，不显岁月的痕迹。再比如，我在村上连头带尾待了八年，除了“德渭”的大哥去世再没有其他人。那天早上出工，乡人都在传有“鬼”叫，说是从村后向村头叫过去，事情发生在临晨四点多钟，好几个人说，说的有鼻子有眼。临晨四、五点中往往是年青人睡地最香的时候，我是没听到，问过几个其他乡人也都没听到，但到吃中饭时，村上传来住在村后的“德渭”的大哥去世的消息。出于好奇，我追问过听到叫声的乡人，“鬼”是怎么叫的？乡人说“鬼”叫是那种有前声没后声的声音，凄凄惨惨。好在那几年，村上再没有“逝者”，也再没有听过人说到听到“鬼”叫的“恐怖”。我几乎怀疑那声音是否象某些“破除迷信”书籍中说的，是猫头鹰飞过的叫声，但我铁定知道，高淳从未有过猫头鹰存在，我想，这些“韦小娥”也许能说些“子丑寅卯”，只是我并不想去深究。
　    我写东西总不能专心我的思维走向，在歧路上纵横驶骋，远远地偏离主题。还是来谈“黑子”的事情。看到《公告》后，我专门去了“三掌柜”他们下放的“夏庄”，以为慰问。前面说过，当时下放的高淳本土的“下放佬”和“南京鬼子”一般以三、四个人为一家，少数也有二人的或者五、六人的，比如我们花村大队的一队（西边队）南京“鬼子”就姐妹俩人，而六队（那个当年丢失猪头的那个队）就有六人。“黑子”当时读得是技术学校，本应该不下放的，因家里“成份”比较高，于是只能插队，和毛头、“三掌柜”为一家。“黑子”的父亲曾经是干什么的，兄弟俩口风很紧，我也不是爱去“听门缝”的性格。“文革”初期，我跟“老女人”到过他们家一次，见过他们父亲，印象中是那种很有文人气质的人，但从事拖板车的工作，那年四十几岁，人很英俊，听口音应该是京津唐那边的人；从毛头几个兄弟名字上也可判定他一定走过许多地方，因为“黑子”叫“穗生”，毛头已叫到“建生”；“黑子”是48年生人，毛头与我同年，51年出生，月份也接近，均为年底岁末。那几年中国大地天翻地覆，是个改朝换代的时刻，一个从广州到南京的京津唐文化人从事拖板车工作一定很有故事，之所以会到南京，因为毛头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南京人。天妒英才，“黑子”出事那年，69年底70年初，毛头父亲去世，五十出头，生什么病不太清楚，只是知道与“三掌柜”父亲前后脚，“三掌柜”父亲死于“肝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