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九）

梅雨心

　　　作者：林贤治

“半个世界崩溃了，半个世界的铁幕、权力和统治，人类面临新的变革和混乱，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到十月革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到‘文革’，从纽约到巴黎、莫斯科、北京……这一切都需要重新思考。”思考的范围如此宽广，其核心，是对于人类精神困境的提问，对于人类充满道德感的理想及其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非道德实现这一悖论的提问。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一平在关于俄罗斯的几篇文章中，着重思考并阐释了有关革命的问题。在《庞大的莫斯科》一文中，他对法国革命之父卢梭和俄国的精神领袖之一、激进思想的代表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了比较，他坦承难以接受卢梭的猥琐和无赖气，而敬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格。但是，他指出，卢梭正是由于他的无赖性，使思想更为彻底，更富于人性，代表了真正的自由精神，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自由则掩盖着某种专制。作为圣徒的革命者的本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格理想，影响了俄国一代革命者，包括列宁，滋长了俄国未来的极端精神。所以，“在卢梭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人类更应该选择卢梭”。这是一个富于启示意义的结论，是一平对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人类二百年历史的一个痛切的概括。关于革命，他写道：“革命是一个强制自己，通过强制自己而强迫外部世界的过程。它的圣洁和他的残酷是同等的。”“革命，巨大的理想，巨大的灾难。”但是，人类历史的残酷性是不必遮掩也无法回避的，重要的是通过较量，能选择一种较好的文明。从古希腊罗马到今天的美利坚，辉煌之下都一样有过流血的历史，我们只能正视它，承认它，在这一事实中创建未来。“俄国的失败，终结是它的生命、生活、精神方式的失败”。对此，一平将莫斯科作为二十世纪俄国革命的一个象征：“宏伟而气派，但是它缺少优美、华丽、人情味”，“它不适于生活”，“它过于严肃、笨拙，过于富有统治感”。他进一步阐释说：“什么也不能超越人们对生活的要求。莫斯科还不懂这些，或者说它还不具有真正的力量完成这些。它以粗暴的方式蛮横地聚积力量——专权、强制、恐怖、集体化，其对人民的掠夺和强制超越了人性的可能，窒息了民族的活力和创造。征服并不是仅仅依靠力量就能完成的，在种族竞争的后面潜藏着人类——人性对文明的选择。只有那种对于人性相对完整、恰当的文明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也就是人类这个大种族以它的残酷和鲜血所换取的果实吧。俄国最终放弃了自己，这是人类今天的选择。”这是在苏东事变之后，作者写下的一段话，庄严而充满感慨。在他看来，革命是必然的，但是，生活永远高于革命。在结束俄罗斯之行时，他以一种世纪的温情祝福道：“生活吧，它比一切更有道理。大树的枝杈垂过我的肩顶，晚风吹过空阔的城阙。望着熠熠的灯火，我不禁说：人啊，我爱你们。”

密茨凯维支的《先人祭》：“民族中的民族/苦难中的苦难。”

一平特别关注本世纪苦难最为深重的民族：犹太人和波兰人。在《去奥斯威辛》一文中，他详细地记叙了在这个著名的纳粹集中营里所见的屠杀犹太人的遗迹：铁丝网，岗楼，伸入营内的铁轨，犯人劳动使用的木车，铁锹，策划潜逃的居处，画在墙壁上的图案，牙刷做的工艺品，许许多多刻画在砖墙和木板上的名字……文中说：“在人类血腥的历史中，奥斯维辛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它不过是那部历史的一个刹那的特写。即使今天，这些事情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不过它隐散于纷乱的人类，没有集中罢了；或者它以其他的形式出现，饰以堂皇的名词。”作者是以一个中国人的惨痛的经验，重新体验这一段异国的历史的。大约也正是为此，波兰在二次大战中所承受的文明悲剧，以及在为文明偿付巨大的代价时所表现出来的高傲的自尊、不屈的反抗，其绝美有如“王权匣柜上的一只晶澈的玻璃器皿”的精神，教他深为感动。他承认，在二十世纪中，中国和波兰的命运是相似的，而他个人的经历，也和波兰被欺凌的历史属于相同的情结。波兰的精神的高贵，不仅仅在于来自脆弱的傲慢，还因为它永远崇奉“人的原则”，任何主义、思想、未来、各种伟大的天才和目的所不能逾越的原则。在整个欧洲文明崩溃于两次大战和奥斯维辛的时候，它坚持了人对“人”的信念；它懂得尊重失败，尊重死亡，总是在设法弥合和补救已经破碎的信念。对于奥斯维辛，它保留了犹太人乃至整个人类被蹂躏，被屠杀，被凌辱的事实，忠实于自己民族的苦难记忆。在《鬼节》一文中，一平还描写了波兰土地上的刻着俄国字母和五角星的座座墓碑，在每方俄国战士的墓前，都有着波兰人摆放的蜡烛和鲜花。俄国人长久以来是波兰人的敌人，是他们的统治者，只是在二战期间，许多俄国战士为解放波兰而牺牲在这里。但是，波兰人铭记着他们。“对死亡的尊重，即是对人，对生命的尊重。”一平由衷赞叹道，“这真是一种让人起敬的文明，是什么教育了波兰人这种尊贵的情感和精神，为了一种神圣的精神，他们可以忘记自己的屈辱和仇恨。”

当人们摆脱了失败和死亡，面临着胜利、和平和荣誉的时候，文明的状况如何呢？

在《一卷书和斯洛伐克之行》里面，一平说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他从一位波兰女教师手中把一本沈从文的小说集拿过来，向波兰学生介绍了其中的一篇《丈夫》，想不到学生临到结束时均感诧异，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哭，甚至判定说“中国人喜欢哭”，乃至哈哈大笑起来。这是关于“人”的故事。由此，作者想到了生活的残酷——人性的被剥夺和被羞辱。“好运带来的最大害处就是遗忘。”他深信，由于学生不曾经过二战和奥斯维辛，因此不仅不会懂得沈从文，也不会懂得本民族的密茨凯维支和莱蒙特。在这个时代，人的意义就在快乐和富裕，它是以人对“人”的忽视和放弃为代价的，很难说是“进步”。他深觉，民族与民族间，人与人之间，不同的文明失去了交流的可能性，界限清晰，只剩下一个立足点，无法向任何空间伸展。

文章最后写到阳光，晴空，雪山，苍鹰，岩壁和松林，说“大自然本身是一座神庙”，显然是关于人类和平交流的一个象征。当作者把书还给了女教师，这时文章说，“我看到它变成一堆零散的字词纷纷掉落。”心灵的交流是有障碍的，难以沟通的；但是，也正是在这里，表现了作者对于“人”的信念的执着。

一平对文化和文明的关怀，最后都落到中国，众多同时代人的境遇中去。在参观奥斯维辛的过程中，他就深感到了某种历史命运的关联。他在文章中写道：“不知道过去有没有中国人到过奥斯维辛。我在签名册上没有发现他们的名字。如果他们到过，他们如何感受？雨已经停了，布热金空旷的土地带着晦暗的寒意，不明不暗的日头隐于云后，那是一丝光明。走出一座营房，走进一座营房……它的木架床、火墙……我似乎感到熟悉。的确，在这里我难以进入欧洲人的命运，而更多地是沉陷于中国的哀痛中。六六年到七六年，我觉得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并不比这里更幸运。”一份历史，一份苦难，一份孤寂，无论作为民族和个人，首先应当有勇气由自身承负。然而事实是，我们都在公开主张回避和遗忘。关于文革十年，作者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在其中度过，记忆起来比曾经沧海的人物还要怆痛百倍。他说：

“我们没有学到知识和文明，却学习了盲目与否定；没有学到人的尊严与道义，却学习了暴力、诅咒和亵渎，没有学会人类于时间中的法则，对之继承与建设，却学习了破坏和狂妄；我们没有学会人道，却学习了对人的轻蔑和残酷；没有学会人性的丰富和宽容，却学习了阴暗、偏狭和极端；我们没有学会于世立身，却学会现实的谄媚与投机……尊严、爱、人格、品质、仁慈、宽恕、善意、正直、诚实，没有人正面地使用，这些词一度从汉语中消失了。如果一个社会其‘人’的信念、原则、道义、传统、礼仪、方式——文明与文化——均丧失、摧毁，那么这已不是一个‘人’的社会，其成员也必不能作为‘人’而生活。他们的恐惧、阴暗、绝望是应该的。今天是昨天给予的惩罚。

人的时间是连续的，每一段都不会白过，而会留下深深的印迹。如果我们对‘人’的文明、文化犯下了那么多罪过，我们又怎么能拒绝它的惩罚呢？”这是控告，是悔罪，是深入的反省；而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对苦难的个人承当上面。九十年代初，一平在波兰过的鬼节，写下关于异族追悼亡魂活动的文字，有一节当是沉痛的自悼：“一个中国人，我知道他已丧失了他的全部。勉强而留的并不真实。一部历史，一部文明的衰亡消失是自然之事，无数的历史、文明已经消亡得惟有痕迹了——甚至没有。那种文明崩溃毁灭的悲痛惨状无数的人早已经历过，今天，只不过轮到了我们。”他把历史的惨剧归于文明的毁灭，欧洲如此，俄国如此，中国也如此。所以，痛定思痛时，他会认为仅仅批判是不够的，走向否定是悲哀的，整个民族必须从颠覆后的空荡中回到肯定中去，回到正面的建设中去。基于这种理念，他在肯定鲁迅的同时，也指摘鲁迅“欠于具体立论”，像《论语》那样。

他认为，以生存的立论为根据，也即生存的肯定原则，是“人生的第一原则”。革命，批判，斗争，都不是为了将事物导向毁灭。但是，在强调肯定和建设的同时，对否定和对抗的必要性仍然能够表示理解，这就是一平，是他与散布诸如“告别革命”之类的论调的别样的智识者不同的地方。

一平同苇岸一样，是一个圣徒。他们都那么心地开阔而纯净，怀抱爱的信仰，而且尊重所有人的信仰，相信那是“人”的最高的体现。

但是，他又比圣徒多出一种战士般的严峻。他执着地追求生命的独立和自由，拒绝把生存的希望依托身外的世界，也不朝拜圣者，皈依的惟是属于自己的生命的真理，故而不时地燃起反抗暴力和奴役的愤怒的火光。

鲁迅说：“能憎，才能爱。”真正的战士，大约很难避免憎恨，因为从战斗之日起，他已经被抛落到狭路之中而别无选择。然而，一平表白说：“有痛苦，有怀念，有愿望，却惟独不想有憎恨。面对生命和大自然，我极愿意自己变得宽和与博大。”他徘徊在圣徒与战士之间，他理解时代的残酷与个人的怯弱，理解生的艰难，相信“在衰朽和败落的土地上，一切生命都是不幸的”，因而不想谴责长久地沉浸在黑暗里从而变得尖刻和仇恨的心。可是，他又害怕心在残酷中变得残酷，失去水分、晴朗和温暖；因为他相信，“清澈的鲜花不为蓄积仇恨的心开放”，这不能不使他因放弃谴责而感到忧伤和不安。

于是，他成了纯粹的诗人。在他的饱含诗意想像力的文字中，我们会不时看到同一个意象：百合花。那是他梦中的“清澈的鲜花”。他写鲁迅，写车尔尼雪夫斯基，写赵一凡和郭路生，写鬼节里的波兰人，写未来到的儿子，他们都有着百合般的圣洁的、真纯的灵魂。直到他笔下的古老的高贵的银杏树，中秋明月，都是百合的影子。文明穿越生命、民族和个人，直抵灵魂的深处散发芳香，犹如百合绽放。“百合花是否注定要在石头中死去？”一平的一生，将长久地为这个问题所困扰。

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在《黑豹》一文中，那头骄傲、美丽、凶猛的巨兽，在关于它的灵魂的倾诉中，同样有着百合花的芳香。如果没有这芳香的诱惑，它不会容忍不了森林中的丑陋，卑贱和贪婪，不会向往远方陌生的大海。实际上，大海并非是永远干净、宁谧的所在，那里会有着比森林更多的恐怖、血腥和罪恶。然而，黑豹并不知道这些，未来于它只是一种憧憬。当它把鳄鱼咬死，撕碎，吞掉之后，便一直奔往大海。等待它的，很可能被大海吞没，或是在海岸边被太阳烧死。然而，无论如何，从此它是再也不会回到原来的那片森林里去了。这是一个关于作者个人的故事，也是人类文明的故事：理想与受难，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爱与恨，承认与反抗，生存与死亡。他不因宿命而否定过程，也不因过程而否认宿命；由是，我们在他的所有文字中，都能听到《黑豹》的旋律：辽阔，明净，渊深，奔突，缠绕。

一段旋律是：“这头凶猛，美丽，带有梦幻的黑豹是不幸的。当它在这里梦想着获得大海的时候，它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表现这种个人和人类追求的宿命的，突出的还有女作家筱敏。

筱敏和一平都有着宽广的思想视野，相当数量的篇章，颇类文论家说的“宏大叙事”；然而即使如此，他们也都是从个人的视角出发，并非横空出世般的鸟瞰历史，俯视众生。尤其筱敏，不论她的目力远至哪一方时空，最后仍然回到人类个体的渺小，庸常，柔弱，无助中去。对她来说，也许正因为来源于生存困境的切身体验，才产生了反抗的热情和迢遥的梦想。一平无论愤怒或悲哀，都不会达于极端，他的理性是健全的，足以拘系感情，此间有一个宽容、和平的缓冲地带。

筱敏不同。她的爱和愤怒都是炽烈的，悲凉是彻骨的；写作的时候，她只能独自一人在极地来回奔跑。在早期，她的作品有一种东方的宁静，其实追求宁静，很可能出于心灵深处的不安。后来，当她以暴风雨，以火，以流沙，以长长的涡漩击破这宁静之后，原来的镜面再也无法修复；至此，一种更富于现代特征的美学，便因了社会和人生的价值观念的冲突而随之显现出来了。

也许是同为女性，筱敏对妇女的命运特别关注，充满悲悯之情。

在一个男性中心社会里，妇女所处是最卑微、最无力的地位。筱敏有系列的篇章，如《瑶山女》《倾听平凡》《无法吟唱》等，写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劳动妇女，是平凡的生存和无声的消殒。灰色，是作者个人生命和生活的原色。这些作品，活动着她的影子，是自己与他者在平凡，孤独，日常生活悲剧的弦索中的回应与共鸣。她走出私人房间而闯进公共空间是必然的。由于她要求自己的文字忠实于自己，所以，她在这里所体现出来的文学倾向，题材，主题，都不是美学意义上的寻找，而是命运的发现，带有命运自身的逻辑。可以认为，这些散文都是作为诗人筱敏的歌唱普通女工的分行文字的一种延长。而神话，传说，历史中的女性，则是从另外的方位折射出来的关于当代女性的命运的镜象。如山鬼，她的独处是自由而悲苦的，“呼喊着人的名字，山鬼就痛哭”。《精卫》中的那只不停息飞翔的小精灵，以“绝望的执著”衔石填海，对抗和痛苦永无终期。小人鱼承受一种人与鱼、海与陆、夜与昼的撕扯的疼痛而渴望风暴，甚至焚烧深谷，并等待焚烧之后的废墟。泰山竹林寺中的竹林仙子，在作者的笔下，处于无地栖居的绝境。而厕神紫姑，生时没有人的尊严，死后却成为卫道者，降罚于如她生前一样可悲的同类。狐媚子以笑影出场，却因爱和自由的怀想而为恶犬所逐，结末是没命地逃。在《出塞》里，著名的昭君不见归路。《月上》的朱淑真，则经年在纸上漂泊，凄绝无助又不甘沦亡，遗下一卷断肠诗词，也得遭受身后千年的剿杀。总之，迄今为止，除了梦想，一无所有；作为妇女，根本无由确定个体的生存。或者正如筱敏所说：“正是一个不死的梦想，照出我们生存处境的何其不堪！”

筱敏的文字存在着两大人物谱系，除了妇女，就是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出于对责任的追问，她大抵是从孤独、脆弱的方面加以观察和理解的。的确，这是无权无势的一群，甚至是无皮可附轻如鸿毛的一群，这是无根的一群，漂泊的一群，享受着内心自由却又担戴着重重枷锁的一群。知识者惟以理性自觉卓立于世，然而他们的命运，在传统社会中与妇女大致相同，只有极少数才能获得上帝的宠幸。筱敏写了不少的卓异的知识者，其中女性就有：狄金森，克洛岱尔，茨维塔耶娃，等等。当她由衷赞美着以她们的创造而超拔于广大女性的少数者的时候，也不禁怆然感叹：“每个人的个人境况都是悲剧性的。我深深有感于这样的说法：为了逃避与生俱来的孤独，我们追寻爱情，追寻创造，这些生命的喜悦是我们给自己建造的光明的池塘，而旁边的道路依然漆黑一片。”《在行与行之间游荡》写本雅明在骚动的人群中肆意穿行，惟在单向街上。《致死的痼寂》写克尔凯郭尔穿过那株千年冷杉，才找到通往生命的窄门。《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写卡夫卡带着自己长长的影子穿过田野，而现在，田野只余一片褐色的凄凉。还有惠特曼，他被阻绝而置身于文化的圈地之外，只好孤独地出售自己，辩护自己，独对自己的伤痛而奋力突围。

这个惠特曼不是那个惠特曼。旷阔豪迈在一面，孤独寂寞在另一面，这也就是筱敏所窥见的“草叶的背面”。还有瓦尔登湖的梭罗，他远离文明之地而离群索居，做的也仍然是“孤身试验”。孤独未必是筱敏生而喜欢的，却是她所必须面对的。孤独是人生的实存，只是在于我们是否发现，是否有勇气面对它而已。筱敏在论及诗人的时候，把这种关于孤独的意识表达得非常明确：“我不认为诗人的出生必是因了曙光的鼓荡，事实上，更多的诗人叫喊，是因为他们感受着灾难的临近。无论在历史的深处，还是在人心的深处，最为重大的事件都是无法言说的，它们处在一个言语从未抵达过的疆域，惟赖风的呼啸，还有骨骼在风中的震栗。”

一个恒在的问题：“家在哪里？”筱敏有一篇散文，叫《无家的宿命》，写的是流亡者。又有一组散文，总题就是《家》，写的是禁闭者。最后一篇题作“路上”，其终结处，恰是托尔斯泰“终结在路上”。这是具有象征意味的，所谓希望，仅仅是把一条由他刚刚开始的路留了下来。路，这很使人联想起鲁迅的名篇《故乡》结尾关于希望的譬喻。它所以让人思索不尽，是因为它所包涵的，归根结蒂，是一个“有”和“无”的哲学问题。

筱敏欣赏克尔凯郭尔关于人类的中心要点在于基数“一”的说法，并且称真正的思想者都为这个高贵的基数“一”所迷，所以才有内心里和事实上的接连不断的逃亡。脆弱是因为“一”，而坚强也是因为“一”。对筱敏来说，以众凌寡，是悲剧感的来源；以寡敌众，则是英雄主义的美学依据。

反抗是一种特殊的逃亡。因为除了反抗，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让人摆脱卑贱，孤独和痛苦的境遇。反抗无疑是对付霸权的，无论这威权来自何处，是统治者个人，还是社会集体，总之它是实有的，已成的，秩序的，庞大的，代表的是专制和奴役。由于女性和知识者是以弱势的角色出现在筱敏的文字中的，因此，她心目中的反抗者，叛逆者，革命者，都只能来自他们中间。反抗有着不同的方式。秋瑾，贞德，卢森堡，直到李九莲，她们是火凤凰，是轰轰烈烈地奔赴死亡的；法国大革命中的两位女刺客铤而走险，乃因为反抗蜕变的革命和盲目的暴力而走上断头台。十二月党人选择了无期的流刑，而他们的妻子，则选择了以苦难为伴，从而上升为山峦。妃格念尔是孤身的反抗，囚禁并不曾磨损她的意志与尊严。还有一种反抗。这种反抗，不是外向而呈迸裂状态，而是闭合的，固守的，静止的，拒绝屈从与同化。狄金森，克洛岱尔，茨维塔耶娃，从岩浆到石头，从火焰到碎银。居里夫人的寻索也是一种反抗，她孤独地走完全程，至死都在捍卫不可让度的自由。这些反抗者，他们只是“一”，是异数，他们注定是无助的。尤其是女性，当她们不得不去承受为男人所放弃的苦难与责任，承受非个人的悲剧时，无疑是更为残酷的。于是，一切反抗性行为，临到最后，几乎无一不是导致失败和毁灭。这就是筱敏眼中所经过的历史和人生。正是为此，她称颂的惟是残留于血迹、灰烬和废墟之上的受难的精神，不屈的精神，崇高的精神：“为了做一个人，只为了做一个有人的尊严的人，你成了英雄。在不承认人的存在的时代，你拒绝做奴隶，于是你只能选择英雄。”在这里，英雄不是君临万众之上的集体命运的操纵者，而是被孤立的个人。他们很可能不堪一击，但是之所以仍然堪称英雄，是因为他们决心改变被奴役的地位，并且把这种反抗的欲望付诸以卵击石般的行动之中。筱敏说：“一个时代哪怕什么也没留下，却留下了一个人，一位圣洁的、伟大的女性，如荒漠中兀立着一座崇高的山，这个时代就是伟大的。”“惟因为有了崇高的悲剧，人类的整个生存状态得以向上延伸。”筱敏独自奏响的英雄赞歌，同时也是英雄悲歌和英雄挽歌，此中不但富有古典的庄严与崇高，而且充满着现代的悲剧感。在作者看来，英雄主义是同牺牲和痛苦连在一起的。

《在暗夜》有这样一段深情的倾诉：‘何处是我的尽头呢？’你说。当这内心的询问穿过一百年的暗夜抵达我的时候，我就在暗夜中擦燃一支火柴，然而火光瞬间就熄灭了，灼伤的惟有自己的手。我只能以内心的颤动告诉你：实在我们没有尽头。妃格念尔！

反抗没有尽头，痛苦也就没有尽头。行文至此，筱敏的英雄赞歌便从最高亢处滑落低音区，而以无限低回的调子重复诉说个人的柔弱与无助。悖论是一个圆圈，她回到了原点。于是，我们看到，西伯利亚硬利的冻土上，有温软的贝加尔湖的寂光；在满天星光之夜，蓦然降下沁凉如水的泪滴；是灿烂的午后，那个女子的一双渐渐暗淡下去的眼睛，透过荧蓝的幽光，仍然在凝视着别一世界……这些结局，都是与传统的“大团圆”相反的。筱敏并不曾遮掩英雄的败绩，甚至特别注重这败绩，对她来说，或许会认为这正是人类光荣的所在，所以才用了满含崇敬而忧伤的言语，抚哭叛徒，并藉此安慰自己，和同时代的人们。

由于个人无力维持自己的尊严和自由的权利，因此，也就产生了联合反抗的社会革命思想。从本质上说，革命思想是人类的理想，是人类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斗争的前奏，以致贯串斗争的始终。筱敏赞美革命，一如不断地赞美理想，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是可以理解的。

她有一个散文集子，名字就叫《理想的荒凉》。所谓“乌托邦”，对于她，与莫尔设计人类未来社会的“大一统”思想完全无关，不过借作理想的代名词而已；而赋予的意义，是正相反对的。当理想异化为专制的现实，革命因僭妄而演变为纯粹暴力，她坚决反对，态度十分决绝。但是，哪怕人类经历了一万次这样的劫难，她仍然不会放弃对革命理想的追求。

专制与革命，在筱敏这里，是一直胶着在一起的。历史上的专制主义者总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所以，对于革命，筱敏总是从个人性出发加以判断。她认为，革命不仅仅是社会运动而已，它必须使每一个人——无论贵族或平民——都能获得自由的权利与人生的尊严，而不是相反。这种检验革命的方式是极为简明的。对她来说，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其实都是针对人类个体的生死得失而言；甚至可以归入个人主义的名下，通过个人主义去破解这所有一切。在她看来，三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她不需要那种繁琐哲学。对于那些标榜为伟大正确的主义，理论与宣言，也都同样如此，她认为是必须经由个人的体验而后才告成立的。总之，个人权利就是一切。这是颇有点“原子论”的味道的。然而，筱敏又通过人类的“类”和人道的“道”，把所有个人在无形中联系了起来；这样，不管如何言说个人，都有一个“场”的存在。她反对的，惟是通过固定的组织加强这种个人之间的联系，以致在权威的参与下，形成一种控制的力量，最后取消个人。在关于纳粹德国的一组随笔中，筱敏以浓墨书写个人自由的信念和理想；而这，不同于英雄赞歌的是，它是通过揭露权力的强化和群众的盲从，也即挑战政治霸权和社会霸权进行的。纳粹党人，这些极权主义者，一方面限制和禁止言论出版自由，大量焚书；另一方面利用语言巫术，积极推行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活动，在社会上散播种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感情瘟疫”，制造群众的卑怯心理，偶像崇拜和宗教狂热，使他们“甘于服从圣命，甘于自我牺牲，甘于被奴役被蹂躏”。整个民族达成了一种共识，就是：秩序比自由更重要。集会高呼：“党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此时，在个人之上，便有了庞大的集体，有了党，有了民族和祖国。这种现代独裁无疑是比古老的君主政体更为严厉的。过去是由个人最大限度地剥夺，现在则是最大限度地剥夺个人。而对这段“别人的历史”，筱敏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把属于个人的基本的东西从蛊惑人心的专断而混乱的宣传中划分出来，确定它的价值，厘定必要的界限。她断然说道：“无论怎样纯洁的血统，怎样至上的民族利益，怎样炽热的爱国主义，也绝不能取消我们的自由和权利，绝不能把自己与专制体制或大独裁者联结在一起。”

这是筱敏与张承志明显不同的地方。关于民族尊严问题，她认为，这是必然地同个人尊严连在一起的。她说：“什么是民族的尊严？一个将公民的眼睛和嘴巴贴上封条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取消大脑，践踏个人自由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倒伏在专制强权之下，到处流行政治的情感瘟疫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无视个人尊严的民族是没有整体的尊严的。一个拒绝审视自己，用一些含糊的修辞遮掩罪过，拒绝忏悔的民族，同样是没有尊严的。”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复杂的革命，至今学术界聚讼纷纭。筱敏涉足其中，只是出于社会运动的吸引，试图探测与个人的记忆相叠合的内容而已。关于这场震荡了整个欧洲的血腥的大革命，她有一个发现就是，平等的原则古已有之，并非为大革命所开创，惟有自由的原则，才是大革命的旗帜。个人的自由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筱敏同意按一七八九/一七九三年划界，把法国大革命分为前后两部分，就是因为前期是确立和坚持自由—人道的原则的，后期则是叛卖了这些革命的原则的。筱敏与保守主义者对罗伯斯庇尔的否定，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后者是通过否定罗伯斯庇尔而否定革命，一些否定卢梭的论调其实也如此；而筱敏的否定，正好是为了肯定革命的原则，并力图予以辩护。关于革命后期的血腥行动，筱敏这样说：“一七九三年是血腥的，与其说这是革命的血腥，不如说是专制——革命专制依然还是专制——的血腥；与其说这是革命的惯性，不如说是专制的惯性，与其说是平等的祈求所导致的恶行，不如说是整体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传统惰性所导致的恶行。”关于革命自身，她有一个意见，可以看作对“告别革命”一流论调的退一步的反驳，说：“革命是否可以不爆发，这固然是一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但它爆发了，也就提供给我们另一种思考方式，去思考我们严酷的生存处境。”革命是对专制的否定，革命必然是个人自由的保护神。筱敏正是抱着这种信念，而不是遵从别的教条否定六十年代在自己的国土上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

她对“文革”的定义是：“这是一个以人民的名义压制个人的时代”，“强制噤声的时代”。对于“文革”，人们往往在“民主”与“法制”的题目上做文章，筱敏则突出地站在个人自由的支点上。“民主”与“法制”所以流为泡沫概念，其虚伪性，就在于以人民的名义剥夺个人，以专政的名义剥夺自由，而且剥夺起来还居然那么冠冕堂皇，义正词严！筱敏在《成年礼》《革命》等多篇文章中写到红卫兵运动，在她看来，所谓“文革”史，也就是红卫兵的运动史。有一段记忆，这样写道：“一九六八年对于红卫兵的一代也是一个界线，他们有的被体制抛弃了，有的被体制吸收了。姐姐的幸运，使她必然地归入了被吸收的一边，也许她反叛的性格使她被吸收的过程比较痛苦，但她到底没有逃逸出来。这是我以为与革命的美感不相吻合的一个结局。”

这里特别提到一个体制问题。所谓“与革命的美感不相吻合”，就是说，红卫兵运动仅有的一点自由气息被体制化了。在这里，即使筱敏的看法颇异于时行的全盘否定红卫兵运动的结论，但也不同于张承志的肯定式。无论筱敏以怎样赞许的目光看待红卫兵对体制的冲击，或是以悲悯的目光送走红卫兵运动的最后的残辉，她始终在烈火和灰烬中寻找那一颗自由的种子，人类生命和思想的脆嫩的胚芽。