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猖獗是社会的沦丧

唐龙

诈骗猖獗是社会的沦丧

　　为什么被骗？
       当今社会出现了这样一个矛盾，以往受骗群体大部分为缺乏高水平教育，受信息流通影响的偏远地区人民，且以老人居多。而随着信息硬件的普及和信息产业的发达，大部分人都具备了基本的防诈骗意识。那为何诈骗发展到今天，被诈骗群体反而开始扩大？

       引用《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网络报案数量增长3.56%，人均损失达2070元，同比（2013年）人均损失增长42.9%，并且这个数据还在不断增长。这说明，随着讯息的发展和诈骗的曝光以及防诈骗的普及，中国诈骗不仅没有被抑制，反而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当前，被骗的不只是老人。在《中国青年报》的数据调查，在信息时代诈骗里，90后受消费欺诈的比例占到了一半以上，其中有绝大部分是大学生。如今，认为受骗者主要存在于缺少教育背景的偏远地区或是老年人为主的受骗群体已经站不住脚了。前不久上热搜的林丹，其妻子作为上流社会也曾被手机短信成功诈骗；在演艺圈精通人际关系的女明星李小璐也曾被诈骗；甚至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企业家被诈骗，会立即显示令人膛目结舌的金额数目。下到普通家庭女孩、站在信息前流的大学生，上到各界成功人士，为什么所有人都能被骗？
       以驭人为本领，精通商场的企业家为何容易被骗？而且在企业家诈骗案中，往往涉及金额能够轻松上百万。运筹帷幄的企业家为何能够轻易让诈骗分子得手？事实上，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下，想要脱颖而出要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不少中国民间企业家的成功并非来源于脚踏实地，而是有着一颗敢闯敢拼的冒险精神。中国企业家比一般普通人更容易忽略风险，导致骗子得手。

       另外，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整体社会财富起步还不久。由于房地产、货币超发、以及一些顺风顺水的行业造富了一大批人，而这批富人不一定具备了足够的商业头脑和能代表社会精英。中国有很大一部分富商之所以能够坐拥不小的财产，完全得力于时代趋势。中国不像西方社会已经沉淀了百年的文化的资本累积，在西方国家能窜入上流社会的人大部分有着敏锐的嗅觉，而中国起步较晚，富人并不能代表社会的尖端人士，所以一部分富人往往也能被很常见的诈骗手法套牢。

       那普通人为何被骗呢，可以说是贪婪，但更应该看到背后财富分配不平衡的事实。根据世界银行的2009年的数据,中国0.4%的人掌握了中国70%的财富。山东临沂的小女孩为了省2600块钱助学金遭致噩运，明星可以打一场离婚官司24万眼都不眨。如果中国贫富差距能缩小，告别哑铃畸形，实现中产阶级主流化，即使小女孩被骗走了9000多块钱，也不至于难以接受而挥告人世，前不久河南周口的老汉也不会为了被骗一万块钱上吊自杀。

       将贪婪与弱势群体被骗捆绑在一起是非常让人心寒的，临沂小女孩家庭贫困为省2000块钱是贪婪吗？周口老汉想多挣点钱供儿子上学这算贪吗？让人看到的更多是中国普通人的无奈。但如果能处理好贫富危机，让大部分人变成中产就会好很多。中产也存在被诈骗问题，但涉及中产诈骗案一直以来比较稳定。有做过统计，大部分中产阶级受骗很大原因是被“信任”干扰了判断。中产阶级被诈骗的主要项目是“集资诈骗”，套牢中产比较多的非法集资普遍也没有提供过高的收益，大部分受害者并不是因为贪婪主动被骗，而是通过“朋友”介绍加入。社交诈骗通常难以防范的，也是社会比较难避免的诈骗，如今欧洲诈骗多运用于这种信任手段。那么也就是说，如果社会财富分配比较均匀，网路、电话诈骗的生存空间就将变小，至少可以让中国这片热土变得清净一些。
       综上所述，中国诈骗犯当前主要利用了冒险精神、信任和贫富缺陷。中国的诈骗案反映出来的真是单纯诈骗分子的险恶骂？当今社会到处弥漫着投机取巧，并且在公众意识中树立了无数走巧门而成功的案例，才给了诈骗分子生存的空间。中国的大量财富并不是掌握在靠奋斗而成功的精英人才手中，不少跟对了行业和政治风向的普通人也能收获巨额财富，这些握有足够资源的人却并不配备同等的能力，所以被骗。而到了最后，由于贫富差距分化，普通人为了改善一丁点粗糙的生活质量而被骗。诈骗猖獗是一个社会的沦丧。
　　诈骗电话实名制管用吗？
       有言论认为，山东小女孩的悲剧主要怪罪于移动通讯商管理混乱，应该依靠虚拟运营商进行实名登记来避免这种案件频频发生。早在今年4月份，工信部就通告所有运营商完成实名制登记。虽然本次事件暴露出依然有不少漏网之鱼，但其实就算所有电话都实名制，也不一定能真有效。
       本刊记者了解到，在一些普通路边买手机的小商店就可以轻松购买到已经用实名身份证注册过的电话卡，而且“供应商”“货源”充足，价格和普通电话卡相似。对于一个普通小商贩都能弄到以他人身份证注册的电话卡，更别说依靠电话诈骗为生的犯罪分子了。诈骗电话实名制看起来更多的是噱头味，而真正能杜绝电话诈骗吗？甚至是否连增加诈骗犯的犯罪成本都很难说。实名制反倒是增加了监管部门的财政压力，据悉在快递行业开通实名制，整个业内更新一次硬件的花费就高达几百亿元。所以更别说折射幅度比快递还广的通讯了。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避免诈骗猖獗呢？可以看到，目前诈骗分子主要利用了信任+欲望的人性弱点。以前诈骗主要依靠“欲望”“制胜”，如今由于信息化时代，精准的数据提高了人们的信任感，更增加了诈骗分子的行骗成功率。
       在山东临沂诈骗案中，起码可知的是诈骗分子已经完全掌握了受害者的个人信息，甚至知晓教育部答应过给受害者一笔助学金这样一个实际情况，这极大的增加了受骗者对犯罪分子的信任感，那么进行一些上当引诱，一次成功的行骗很容易水到渠成。
       信任+欲望的模式几乎可以覆盖社会的多个阶层和领域，这极大强化了诈骗犯的“命中率”，诈骗案越来越多，损失金额越来越大，这多亏了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在当下，不仅个人信息缺乏监管制度，收购他人信息的成本低到可怕而且渠道相当的广。当前，中国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步，从2011年信息高速开发到2016年上半年，中国各大网络平台已有23.6亿条隐私信息泄露，涉及人数高达11.27亿人口。2015年，北京一名教育机构员工因非法买卖200多万条学生及家长个人信息被起诉至法庭，在法院追查过程中发现，被告人非法买卖他人信息200万条总共获利才1万元，平均每两条个人信息才一分钱，便宜的可怕。那么，一万块钱就可以将别人出卖，这种道德责任感在中国有多么廉价？

唐龙

网吧实名制这么久，各地依然存在未成年人上网现象
       个人信息走漏给诈骗分子让诈骗变得更精准，得手次数越来越多，加上近年来诈骗犯也在逐步“升级换代”，不少诈骗犯同样拥有了客服级的水准，让人防不胜防。而且大部分诈骗方式走在讯息曝光的前端，新型的骗术五花八门，信息时代根本没有起到给人们普及防诈骗的意识，反而利好了诈骗团伙。

       那么，首先不做到信息管控，仅让电话实名制这可能没有任何用处。第二，社会也应该给偏远地区的劳动者多一些机会。中国所有被曝光的诈骗集团大多数来自于欠发达的乡镇，这些地区由于教育失衡，分配失衡，大多数人在步入社会求职时受到了阻碍。同样一份在写字楼，任何人都能做的工作，多数公司愿意招收高学历者或是城镇户口。偏远地区的人民由于缺少文化水平不能找到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通常只能依靠出售劳动力的生存。可惰性思维普遍存在人的劣根当中，每个人也同样有追求财富的想法，那么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不少人只好走上了一条“险路”。

       受千年保守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老百姓，普遍人更愿意过上踏实的日子。诈骗犯也清晰地了解自己所做的工作性质和能预知到可能性的风险。但说实在一些，如果有一份正当的工作，谁愿意去干违法乱纪的事情？那要改变这个现状，只有切实落实好教育资源分配问题，让落后地区居民也有更多机会考上大学更公平就业。在一些发达国家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如中国东边的邻居韩国。在韩国会看到城里人去乡下读书的一个奇观景象，这和中国大陆挤破了头去抢城市天价学区房恰恰相反。在韩国一些教师都会被要求强制“下乡”几年，去发展农村地区的教学任务，多数韩国教师以“下乡”为荣，政(府)也会给予这些教师更丰厚的待遇。韩国农村的大学升学率近年来一直高于城市，不少名校都建立在了乡村，这样还减去了城市学区房推高房价的难题。韩国的教育改革被证明是正确的，偏远农村反而更需要分配到优秀的教育资源，这样才能消化城乡之间基础设施的不平衡。在中国城市，一些地方学生就已经享受了入学优惠， 比如北京户口在申请一些学校时往往被青睐。农村人在经受贫乏的资源时，还要攀登更高得分，这种地狱模式难以理解。所以电信诈骗案的发生，很大原因来自于社会功能的缺陷！

       如果中国教育的重心力量能从城市稍微转移到偏远地区，就不至于会有这么多人落榜后无法找到正常工作，到最后接受不了都市的 You Huo走上歧途。教育资源应该分配均衡，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很多问题也能迎刃而解，中国不能将农村人认作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不是每一个农村人都愿意从事体力劳动。那么最后，诈骗案的频发，真是犯罪分子险恶与社会功能缺失和沦丧没有一点关系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