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再先进，也只是农耕文化

唐龙

昨晚跟朋友聚会，席间谈起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先进的。例如，要界定清楚基因，否则可能出现近亲繁殖，人类就不能健康延续。在没有避孕措施和DNA鉴定办法的情况下，中国人的办法是“三从四德”，让女人在给定的时间，比如一年、又如一辈子只跟一个男人，孩子的基因岂不就清楚了。欧洲人的办法是铁裤衩、铁锁头。非洲人则搞割礼，就是长到一定年龄，把女孩子的阴蒂割掉，让其对性没有兴趣，女人岂不就不会红杏出墙，而孩子的基因不就清楚了？
三者比较，中国的“三从四德”比欧洲、非洲的做法文明、先进得多。中国文化货真价实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最高智慧。可惜的是，这反而被五四时的知识分子们骂做是封建的东西、落后的东西。这也是我十分瞧不起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地方。

但是我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只是当时先进。传统文化再先进，那也只是农耕文明。

必须坦承，我这种文革中长大、又是偏远农村出生的人，读书少。我确实没有系统读过经典文献，我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只是基于点点滴滴、支离破碎的有关先贤的语录和文献论述。

你反问我：传统文化倡导仁义礼智信，倡导自身反省，难道错了吗？

确实没有错。不过正如张五常教授所指出的：困难不在于说明人民应该拥有怎样的权利，困难在于说明，在怎样的组织结构下人民会拥有怎样的权利。困难同样不在于说明人们应该仁义礼智信，困难在于说明，在怎样的制度环境下人们才会仁义礼智信。难道西方社会就不希望人们仁义礼智信了吗？怎样才能让人仁义礼智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啊！

近代西方文明假定人性都恶，于是把精力用在制度建设上，使得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在给定的制度下只能通过服务他人，才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从而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兼容起来。可是我们呢，至今还在致力于改造人性，美其名曰教育。不是吗？

亚当·斯密讲：我们之所有面包吃，不是因为面包师仁慈，而是因为他想赚钱发财，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实现社会的利益，而且这样做的效果比他有意去实现社会利益还要为大为好得多。斯密这话的隐含意思是，社会的和谐不需要利他主义。

或许你会说，这些思想，中国古人早就讲过。是的，墨子就讲过：义者，利也！《史记》名篇《货值列传》对基于私利基础上的市场交易做了人类历史上最系统的阐述。今天，我谢作诗也讲了很多既正确又深刻的话。可是有什么用呢，毕竟没有形成主流文化，不是吗？

亚当·斯密因为揭示了基于私利基础上的市场交易原理，在英国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人人为能做他的学生而骄傲。可是我们的司马迁呢，是个什么情况？由此可见中西方差距。

一个圣人情节，就让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明相去十万八千里。牛顿、莱布尼兹、丘吉尔，道德都不算高洁，甚至有些猥琐，可是丝毫不影响他们成为西方世界的伟人。我们呢，我一句应该允许穷人合娶老婆，差不多把我祖宗八代都日了，差不多要学校把我开除了。

你到西方教堂去看一看，不管高官如政府部长，还是普通如贫民百姓，会一起随牧师祈祷：主啊，我有罪，请你宽恕我……可是我们呢，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基准全无嘛！

正因如此，在我们这里，一池鱼都死光了，还有人在那里骂是鱼的问题！

以德治国在农业社会是一种高效率的治理模式，但在工商社会显然不再适合。

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活动跨时间短、活动空间小，基本上是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声誉机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以德治国很有效。但是在近现代工商社会，人们的活动跨时间久、跨空间大，基本上是生人社会，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不再具备，这个时候制度的设计，就不是怎样发挥人性善的一面，而是如何约束人性恶的一面。

定什么目标是价值判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如何实现既定目标，这是科学的问题。中国到今天还缺乏科学传统。从性善出发去实现理想的社会和从性恶出发去实现理想的社会，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从恶得出善，比从善得出善，智力上不知要高多少倍。

中国传统上是灌溉农业，不仅需要集体协作，而且还不容易把产权清晰界定到个人，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实行的不是严格的私有制，而是家庭所有制，客观上需要集体主义、奉献精神。西方游牧民族、贸易经济，个人主义、权利意识、契约精神以及法治自然容易萌芽。

传统农业社会提倡集体主义、奉献精神、以德治国，现代工商社会强调个人主义、权利意识、契约精神以及法治。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那么牛逼，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人类文明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呢？农耕文化再好，但它毕竟不适合工商社会啊！

蟒蛇河畔人家

很有见地，但把我看得昏头涨脑。

蟒蛇河畔人家

深呼吸，天地俯仰大唐梦  浅唱念，古今纵横长安书。绝妙好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