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大长今》比《甄嬛传》价值观更正确

唐龙

　　近年来，一些领域的道德状况令人担忧：犬儒主义盛行，人际关系恶化，社会诚信缺失。更可怕的是，一些人其实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但出于一己私利，不是努力去疗救它、修复它，而是自觉不自觉地甚至无所顾忌地参与到对它的进一步破坏中。这种犬儒主义与投机主义的态度，比社会道德的损坏更为可怕。
　　这些人之所以会这么做，并非是缺乏明辨是非好坏的能力，恰恰是在具备这种辨别能力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作恶和犯错。近几年流行的官场小说、宫斗剧就是这种社会风气投射到文艺创作中的一个结果。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权谋：谁的权术高明谁就能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好人斗不过坏人，好人只有变坏、变得比坏人更坏才能战胜坏人。电视剧《甄嬛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甄嬛刚刚入宫时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简单纯朴的女孩，但在残酷的宫廷环境中，时刻受到以皇后为首的宫廷势力的暗算和迫害。经历了一系列惨痛教训之后，她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你必须学会比对手更加阴险毒辣，你的权术和阴谋必须高于对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说，你必须更坏才能战胜对手。最后，甄嬛终于通过这种比坏的方式成功地加害皇后并取而代之，这就是《甄嬛传》传播和宣扬的价值观。
　　对比同样表现宫廷斗争主题的韩剧《大长今》，可以看出两者价值观的差异：大长今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同样受到恶势力的迫害，但她没有通过比坏的方式战胜后者，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和做人原则。这样，作品的主题就是：只有坚持正义才能最终战胜邪恶。也许有人会说，《甄嬛传》比《大长今》更真实，因为生活就是只有学坏才能生存。且不说这种对生活的理解是否过于狭隘、过于偏激，退一步讲，文艺作品也应该高于现实而不只是简单地复制现实。在评价历史题材作品时，最重要的标准还不仅仅是真实性标准，而是价值观标准。不正确的价值观会导致观众把不正确的生存理念带入现实生活。
　　我相信，绝大多数观众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不可能不知道甄嬛用来对付对手的权谋与诬陷手段是不对的甚至可耻的，但一些人仍然选择了以甄嬛为榜样，选择了以恶抗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将会对社会道德造成巨大腐蚀。
　　当然，文艺作品中的以恶抗恶、以坏抗坏的主题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本问题是现实社会存在鼓励学坏的土壤或鼓励作恶的环境。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学做遵纪守法的好人，用自己的行动去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有可能会发现自己和环境、和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发现自己总是吃亏，被嘲笑被冷落；相反，做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则可能风险很低，甚至没有风险。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不是人们缺乏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而是他觉得没有必要非得去遵纪守法，也很难不做错事——更不要说做好事了。
　　在这种比坏心理的影响下，一些人不仅不会产生悔过与愧疚心理，相反还会产生冤屈和倒霉心理，或者投机与侥幸心理。即便他们真的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被绳之以法，也无法对整个社会产生警示意义，顶多只会觉得，这些人不过是倒霉蛋罢了，比他们更坏的还大有人在，而且一样过得很“潇洒”。
　　如果任由一些人这样比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糟糕。要彻底改变这种犬儒主义的比坏风气，必须在全社会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诚信文化。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诚信文化也需要有载体，更需要靠人去躬行。在这方面，我们的文艺作品肩负着重要的使命。除了加强维护诚信的制度建设，我们还必须“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应该成为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分析家

坏人更容易生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